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主:机遇与挑战
胡伟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演
作者:胡伟
来源:文汇报
来源日期:2009-8-22
本站发布时间:2009-8-26 16:00:01
阅读量:151次
网络与民主 – 崇仁书院 – 崇仁书院 ChongRen School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互联网从研究领域逐渐进入公众领域,网络政治(cyberpolitics)、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等概念蜂拥而至,构成全球范围内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道新的风景线。“网络民主”会将现时代的政治社会引向何方?乐观主义者坚信新技术的应用会更加促进和捍卫言论自由和民主质量,而悲观主义者则担心新技术难免让少数人左右和操作大众的情绪,甚至会出现“无政府主义”、“电子法西斯主义”以及“情绪性民主”。就中国而言,人们对网络民主的热情更甚于西方社会,对网络民主的评价也更为正面和积极。相形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对网络民主更为谨慎,而中国更为乐观;国内学术界更为谨慎,而政府和社会公众更为乐观。这种反差本身,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在今天互联网的技术条件下,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已经被突破。网络民主为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广度和深度。

鉴于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在发展的过程中,加之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网络民主的意义和作用在中国表现得更为典型,也更为重要。互联网不仅可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且也可能为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的实现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讲演者小传

胡伟

1964年生,政治学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政治学会、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政治学会、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等。曾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访问或任教。

出版著作多部,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

一、“网络民主”的新动向和新课题

互联网的诞生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政治参与的方式、结果和目的,打破了信息传递的壁垒。与工业文明时代国家集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民主”能够克服传统民主政治中单向式、集中化的政治传播模式,从而突破传统民主模式的某些局限。

实际上,对于当代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会可能带来什么影响,在互联网诞生之前知识界已经有所关注。早在1977年,著名政治学家海因兹·尤劳就对“电信民主”(teledemocracy)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富有影响的研究。1982年,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大胆预言,“在立即可分享信息的时代,代议民主制已过时,参与式民主变得重要”。

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1983年出版了《预测与前提》一书中也认为,比起工业社会,经历科技革命“第三次浪潮”的社会将可能更加民主,“电子计算机对政治体系带来了难以数计的冲击。那些集中化的大型电子计算机也许将增加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能力,但非集中的、小型的电子计算机网络却会加强个人的力量。”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的运用,对网络民主、数字民主、电子民主的研究在国际上成为一个新的课题。例如,美国学者葛莱米·布朗宁和丹尼尔·魏兹纳在1996年出版的《电子民主——运用互联网影响美国政治》、英国学者罗莎·查葛若西诺在1997年出版的《网络民主——技术、城市与市民网络》、英国学者布莱恩·娄德和巴里·黑格在1999年出版了《数字民主:信息时代的交流与决策》等,均以互联网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这些研究,给国际上的民主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也昭示着人类社会民主发展在新技术背景下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新动向和新问题。

不仅知识界如此,各国政府和政治家对于网络民主也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运用。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bbs.peopl e.com.cn)通过视频直播同网民在线交流。这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首次同网民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虽然只有短短的20分钟,但是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却非同寻常。民众和媒体对此做了非常积极的解读,认为此举代表执政党认可了互联网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等方面的作用。进而,在2009年“两会”开幕前的2月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并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数以亿计的海内外网民纷纷登录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他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向总理提问,因此有评论认为2009年的两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互联网开始的”,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将“E两会”推向了高潮。

同样,2008年的美国大选也翻开了美国网络民主新的一页。奥巴马在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的同时,也被称为“第一个互联网总统”。与此相对应,美国选民们对互联网的利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外,在胜选以后,奥巴马竞选办公室通过电子邮件向数百万支持者发出了一份4页的网络调查表,征求美国公民对奥巴马政府未来施政方针的意见和建议。结果,有55万人参与了调查。这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有效的网络民主运动。

作为一种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互联网的诞生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政治参与的方式、结果和目的,打破了信息传递的壁垒。与工业文明时代国家集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民主”能够克服传统民主政治中单向式、集中化的政治传播模式,从而突破传统民主模式的某些局限。

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5年所写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谈到网络对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时所说的,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影响,“自上而下”的政治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政治过程将被重新考察;世界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变平,并且还在不断地改变各种规则、角色以及相互的关系。这种“平”的世界,也是现实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表现。金字塔式的传统政治结构,正向网络化的扁平状发展。“网络民主”使得公民能针对即时政治事件时能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与直接民主相一致。

那么,上述“网络民主”的发展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互联网对民主政治可能带来哪些影响?“网络民主”能否构成新的民主模式?这些都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对于网络民主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中国来说,理性的思考尤为重要。

二、互联网给民主政治带来的前景和机遇

在中国,互联网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现,正在以出乎预料的速度和力度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直接塑造着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它扩展了民主的监督对象和范围,创造了全新的网络监督模式。

在今天互联网的技术条件下,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已经被突破。Web2.0之后,每个有能力上网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发表言论,并与他人直接互动。由于网络民主具有不受时空限制、传播成本低廉、传输速度快捷等特点,无论身在何地,只要能够上网,就能发表言论,探讨问题,从而激发了公众政治参与的兴趣,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

