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和后极权时代末期的前苏联很相似,社会呈现整体溃败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权钱交易肆无忌惮,腐败成为当官施政的主要动力,无耻是体面的通行证。
二、 贫富极度悬殊,富人的巨额财富多是通过非法手段聚敛。
三、 社会道德崩溃,道德底线失守,职业道德、操守荡然无存,寺庙学校从精神支持堕落成骗钱猎色的陷阱。
四、 公权力失控,政府纠错力公信力丧失,基层政权山寨化,黑社会成为广大基层的“影子政府”。
五、 潜规则代替制度公德成为为官为人之道,全社会出现信仰危机,不讲原则没有敬畏,只看到急功近利而无长远思维。
六、 病态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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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个方面人们容易理解,这里只阐述一下“病态经济繁荣”。
前苏联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GDP仅次于美国。
虽然苏联后期的经济总量实际落后于日本,可自欺欺人的“极权统计学”弥补了这一不足,世界都倾向于相信苏联GDP世界第二的假象。
既然高居世界第二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自然是“繁荣昌盛”的;但这种繁荣是“病态”的,繁荣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危机。
一方面是GDP“持续高速”增长;一方面是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准得不到实质性的改善,多数莫斯科市民每天依旧为排队买面包发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反常景象呢?
因为专制苏联的经济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
全国的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又以军事工业为先,也就是全国资源优先用于制造战争武器?
结果GDP的很大一部分转变为庞大的武器库。武器不能用于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准,连能否增加国家实力也不确定,因为武器既可用于抵抗外侮也可用于自相残杀的内战。专制体制又不可避免造成社会分裂,用于内战的概率通常远大于外战的概率。武器一旦用于自相残杀,不但不会增加国家实力,相反会大幅消减国家实力。
所以前苏联相当大一部分GDP在武器库里浪费掉了。
除了结构失衡外,专制经济普遍效率低下浪费惊人,虽然GDP总量很大,但利润和增值相当有限,而真正能够增加国家实力的是经济增值部分。
这就好比某山村的农民为了快速致富,一月内砍光了山上所有的树木并变卖成人民币。山村在那个月的GDP无疑是很可观的,但增值部分却很少,农民手里的人民币虽然多了,可山村并没有因此真正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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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天的经济总量号称世界第三,并且在年初高度自信地宣称今年会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在国际上“表现出来的经济实力”和前苏联相当。
中国经济实力是否在玩前苏联的“极权统计学”把戏还有待历史来确证。
中国今天的经济状况感染了前苏联相似的病菌,并且病情更为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经济结构不合理,房地产业畸形繁荣。
二、 经济浪费严重,官员的“政绩工程”和工程回扣推动的“豆腐渣工程”基本上多是把钱往水里扔。
三、 涸泽而渔、焚森而猎式的资源过度开发,不但寅吃卯粮失去发展后劲,还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
四、 经济效率低下,很多国有企业基本上是负效率,全靠吃制度的饭靠纳税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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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的畸形繁荣必然导致虚高房价,超过了多数需房族的购买能力,造成商品房的大量空置。当大量商品房卖不出去时,就会象前苏联的武器库一样无法转变为经济实力。
结果中国相当大一部分GDP在房地产里浪费掉了。
中国的GDP虽然很庞大,但实际经济增殖和前苏联一样很有限,国民经济实力的增长远没有GDP的增长那么振奋人心。有人甚至怀疑中国经济实力在近几年是负增长?
这就是“病态经济繁荣”的实质:GDP 高速增长但经济实力低增长或负增长。
于是中国一样出现了前苏联末期的经济怪状:一方面是GDP持续高速增长;一方面是广大民众的生活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多数平民“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因为经济依旧在病态繁荣,统治阶层只看到眼花缭乱的经济繁荣景象,对繁荣背后的深重危机视而不见,依旧“自我感觉良好”,导致对政治变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从而失去了权力上层主导理性社会变革的天赐良机,特权阶层也因此失去了从暴发户土财主进化为贵族绅士的机会。
总之今天的中国成了又一个后极权末期的前苏联,社会呈现整体溃败的趋势。


