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连载31) - 孙春龙 - 孙春龙的博客《异域1945》,新华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31.    许多老兵都写有回忆录,凌乱的描述与满篇错字的文章中,是历史的真实细节

      和其他远征军不同的是,提到回家探亲,张富鳞并没有一丝心动。在被问及原因时,他反问我是否读过《桃花源记》,“里面的人在回答外面的人的问话时说,‘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
    张富鳞的家在山东济南。“几年前,曼德勒来了个山东的艺术团,我问他们济南离明街的老房子还在不在,他们说早就拆了盖成大洋楼了。”张富鳞说,“原来的家没有了,我也不想了。”
    这个理由难免有些牵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奇怪张富鳞为什么对故乡毫无眷念,直到两个多月以后,当我再一次抵达缅甸接老兵回家,再一次拜访张富鳞时,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具体为何,后文再述。
    采访完张富鳞,我在番体惠和王荣森的带领下,来到了老兵林峰的家。番体惠和王荣森,一个是曼德勒明德学校的副校长,一个是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的副秘书长,都非常热心,在后来老兵回国的活动中,两位出力不少。
    林峰已经知道我要来采访,桌上摆满了水果和点心。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女士的遗像,约莫50岁,端庄大方。一打听,才知是林峰的太太,刚刚去世两个月。或许是为了打消我的疑虑,林峰说,那照片是夫人很早前拍的。
    让已经去世的夫人依然以如此美丽富态的姿态出现在客人面前,让我不得不多问几句,也果然有故事。
    林峰的夫人名叫多秋莹,是云南省德宏州潞西县遮放镇人,其父亲多英培曾为遮放副宣抚司第20代土司。在《潞西县志》上,我看到过多英培的介绍。多英培也是命运曲折。1937年抗战爆发时,多英培正随云南省主席龙云在上海游览,随后立即取道香港、仰光,返回遮放,并积极筹集钱粮,参与了滇缅公路的修筑。1942年年初,中国远征军途经遮放开赴缅甸抗日战场,多英培又筹备军粮,支援前线。潞西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了便于统治少数民族,挟逼其充当维持会副会长,多英培屈服于压力就范。但潞西抗日救亡团向他借枪借钱,他又慷慨解囊。解放后,多英培在共产党的劝说下,积极参加稳边工作,并历任遮放区区长、潞西县副县长、德宏州政协副主席等,当过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还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接见。
    为了整个家族的安宁和生存,这位一生中都在妥协忍让的土司,最终依然没能逃脱“文革”的洗劫,于1969年1月18日被批斗致死。
    林峰结识多秋莹,是在中国远征军收复芒市、遮放、畹町之后,那之后不久,日本宣布投降,抗战结束,林峰觉得已经为国家尽到了责任,便请假留在芒市,伺机准备前往印度和家人团聚。在芒市,林峰受到多英培的邀请,到遮放司署任民政股长,帮助成立学校、医院以及参与中缅堪界等工作。在这期间,林峰认识了多秋莹,并于1949年春带领多秋莹来到缅甸腊戍,后在南山建立茶厂,经营了30年茶叶,之后于1985年搬到曼德勒开了一家洗车厂,安度晚年。
    关于林峰如何带走多秋莹,有几种说法,一是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林峰看形势不对,逃亡到国外;另一种说法则更为传奇,林峰和多秋莹是私奔,后来土司父亲带着兵扛着枪准备去抢回女儿,在别人的劝说下才作罢。直到多英培去世后,夫妻两人才回到遮放为老人办理后事。对于后一种说法,林峰并不否认,开玩笑说,他们帮土司赶走了日本人,拐他的女儿做老婆算什么。
    让人感叹的是,这位出身高贵的土司家的小姐,跟着林峰受尽了颠沛、贫穷、歧视,却无怨无悔。
    林峰原名林少京,1923年5月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父亲在当地开着一家皮革厂。6岁那年,父亲去世,林峰和母亲辗转新加坡、,回到了故乡广东梅县。1942年春天,林峰正在读高中二年级,那时日本的侵略正处于疯狂阶段,、潮州、汕头相继沦陷。梅县县城到处都是抗日标语,年轻的林峰热血沸腾。那时中央各军事学校经常到梅县招考,林峰几次都考上,但考虑到他走后,只留下母亲一人在家,就让别的同学顶替而去。最后一次林峰考上了中央无线电军事通讯学校,林峰告诉母亲的时候,没想到母亲很是深明大义,并叮嘱他要好好为国效力,打完仗尽早回家。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永别。
    从家里徒步到县城,再徒步到韶关,之后搭乘火车到湖南衡阳,由衡阳再转往广西羊角山训练营受训,一路上,饭也吃不饱。在羊角山没几日,林峰和战友们又被调往昆明受训。林峰说,那一路上好多人因得了霍乱而死去。在昆明受训结束后,林峰被编入第十一集团军无线电情报总台任职,随后被调入总司令部参谋处任上尉书记。第十一集团军是参加滇西反攻战役的主力部队,经过极其惨烈的8个月激战后攻克龙陵、松山、畹町等地,与滇西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及中国驻印军反攻部队共同打通滇缅路,在芒友胜利会师。
    每次打完仗,林峰都会跟随长官前往战场视察,印象最深的是松山:满山都是被炸翻的黄土,不见一草一木。林峰说,日军败退后,还会想一些恶毒的手段害人,有时用枪支或者其他用品,绑上炸药,引诱人去拿取,一不小心就会上当。
    林峰有四儿四女,均大学毕业,且有着相对稳定的收入,所以从经济状况上来说,他比其他老兵好不少。让林峰一直感激的是,逢年过节,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的官员总会看望、慰问他们,每逢重大活动也会邀请他们参加,“请柬上‘抗战老兵’四个字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肯定。”
    告别林峰时,他送了我一本他自己的回忆录,其实只是三张大16的纸,配了一张封面,上面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军旅生活》,字是手写复印的,侧面用胶带粘贴在一起。我让林峰帮我签上名,他也慨然应允,戴上老花镜,十分认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我曾见过许多老兵都有这样的回忆录,凌乱的描述与满篇错字的文章中,是历史的真实细节,但这些,却因为经历者的卑微,被忽视,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