美国当代文化研究杂志《刺猬评论》在其2008年秋季号的《作为公民意味着什么》专辑中,将互联网民主简单定义为:人们一阅读、二反应、三选择、四参与,则事成。总之,互联网络的推广应用,使社会成员得以在平等基础上更趋广泛地参与政治活动,正像阿尔温·托夫勒所说,网络“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参加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决策人数。而电子计算机可能是自有投票箱以来实行民主的最可依赖的工具。”互联网上的新名词“网民”(netizen)这个词的本意就是“网络公民”,至少理论上每位“网民”在网络上是权利平等的公民。比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网民的在线交流,网民们把胡锦涛称为“中国第一网民”。

网络民主为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广度和深度。政治参与的质量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主观方面是公民的参政能力和素养,客观方面则是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就我国而言,这两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而后者的问题更为突出。互联网的应用,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为我国的民主参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便利的、有效的途径,从而大大扩张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近年来,以中国互联网第一案“孙志刚案”所引发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的大讨论为标志,网民作为一个群体飞速壮大并空前活跃,对政府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2007年到2009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公众通过互联网直接和深入地参与到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广度和深度在中国政治过程中是前所未有的。而在这新一轮公众参与的狂飙突进中,政府也难能可贵地做出了有益互动。对于还需要不断建设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网络民主”构成了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的新途径,对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起着不可替代且立竿见影的直接作用。

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信息传输介质,开放式的网络平台,“近距离”的对话窗口,高速率的数据统计,多元化的信息处理,这些不仅有助于畅通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培养公民的参政能力,而且也为直接民主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从而有望实现对选举民主和代议民主的超越。人类对于民主的探索,经历了从直接民主向代议民主的转变,这种转变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人口庞大的社会,直接民主在传统上没有可以实现的技术条件。而代议制民主理论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主在人数上的限制条件,这在近代以前曾经是众多反民主观点的关键理由。因此,代议制的出现在巨大的领土和时间范围上可望实现民主政治,曾被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密尔誉为“现代性的伟大发现”。然而,互联网的出现则动摇了代议民主以往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再次唤起了人们对于直接民主的向往。至少,它使直接民主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能够得以实现,虽然它还不能取代代议民主的主导地位。

互联网的发展,也扩展了民主的监督对象和范围,创造了全新的网络监督模式。传统的监督基本上是一种间接监督,在其过程中,时间和信息的损耗在所难免,再加之体制缺陷以及各种非正常因素的干扰,监督效力比较有限。而互联网则创造了一种更为直接、快捷的监督渠道,扩大了公民监督的广度和深度,使公民能充分发挥其民主监督的主体地位,也构成了直接民主的某种形式。在中国,从“邱庆枫事件”中单纯的利用互联网表达公民态度,到“孙志刚事件”中网络舆论的呼声推动了立法,再到“厦门XP案”中网络舆论引发出公共事件,互联网在民主监督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2008年末至2009年发生的“人肉搜索”致南京某房产局局长被撤职一案、“躲猫猫事件”以及广东公务员公费出国视频曝光等一系列事件表明,互联网已经从最初的“发声渠道”演变为“监政督腐”的特别平台。在互联网时代,一切政府行为和腐败现象都可能暴露在网民面前并诉诸公众,可谓天网恢恢,这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想象的,也是任何其他权力监督形式都不可比拟的。这种“网络监督”现象在中国尤其引人注目。

以上正像德国明斯特大学的学者维夏德·沃伊克所说的那样:新技术促进和捍卫了民主和言论自由,“新技术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潜力,会使更多人在民主参与的方式下卷入社会生活的洪流中去。”即使对于传统的代议民主,互联网也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可用以优化选举过程和选举管理,对公民投票进行数字化、信息化处理。以网上选举为例,选民可以在网上快速查阅候选人的信息,了解选举规则,可以就相关问题与候选人对话;同时,选举机关可以在网上第一时间收发、统计选票,在网上公开计票结果。这无疑将改进传统的选举方式,增加选举的科学性和公开性。

鉴于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在发展的过程中,加之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网络民主的意义和作用在中国表现得更为典型,也更为重要。互联网不仅可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且也可能为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的实现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三、互联网给民主政治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互联网可能导致的无序化发展,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信息轰炸”和“信息欺骗”。“信息轰炸”在有限的时空内投放超密集的信息容量;“信息欺骗”则是借助在网络中通过技术的方法伪造出一个以假乱真的信息环境来影响公众。

一方面,互联网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新的途径,创造了新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产生了新的冲击。

由于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双刃剑”矛盾性质,在所有让人乐观的地方同时也可能让人悲观。网络民主的无序发展可能损害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互联网可能导致的无序化发展,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信息轰炸”和 “信息欺骗”。在相关研究中,这两种形式都被统称为“信息权术”。“信息轰炸”在有限的时空内投放超密集的信息容量;“信息欺骗”则是借助在网络中通过技术的方法伪造出一个以假乱真的信息环境来影响公众。