当社会呈现整体溃败时,就必须大刀阔斧对原有的社会体制做出根本的变革,否则社会肌体就会死亡。
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开放党禁报禁,下放民权,果断告别极权专制走向民主法治,使前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重新焕发出了生机活力,把国家推入文明进步持续前进的轨道,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了万世福荫。
叶利钦不愧是大气魄大胸襟的命世英雄,在关键时刻拯救了国家,拯救了民族,拯救了人民!他将作为“民主俄罗斯之父”载入俄罗斯国家史册。

命运在关键时刻总是不肯“天佑中华”,走到溃败路口的大中华没有总结吸取俄罗斯的成功经验,而是错把“成功经验”误读成“失败教训”,居然把“避免俄罗斯模式”做为政治变革的底线?
当专制统治走向死胡同时,前进的道路只有“民主法治”一条,除此别无其他选择,也就是说“俄罗斯模式”是专制中国“文明进步脱胎新生”的唯一模式。如果拒绝这种模式,就只剩下倒退自杀一途。
于是我们正在做“倒退自杀”的准备工作:拒不履行宪法第三十五条作出的民权承诺;拒不开放党禁报禁;拒不进行基层政务官直选……
我们不但没有开放民权,相反还在变本加励剥夺民权。我们加强了新闻检查,连互联网这块极为有限的言论自由也不放过,铺天盖地的“敏感词”、“设为私密”、“删除”、“限制回复”等网络杀手让有民族责任心的“良心写手”举步维艰。
专制体制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铁腕人物极权独裁;一是特权政要“集体领导”。前者以斯大林苏联,毛中国、希特勒德国为代表;后者则是后极权时代前苏联的典型统治模式。后者比前者无疑要进步一些。
今天的中国也是“集体领导”模式。
可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却呈现出向极权独裁靠拢的趋势?
中国政治正在呈现大倒退的倾向。
用极权独裁替代“集体领导”无疑是“专制的反动”,一个民族选择极权独裁等于是选择“自杀”。斯大林苏联、希特勒德国、波尔布特柬埔寨和毛中国就是最生动的先例。
斯大林的大清洗让苏联党政军力量在和平时期“全军覆没”?毛太阳把多数当权派和知识精英送上刑场、监狱和示众台,同时把全国人民的多数毒化成自觉或不自觉的冷血凶手?希特勒和波尔布特则毁灭了自己的国家……
当前苏联拥有强烈民族责任心的政治精英毅然决然告别专制走向民主法治时,我们却在走回头路呼唤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文革派”社会力量在今天的中国朝野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已在西南某山城进行了成功的演习。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差一点就让中国万劫不复。如果中国再来第二次文革,就会永远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
上天也许会原谅一个民族在一个巨坑里跌倒一次,但绝不会给在同一个巨坑里跌倒第二次的民族第二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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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尝专制苦果的苏联和中国,在社会剧变的十字路口,为何选择绝然相反的方向?苏联走向民主法治我们却呈现极权独裁倾向呢?
对于一个步入专制溃败期的国家来说,选择民主法治是文明进步脱胎新生;继续强化专制走向极权独裁则等于倒退自杀。
在同样的困境面前,两个难兄难弟为何会做出绝然相反的选择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赫鲁晓夫和邓公的拔乱反正说起。
苏共良心元首赫鲁晓夫在执掌克里姆林宫时期,对专制魔王斯大林的野蛮暴政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曝光。这个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和卫国英雄最终成了迫害狂和神经病的代名字。
当斯大林的真相揭穿后,多数苏联人民普遍不耻于斯大林的兽行,并对他代表的野蛮时代厌恶憎恨。
赫鲁晓夫不但把斯大林请下了神坛,还毫不留情把他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这是对苏联历史负责任的大手笔!
毛太阳的“人民民主专政”对国家民族的伤害比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毛遗产的继承者邓公个人的伤害也远远大于赫鲁晓夫的悲剧。
无论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还是给国人一个交待,毛太阳统治都应该得到比斯大林更为彻底的正名。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公在执政的最初几年采取了较为认真负责的态度,否定了毛太阳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拉倒了无处不在的毛语录碑和毛雕像,把毛太阳从神坛上请了下来。
但邓公的负责任政治家气魄很快半途而毁。