正像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顾问委员会委员埃瑟·戴森所指出的:“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同样值得担忧的是,“人肉搜索”一方面为加强权力监督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公民权利和个人隐私造成伤害。而且,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超级计算机的并行处理能力足以实现记录人们所有行为的可能性,人们的每一笔电子消费、每一封电子邮件、每一次信息查询甚至私人生活,都能被电脑忠实记录,这使得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组织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空前强化。

美国政府就一直试图通过政府强制性托管密匙的政策,以便在任何必要的时候检查电子记录的内容。尽管政府可以从保障国家安全的角度列举这样做的理由,但从民主的角度看,让政府掌握几乎可以了解个人全部隐私的密匙,对于民主和人权的潜在威胁十分巨大。

总之,数字化网络发展会引发一系列冲突:个人隐私与社会公开性的冲突、安全与自由的冲突、政府监控与个人自治的冲突、鼓励创新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冲突等,并将会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和公民、大众传媒和接受者之间造成权力平衡的深刻转移。这些都构成了对民主的新挑战。

更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民主本身也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甚至可能对国家的民主体制产生危害,对此不可不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在2002年的著作《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Republ i c.com)中,对于网络对民主发展的影响和对策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在不少人为网络给民主带来的诸多好处而欢欣鼓舞之际,他却指出:新媒体有可能造成一个分裂的传播世界,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也更容易发生,危及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2007年桑斯坦还出版了《Republ i c.com 2.0》,对Web2.0时代的民主问题进行分析,指出网络使人们可以对信息加以过滤,进行个人化的选择,但健康的民主制度需要人们接触不同的意见。这些观点具有广泛的影响。

与代议民主下民意的表达与聚合具有较大程度的均衡性不同,网络民主中的民意很难被均衡地代表,其表达和聚合更加是偶发的、即时的、随意的、无序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早就看到的那样,信息社会对当今世界的冲击也将使“半直接民主”和“少数派权力”成为政治原则。在原子化的互联网上,无数个网民发出无数种不同的声音,多数同意的民主原则被伤害后难以找到有效协调社会整体利益的手段,可能导致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而且,由于“数字鸿沟”还伴随着群体不平等、区域不平等、城乡不平等、代际不平等、性别不平等等问题,正像提姆·鲁克所说:“数字鸿沟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信息的富人和信息的穷人,信息的所有者和信息的非所有者,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因此,网络民主目前还无法找到能够均衡表达主流民意的途径,这一点与代议民主相比,具有重大的局限性和缺陷。

更有甚者,互联网的民主表达还可能成为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海因兹·尤劳在30多年前就不无忧虑地指出:电信民主将导致一种政治的“非中介化”,形成一种“以高科技为形式的独裁的民粹主义”。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这一倾向会得以放大和加剧。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一定程度从技术上突破了代议民主的限制性条件,使直接民主成为可欲的目标,这就为民粹主义创造了条件,并通过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使少数派权力貌似享有普遍的“民意”,进而转化为“多数人的暴政”,使网络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相互助长,从而扭曲民主的精神实质和现实途径。

必须认识到,在目前的条件下,代议民主依然是而且应该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安排,网络民主不能也不应取代代议民主的这一基础性地位,而只能如同其他各种直接民主或参与民主的途径一样,是对代议民主的某种补充。奈斯比特所谓“代议民主制已过时”的预言,至少在可见的将来是言过其实了。对于我国来说,在充分发挥网络民主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防止其带来的潜在危险。在代议民主有待健全和发展的情况下,网络民主一枝独秀地超前发展,其后果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因此,正确处理代议民主与网络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需要予以认真考量的重大战略课题。

张小劲:上午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更多讨论社会层面的,下午我们进入高层和中央这个层面来进行讨论。但是上午有些话题仍然没有结束,特别是关于媒体和现在的网络的问题,所以我们仍然先就这个层面进行讨论,打通了一个从社会基层乃至于中央这样一个横贯层面。

乔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我讲两点。先谈些跟政治有关的,再谈些网络。我差不多十年之前,从这里博士毕业。原来清华人文学院还不在这个楼。我是学国际政治的,后来做政治传播。在中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好像比政治学更繁荣一些。你从电视节目来看,几乎都是探讨国际问题的,讲具体的民生问题的也很多。但真正涉及到政治学、特别是国内政治的,也就是在咱们这个范围谈。还没进入大众视野。从上层来说可能比较敏感,不太愿意谈这个问题。更希望我们研究国际问题,评论外国的事。当然对我们来说,中国的问题更需要研究。

就互联网来说,我讲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互联网在中国有个去中心化、去中央化的特点。中国传统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中央通过媒体来动员也罢,来宣传也罢,媒体都有行政工具、上传下达。但是互联网不同。上午展江老师也谈了,我们现在虽然不是公民社会,但是我们现在进入网络公民社会了,或者叫隐形公民社会。公民都在互联网上,互联网上虽然有谩骂,但并不是街头暴力,而且这些人可能是体面的教授等,都在激烈的评论公共问题。有些人在网上很暴力,但这没关系,毕竟他没有走上街头暴力。跟传统的媒体自上而下的,好像大家都在中央电视台听精神,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不一样,互联网它没有中心化的东西,我爱看什么就看什么,我也可以互发,我也可以转发,我也可以留言。不像人民日报这些传统媒体,你很难互动。这个去中心化,对中国社会来说就不得了,把这个社会的结构、层次在变化。一个小的网站我办好了,我一样可以有影响。像中国选举网,今年被南方报系列为有影响的网站。这在过去不可想象。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哪个级别的?他会问你的。你既不是新华网也不是什么人民网。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用。现在选举网这样的网不是太多了,我觉得还是太少了。当然它的存在本身有可持续的问题。

第二个特点就是互联网的去行政化。它没有什么级别。包括新浪网什么的,你能说他有什么级别吗?我们传统的媒体有级别的,部级啊,局级啊。互联网至少在身份认同上都打破了,相对是平等的。你哪怕再高的级别,你在网络上也是平等的,平等对话。第三个特点是去区域化。我们知道重庆的媒体可能不让登李庄的事情,它归当地宣传部来管。宣传部门你只能管住当地的,但是你管不住互联网。互联网我哪都可以登。国内的各个省、国际的都可以登。所以大家注意到,一些很遥远的事件,可能互联网一登马上变成全国性的事件。我觉得人口多并不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人口多,有了通讯网络,并不遥远。互联网在这样的特点下刚好对我们构建公民社会,包括舆论影响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互联网发展的钱许多是来自于民间,来自风险投资。当然政府也花了很多钱。但我感觉政府花了更多的钱在互联网管理或管制方面。因为不管是企业经济的需求,还是老百姓对信息的需求,确实在自下而上的推动互联网。从政府来讲他们更倾向于管理。尽管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法律法规,没有一个成熟的媒体法,只有一些类似的管理条例。而且好多互联网,中央不承认你是新闻记者,只有官方的人民网、新华网等有采访权。但互联网要参政议政,你不让我去现场采访,我可以把这些当事人请到演播室。甚至我可以编一个,比如据哪个子虚乌有的某国媒体报道等等,你也不知道真假。中国的网民很聪明的。互联网对传统的媒体冲击很大。我们很多都是从传统媒体走过来的,很多学生在看你过去写的书的时候,他们的形态是不一样的。你上课必须用新的技术手段,否则你吸引不住他。我们光讲一些理念的东西,其实学生也都知道。你怎么样让他把理念付诸于行动,通过一些公民教育,通过公民活动,能把他吸引进来。咱们积累了十年的东西,他可能看了选举网等网上的东西一夜之间就知道了。我觉得怎么样把互联网跟公民教育、跟政治改革结合起来,这个问题还需要探讨。