邓公对毛太阳的感情是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作为一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到了毛太阳对国家民族造成的深重伤害,认识到只有彻底否定毛太阳才能使国家民族重获新生;另一方面又颇为迷恋毛太阳高超的政治手腕和领袖威风,很想站在毛太阳的位置上过把瘾?在国家、民族、个人三者间的利益进行权衡后,邓公的政客基因最终战胜了政治家责任心,做出了偏重个人感受的选择,决定保留毛太阳时代的基本政治框架,确立自己不可动摇的元首地位,这样他就不可能彻底否定毛太阳。
结果邓公对毛太阳的功过进行了“三七开”,把毛太阳请下神坛后又转而肯定了他的大方向。
结果对毛暴政的清算只涉及到皮毛就浅偿辄止,毛太阳犯下的绝大多数反文明暴行都被官方严密捂起了盖子,成为文化人不能涉猎的理论禁区。
于是毛太阳的大众形象被邓政府有效维护起来,没有象斯大林那样被还原历史真相。
这是一个对国家民族遗害无穷的机会主义“和稀泥”。
中华民族必将为毛中国问题“和稀泥”付出巨大的代价!
上世纪八十年代过去后,官方为了应对专制危机,不惜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开始重树毛太阳的形象,通过影视剧重新把毛太阳的形象神圣化,从《大决战》、《开国大典》、《长征》到《建国大业》,从古月到唐国强,毛太阳的形象在国民心中越来越高大,最终上升为能力超人战胜邪恶力挽狂澜的大领袖大英雄。
中国人总是容易健忘的,中老年国民此时对毛太阳暴政已经淡忘模糊;青年一代根本不会相信毛太阳也会犯错误?他们对真实的毛太阳一无所知,他们心中的毛太阳不过是古月唐国强扮演的那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天才大英雄。
于是毛太阳再度上升为普通中国人的希望之星和政治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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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贪污腐败是专制溃败期绝大多数国民普遍感受到的切肤之痛。
惩治贪污腐败也就成为多数国民心灵的强烈期盼;成为社会变革的第一要务。
惩治全国性的贪污腐败有两种可行的途径:
一是强人独裁;一是民主法治。
强人独裁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反腐途径。政治强人为了变集体领导为个人独裁,把“领导班子”的权力集中于自己一人之手,通常都会选择暂时与民众结盟的策略。为了赢得民众的拥戴,就得办几件令广大民众大快人心的大事,解决民众的切肤之痛,反贪打黑无疑是最有感召力的政治旗帜。
政治强人集权之初,通常都会干几件反贪打黑的大手笔来赢得民心。“班子成员”的集体腐败被适度遏制后,领袖个人的腐败空间就大为扩展,官僚集体腐败就顺利转变了“一个人腐败”。不要小看领袖“一个人腐败”的破坏力,其负面影响一点也不亚于于集体腐败的破坏合力。斯大林和毛太阳个人的惊人腐败就是最生动的例证。
毛太阳在文革期间一人独霸全国印刷业一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1966年,为了保证 “红宝书”的印刷能力和纸张供应,文化部和国家科委通知各科技出版社,初版科技新书“可出可不出的”“坚决不出”;再版图书“一律不印”;刊物能并则并,不能并的要么减少篇幅延长刊期,要么干脆停办;为了“突出政治”,印制、发行、传播“红宝书”不能算经济账,凡托运或邮寄“红宝书”,邮局一律免收运费、装卸费、邮递费;财政部对印刷、出版、发行“红宝书”全程免征税,中国人民银行对凡此类用途的资金免计利息。1966年至1970年,中国印刷业成了为最高领袖一人服务的行业,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出版了42.06亿册,毛泽东画像和摄影像出版了41.55亿张,单张毛泽东语录20.72亿张……
毛太阳在全国人均存款不到2.5元的情况下,拥有高达1.4亿巨额私人存款?在剥夺全国文化人稿费的前提下,独享近亿元巨额稿酬?在大饥荒和文革的困难岁月,在全国建起了61座豪华行宫……
所以强人独裁只能遏制集体腐败于一时,代之以独裁者个人的疯狂腐败。等到独裁者的神像倒塌时,权力人物的集体腐败会变本加厉。
清算特权阶层是欲大权独掌者为权力铺路的必要手段。强人独裁式反腐机制,特权阶层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中的多数会受到残酷的清算,被强人发动的群众运动 “一锅烩”,不但丧失了聚敛的巨额非法财富,连人身尊严也会被无情践踏,甚至连生命也搭进去,亲属也受到株连。特权阶层被整体清算后,人民也没有因此苦尽甘来,他们的权力依旧没有制度保障,甚至于被剥夺践踏得更厉害,个人自由人权则被剥夺馨尽,等到人民最终发现自己被利用被欺骗时为时已晚。因为独裁者只把人民当做个人集权的政治打手而无意和他们分享政治蛋糕,就象毛太阳对待红卫兵一样,利用过后就被整体赶出城市,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民主法治是一劳永逸从根子上铲除腐败的有效方式。把全国各级官吏的任免升降监督权交还到民众手中,在职官员受到自由新闻媒体、独立司法机关和常设民意机构无孔不入的监督,跑官要官行贿拍马现象就会自行终止,腐败也会很快曝光并受到毫不留情的制裁,巨贪和长期作案几乎不可能,不会等到贪污上亿元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才发现,而是一起贪念一行贪举就会被曝光惩治。。
民主反腐机制只清算贪官污吏的罪行,但不践踏他们的人身尊严,也不诛连无辜亲属。人民则赢得了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力,成为国家权力的真正主人,个人自由和人权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