最后一点,讲一下对互联网政治上的认识。前不久,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有一个讲话,针对谷歌事件的回应。她认为相对于传统的西方人讲的四大自由: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应该加一个互联网的自由。就是说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互联网的表达自由。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借助互联网表达。同样在互联网上,你应该能搜索到你想要的任何内容。这对于咱们现有的社会结构可能压力很大。现在我们感觉就是在互联网的自由与控制之间确实有博弈。目前好像是政府在占上风。实际上真正不好的他都没反掉,各种假货、色情、赌博网站都还有。反而把一些政治博客等都在屏蔽关掉,不断加强对政治内容的过滤。怎么样把互联网这个“公共领域”维护住,把类似选举网这样的网站办下去,我觉得这是我们公民教育、政治民主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北京外国语大学):关于网络时代的政治,特别是公民社会,我发表一点个人看法。如果要在中国推进公民社会,我们按照传统的经典理论,就是中国要建立NGO。那么北大去年或前年发表了一个报告说中国已经迈入了公民社会,立即遭到了清华一部分学者的反对。北大的主要理据就是中国现在有40多万个NGO,清华说那基本上是基于政府的,那不是真正的NGO。所以从这个例子来说说,就是说明中国的公民社会可能要寻求新的路径。新的路径,现在可采取的或者实际在运作中的一种模式,模式可能不太准确,一种方式吧,正在形成中发展中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它不是基于发展NGO的,是基于媒体的。因为你任何成型的组织,只要你独立,那就可能受到限制,就可能不让你存在。09 年有一个机构,“公盟”,就是因为是一些法律人组织的,因为他们做了一些事,而且这几个人做的事情都是非政治性的,温和的。因为他们是律师,主要做一些维权,像三鹿奶粉事件的受害者儿童的亲属维权。但这个机构后来被铲掉了,不但机构被铲掉了,而且公盟的负责人也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据说主要的是包括各种各样的因素吧,包括江平老教授这些人的呼吁,再加上当时网民称之为说“奥黑要来了”,奥巴马十月份要来访,在这个前夕,这个负责人出来了。但出来也是付出代价的,除了他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以外呢,还有一个代价就是,当时铲除他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他偷税漏税,说你拿了耶鲁的中国法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的钱,然后漏税,最后要罚他几倍。结果就有一些人在很短时间内把钱替他给交了,交了以后就出来了。我举这个例子,说明我们现在官方对NGO,从一开始是有限的放开、鼓励到逐渐的加大管制,它有一个过程。刚才讲到了希拉里,希拉里95年在中国开世界妇女大会,这是中国的知识界比较早的听说NGO这么个东西。因为当时她是第一夫人的身份,世界妇女大会其实就是一个NGO组织。但是中国官方当时采取了一个做法,允许你来,但是让你在怀柔开会。这跟在奥运会期间让你在几个指定的公园游行类似。那么十多年前,特别是2000年前后,我觉得那一阵子NGO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但是04年、05年以后,这个NGO就受到很大的挫折,大概主要是因为所谓的颜色革命。因为一开始我们的官方就认为,颜色革命幕后的主要推手是西方政府,后来发现主要是西方的NGO,所以对NGO采取了防范的态度。最近还有类似的举措,比如前几天宣布,韩国的统一教会是邪教,传达到县处级。前两天教育部又宣布,乐施会是一个什么什么机构,不能接触的机构。所以现在看来,有组织、有计划、有资金的这种类似的活动是重点被防范的。但是我们现在也讲到,公民社会还是在发展。怎么发展的?我个人的一个有限的观察就是,它是基于媒体和少数积极公民的,积极公民中重要的成员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公共知识分子现在有争议,就是说学问做不下去了,所以他靠媒体炒作自己。我个人认为,我比较同意上午那位先生的观点,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还是应该发挥的。你看13亿人,中国的知识界群体越来越大。但是真正能够发一点声音的,通过官方允许的媒体发出声音的,这个量呢,应该说还是在增加,但是很不均衡。你比如说,最近几年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法律人,从律师、检察官、法官到法学教授们、法学博士们,现在在时评界在各种报纸的时评中发声的特别多。社会科学里面,其他学科相对于政治学还好,但是也不多,经济学是比较多的,但是社会学也不是太多。但是我们现在想推进政改,推进民主化、法治,当然是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看的。但问题在哪里呢?刚才乔木也讲到了,现在如果我们做从引发观念的变化到制度,包括一些微观制度的变革,怎么样通过传媒传递这样的理念和制度设计的一些思路,我觉得这个还是重要的。因为传统的写论文的方式,包括递内参的方式,我承认它是有效的,但是它和大众传媒的作用是不太一样的。刚才王兄讲到的所谓训政的问题是一个比喻。最近他们还有一些概念叫什么呢,叫网络问政。我个人提出一个不太成熟的概念叫媒体驱动或者网络驱动型的公民参与。因为媒体是合法的,你也可以说是官办机构。但是这个官办机构本身是分化的。我们讲的媒体参与,基本上不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主要是指的都市报加互联网。互联网刚才乔木也讲了,互联网目前的态势去中心化、去行政化、去区域化等等。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他的技术潜力无穷无尽。现在有人把它粗略的分为1.0和2.0,1.0就是比较简单的,官方比较容易管制的,2.0像微博、推特这些东西,官方是很难管的。我不太懂技术,但是我们这个专业传播学里有一个学派,过去不受重视,现在好像地位改变了,叫技术学派。技术学派的核心观点是,一种新的传播媒介的产生将导致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过去传统的观点认为,媒介就是工具,媒介怎么能决定社会呢。现在看来这个情况很难说。而且中国因为邓小平推进市场化的政策,对于引进科技特别的重视。中国现在互联网业包括其他某些方面,跟西方的差距几乎是很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至少在互联网领域,他出现了比西方还要繁荣的状况。因为中国的互联网,技术上紧随美国。当然,因为美国和整个西方社会传统媒体十分强大,公民表达的渠道相对畅通,所以互联网作为一种所谓的公民参与的一种工具,这个作用是比较低的。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没有像中国的门户网站这样的东西。我去年10月份去法国考察了一下他的几个媒体,特别是他的一个新闻网站,号称是法国最成功的新闻网站,是一个前解放报驻北京的记者办的,也就20多个人,连我们门户网站的一个部门都不如。你看我们昨天到腾讯做了一期访谈节目。他随便一个部门一拉就是好几十号人。然后这个访谈是一波接一波。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模式呢,媒体的主导作用特别明显。但这个可能和上午讲的正好是两个对角。上午讲的是边疆模式,我们讲的是城市中心模式、精英主导模式。这是刚才说的媒体。再说一下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角色。这个话题呢,我也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但是我现在看到的就是王老师上午讲的训政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有限的公民社会或者公共领域其实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个就是区域性的。主导者是区域性的。一个就是北京,一个就是广州。其他的城市作用不大。当然,现在有一些大都市,像西安,成都等,跟随北京和广州这样一个趋势。

(提问:没上海的事吗?)

没有上海的事。但上海最近有一个积极的变化,就是东方早报有一些局部的突破。一个是他的言论非常大胆,北京发不了的可以到他那去发。当然这里面有区域政治的问题,大家回避责任,我在这批评北京,北京的媒体害怕,我到上海去,他就不管。另外,东方早报还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去年的钓鱼执法,那可是直接批评他当地的政府的。它跟前一年的三鹿可不一样,三鹿是个外地企业,这是他自己的某个区的政府执法。第二个就是片段式的。就是他往往根据群体性事件而走的。一个事件一个热潮。好在中国比较神奇,事件一个接一个。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公众的关注、参与度确实容易消退,兴趣容易飘移,目标不断的转变。但这个本身就说明,这一类事件,足以成为很多案例。比如说上午讲到了杭州的飙车案,可能有媒体过于放大的一面,但是它本身还是多多少少反映了当地社会治理的一种状况。媒体经常受到学界的批评就在于他不太重视学者的完整的结论,它会摘取其中的部分内容去公布,这是媒体的一个优点,也是缺点。所以媒体和学者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微妙的。学者也想通过媒体扩大观念的影响,同时又警惕媒体会曲解。但是现在很显然,媒体非常欢迎各界的知识精英们去加入,因为现在媒体的评论版的繁荣是过去不可想象的。过去中国的传统媒体,像人民日报一篇报道后面加一篇评论,来个什么重大节日来个社论,那种时代已经结束了,没人看那东西了。人民日报现在还在自娱自乐呢,说看他的网络版要收费,真是滑稽。但是现在都市报的评论版,笑蜀也在这。南方日报是官报,但是它很特殊,它非常开放,它的言论版的评论强度,不亚于都市报。比如我前一段在它那发的一篇文章“警惕互联网的国进民退”,它照发不误。这一块呢,我就讲,需要各个学科的学者包括各位政治学家,无论是你们做微观的研究还是宏观的,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拿出来有所贡献,因为现在传播的样式确实在变化。你看中国媒体的数量吓死人。网民的数量,据温家宝说已经超过四亿。手机用户七亿多。电视观众官方数据是12 亿,但是它的构成是最差的,报纸的读者至少上亿。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媒体人往往是从负面的角度去看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视角,尽管他不一定很全面。我们的一个观察是,中国目前社会,一个比较危险的就是,他的优点就是30年改革开放国力的增强,国民整体性的财富的增长。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在哪里呢,用朱学勤的话就是,党文化没有消退,但是现在成功的和商业文化高度合流。或者如有些人说的,政左经右。经济上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禁区,什么都可以做。这种情况比较让人担心,因为这种模式很显然造成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官民对立,就是贫富悬殊。所以我为什么对浙江模式感兴趣,就是浙江模式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可以探讨。比如说,它那里公民社会与媒体的关系怎样。据我所知浙江的开放程度与他的媒体的开放状况是不成比例的。中国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最开放的地方往往媒体不见得开放。深圳也是另外一个典型,在整个广东媒体相对开放的格局下,深圳的媒体特别政治上保守。我们简单探讨过为什么深圳媒体这么保守,就是安全的赚钱,我以政治上的保守甚至是左来换取上面对我政治正确的肯定,然后保证特区的各种政策、优惠继续给予我。但是这种东西没有普惠的可能性。下一步,刚才我说的公民社会的状况一个是区域性的一个是片段式的,再加上一个个人化的,能不能整体推进,我们现在不好说。因为媒体往往是不讲设计的,它就是做事。如笑蜀写过一篇文章,媒体领导中国的新公民运动,这只是一个概念,具体怎么走,实际上是哈耶克式的自生自发的,不是说有一个很清晰地蓝图。这个我觉得政治学者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路、理论上的指导。

(媒体评论员):媒体可能是推动公民社会空间的动力。讲三点:第一,原来的管制在传统媒体,现在的管制在互联网,现在是以举国之力,从新疆网络逐步开放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网络管制上的国家能力。第二,现在是各个部门利益驱动,互联网管制格局是多头分立的状态,管制毫无规则,分散化。从中央、到省市、村支部书记都有权力。第三,互联网管制的无规则、不透明性。被管制对象没有救济的可能性,不认为翻墙能够解决问题。当下最重要的是网络权利。互联网的管理权力建议回归中央。

徐湘林:西方的媒体到了60年代,媒体覆盖面越来越大。尤其是电视的出现,让它成为第四部门,权力变得非常大。西方媒体刚开始参与政治的时候,它不但是改变了西方政党的结构,整个政党的传统问题衰退了,更加倾向于搞选举。通过媒体搞选举宣传,不再靠党本身从底下去抓。媒体刚开始参与政治的时候,西方的媒体大部分还是比较激进的。但到了后来,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西方的媒体开始趋向于保守。很奇怪,媒体的经济利益跟他的报道新闻的刺激性有关,一定是要比较激进的东西才能达到它的收视率。但后来为什么会走向保守呢?这也可能跟经济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搞多了的话,可能会受到某些方面的限制。再加上媒体大集团化,不仅控制版面的,而且还控制广播电视,就形成保守。但是媒体本身的冲动,要渲染、要扩大要寻求刺激性的报道,转向了对国外的事情的报道。所以后发达国家,中国为什么会成为激进媒体的受害者,它跟这个趋势有关,它还得要收视率啊。