前苏联因为对斯大林暴政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当民众苦于全国性的公权腐败时,自然不会想到走斯大林式强人独裁的道路来惩治腐败。反贪反腐是势在必行的,既然斯大林道路行不通,剩下的路就只有民主法治了。
所以俄罗斯走上了民主法治之路。
中国走到专制溃败的十字路口时,毛太阳已再度跃升为普通中国人的希望之星。因为主流媒体对西方长期的恶意宣传,“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宪政“等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在今天的中国居然被很多国民视为”西方反华工具“?这真是咄咄怪事?就象沙漠居民咒骂谈水一样不可思议?从这点可看出我国的奴化教育结出了何等灿烂的恶之花?
当燎原烈火样的贪污腐败一再挑战中国人的忍耐底线,“民主法治”又等同于“汉奸卖国”时,中国人很自然想到去毛太阳那里寻求惩治腐败的药方,很自然想到毛太阳的得意作品文化大革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文明悲剧,正在被越来越多国民视为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
于是越来越多的国民开始呼唤能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领袖,呼唤政治强人操控的革命。
于是中国呈现出加强专制,走向极权独裁的倾向。

中国的前途浓雾迷茫,除非高层出现大气魄,大胸襟且拥有强烈民族责任心的“命世英雄”,否则中国逃不了自己的宿命,从武则天以来的一千三百多年一直延续的倒退宿命。

中华文明自武则天以来的一千三百多年一直在坚定地走下坡路,今天是倒退的底线吗?

那呼唤盗火者的百万里神州啊?西度唐僧可曾是为了普罗米修斯的梦?

二0一0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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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博客/百家争鸣/熊飞骏的博客
(专制溃败期为何苏联开放民权中国加强极权?/熊飞骏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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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05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