展江:我是研究美国媒体的,国外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基本不存在。美国的媒体对外的报道非常少。几乎是忽略不计的。美国是两党制,自由派和保守派,他有相当数量的报纸,分别在大选年要以社论的形式表态支持哪一个党。但是从30年代到现在,公开表态支持哪一方的比例,不管是支持哪一方,加起来已经不超过百分之五十了。一半以上的报纸已经不表态了。另外,美国报纸的运行,它是编辑部门和营运部门是分开的,老板绝对是不能控制版面的,但是经济对他有潜在影响,比如广告不好了,他可能关门,可能压缩经费,但直接控制版面的没有。这是他跟中国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它对外要独立,独立于政府,这是号称啊,大部分情况已经做到了。内部还有两个分离,就是老板不直接控制内容,然后还有报道和评论是分开的。报道是报道,评论是评论。报道是客观的,评论是主观的。所以它内部的机制是比较复杂的。

(提问:老板不控制内容,也控制不了,太多了。老板控制收视率,一个节目收视率不行就撤了。)

不不。收视率你是看新闻,还是看娱乐,还是别的内容。新闻部门从来都是闹独立的。另外它有两大阵营,一个是比较严肃的阵营,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一个是比较煽情的,一个以电视为主的,还有过去的小报为主的。这个里面跟中国没关系。批评中国或者关心中国的媒体不太多。现在中国比过去重要了,关于中国的报道多了。

徐湘林:因为大家比较焦虑,国外的媒体好像代表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再一个,我们讲到媒体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我想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的新社会运动。它不像在西方工业化期间,传统的社会运动是正类的、森严的、组织严密的、庞大的、长期的对峙,而且他是有组织的。到了60年代以后,尤其是60年代末期,用媒体的覆盖,造成了一小群人,很小的一个事件,它能搞几个人在游行,媒体来一渲染把这个运动搞得很激烈,影响力很大。而且这种新社会运动呢,根据历史学家蒂利分析,越来越追求的是媒体的效力。这是不是对整个政局造成冲击。但多数情况下好像并不是这样。这涉及到一个,关于政体的合法性及其它的稳定的冲击来讲的话,这恐怕其因果关系还不是那么直接。这里面可能还会有些什么别的东西在里面。

吴强:是这样子,因为我在欧洲媒体也工作过。我是做社会运动研究的。欧洲跟美国媒体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欧洲社会运动跟美国社会运动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说的新社会运动指的是欧洲60年代学生运动之后的演变出来的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的样式在中国目前还是很弱的,中国目前的社会运动还是以民权运动为主体。换句话说,跟北美的民权运动还蛮像,只是处于人家的非常早期的水平,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结社自由,没有社会运动产业,实际上是一种很弱很弱的状态。

而欧洲媒体,如刚才展老师谈到的美国媒体的情况,欧洲媒体大部分还是这样子,电视大部分还是叫做公法电视台。他的私营电视台还是很少的,是八十年代去规制化后涌现出来的。在目前来讲,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泾渭分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私营电视台它主要还是做娱乐新闻为主。新闻报道这是公法电视台的义务和责任,它的重心是在做这一块(公共服务)。那么这些媒体从业人员,在欧洲体制里面,有一半的成员都是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意思不是说呆在家里为媒体写东西,而是他们没有正式的合同,或者说他们的合同是一年的两年的或者随时合同到了期,但他还继续工作,它属于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不是终身雇佣,不是长期合同。那么这一半的这么一种状态决定了他只能对社会采取一种批判的立场,他不可能是被某个资本集团所操纵,即使有长期合同的这些媒体从业人员,也大部分是对社会持左批判立场,是左翼的,他们跟社会运动的联系非常紧密的。媒体本身它在欧洲来讲是这样子,欧洲的媒体从业人员他跟社会运动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的出身,他们的背景,他们在现实当中的联系,他们的政治立场,他们的态度都是很相近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说,欧洲的媒体代表了大众的思考,代表了大众的声音。从新社会运动在欧洲60年代发展以后,慢慢形成一种共识政治,虽然好似一种少数,但是他能代表一个共识性的声音。这个共识性声音有个实质的过程,会影响到公众的态度。比如说它对环保的态度,它慢慢会造成现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会支持环保。在七十年代之前是少数,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共识政治的形成。那么媒体也是这样的,他代表的是公众的一个主流的声音。对中国的立场,某种意义上讲,基本上也被这些媒体的记者所代表。

(提问:那么中国的社会发展前景不会很糟糕?在好多地方往往通过这种理性的磨合,他这个公共知识分子也好,媒体人也好,跟社会运动的人也好,他可能追求的一些问题更能争取别人的认可,而不是更走向极端。)

笑蜀:这个推断没有可比性。因为他们的社会运动,个案容易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规则;我们是被切割了,所有个案无助于后面的一系列的个案,它无法上升为社会的普遍规则,也无法形成吴强刚才讲的那种共识。所以有不断的此起彼伏的事件,但基本上属于同质性、重复的,它没有对社会纠错的功能参配。

吴强:随着以各类社交网站为标志的Web 2.0时代的到来,从2008年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起,推特在中国获得了迅速增长的影响力。尽管与摩尔多瓦和伊朗的情绪差别很大,中国的推特政治仍然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活跃和抗争行动能力,在已经发展十数年来的中国抗争运动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

虽然在中国受到防火墙(GFW)封锁,但是借助五花八门的“翻墙技术”和推特的上百种第三方用户终端(API),推特的中国用户逐步增加。2008年4月,推特的中国活跃用户约为7,000;而至2010年3 月,若以推特意见领袖艾未未的跟随者计算,保守估计在24,000到30,000万之间[1]。如果考虑到伊朗2009年6月推特革命期间仅有大约 5000名活跃的伊朗本土推特用户,这个将近3万的中国活跃推特用户规模并不算小。这一背景下,在中国2009年“7.5”乌鲁木齐种族冲突事件之后,推特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特的社会政治平台,开始在随后的多次社运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正在发挥引领中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公民社会继续自创生进程的作用。综合来说,至目前为止,在中国用户群中已经初步形成特殊的推特政治,并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高度政治化。与美国、欧洲等推特用户偏重生活话题不同,也与受到日益严格的互联网审查而日渐去政治化或犬儒化的中国论坛、博客网站不同,新兴的推特虽然在中国仍然只有相当有限的用户,但是基于推特的独特开放技术和被封锁于防火墙(GFW)之外的隔绝,反倒使得推特既能在用户经过简单学习之后突破封锁,又成为一个几乎不受中国现行审查制度干扰的言论自由平台。这种政治话题特性一旦形成,就无其他类似网站可能替代,无论国内的BBS还是海外的中文BBS;并继承了十几年来自由主义网络空间和抗争运动的特点,其日常讨论具有更加鲜明的反威权性质。

第二,意见领袖群体聚集。政治性议题和推特的网络连接,吸引了绝大多数过去十数年成长起来的国内新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参与中国抗争运动的运动知识分子(Wu, 2008),和流亡海外的民主运动人士。他们集中现身于这个开放式平台,在持续性参与讨论之后,推特已经总体上成为国内其他论坛甚至传统媒体的引领者。此处的“引领”指意见领袖网络或者抗争运动领袖网络的公开化和网络的重叠、密质化(即网络的深化),包括新意见领袖的产生和推友聚会对网络关系的加深,也包括这一网络深化过程的溢出,即推特话题和观点对其他网站与传统媒体的影响。

第三,高度参与集体抗争行动。虽然还远未形成摩尔多瓦或者伊朗“推特革命”的态势,但过去半年来的发展已经表明,推特正在成为许多抗争行动的策源地、协调和传播平台。其中,标志性事件有2009年11月23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建设抗议和2009-2010冯正虎滞留东京成田机场92天事件,推特作为唯一连续、实时、密集报道和讨论的公共平台,分别见证和影响了这两件抗争个案的进展与结果。在互联网审查加剧的今天,推特政治的动员和传播效能、以及行动能力都通过这两件行动个案展现出来。此外,几乎任何一件抗争行动议题以及政治议题都能在推特上看到,日常发生的政治事件、背景讨论和抗争行动已经成为推特日常流量的主要部分,推特也因此可视为中国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窗口。

结果,推特政治逐渐形成,在2009年12月底抗争运动遭受指标性压制之后,以推特为主要参与方式的参与民主正在成为中国当下抗争运动的主流样式。从过去半年的持续实例观察可知,推特能够有效联接抗争行动现场,保持抗争运动个案与整体的理性化;从中还能观察到几乎绝大部分中国各类社会运动的活动分子、运动知识分子、媒体从业者、和相当广泛、来自各阶层的同情者和参与者,在推特上审议时政。结果,可以观察到,推特对中国当下抗争运动的网络、行动、认识等均有加速推动效应,能够连续制造抗争行动或事件。基于此,推特政治,即推特万为平台的电子民主或参与民主样式,正在构成中国威权结构下一个有趣的发展。

张小劲:其实上午我们讲的基层的问题讨论的比较多,其实讲的主要还都是还是调适、磨合、理性的互动,当然其中也包括着冲突与矛盾,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地方政府的主动创新加上基层群众的一般性压力所表现出来的。但是下午我们谈到媒体的时候,当然这两年没有出现正式的抗争,但是零散的抗争和媒体上形成的群体性事件的抗争仍然有。换句话说,另外一条考虑途径就是说,抗争政治有没有继续直接上升的空间,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塑造的力量这样一种方式,零散的东西能不能反映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

[1] 中国著名现代艺术家、社会活动家、意见领袖艾未未(twitter.com/aiww)2010年3月2日推特档案显示,其跟随者(followers)数目为24904。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