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历史（八三）：一个用“礼性”灭绝“理性”的民族
——孔儒倡导“礼性”，灭绝“理性”
——中国人是一个理性水平极低的民族
——老子才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理性主义的祖先
——孔丘用“礼性”灭绝了老子的“理性”
——糟蹋老子、崇尚孔丘的民族是人格卑鄙、无可救药的民族
黎 鸣
中国人是一个迄今为止，都还仍旧没有真正具备人类“理性”的民族，不仅普通人没有，即使大量的“文化人”也同样没有，甚至处于中国上层的“官员们”更没有。
造成中国人没有“理性”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即是长期以来的中国人都是在浸透了孔儒“毒意识”的“文化”环境之中生存，惟一只在近代，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才终于打乱了中国人的始终丧失了“理性”精神生活的严重历史的惯性，才终于让中国人真正呼吸到了人类理性的新鲜精神的“空气”。
完全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人会永远都只在孔儒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的导向之下，永远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封建帝王的灭绝人类理性，而完全都只能有孔儒的“礼性”的环境之中“苟且偷生”。这种让绝大多数中国人“苟且偷生”的时代和历史，整整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于永远都不能遇上“理性文明”的中国人来说，完全“礼性”的“天下文明”何止能够延续两千多年？就算它继续延续两万年估计也完全不在话下。
这正说明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儒家文明”的悲哀。
然而对于这种“儒家文明”的“悲哀”，今天的中国人依然缺乏最起码“理性”的认识，甚至不少人还依然在想要回到“儒家文明”的悲哀的“古代”，甚至宁可继续去做那种“苟且偷生”的悲哀的“旧梦”，他们继续高举“孔儒”的“礼性”，而坚决顽固地“拒绝”人类的“理性”。
今天我的文章的最重要课题，就是要给我亲爱的同胞们彻底地解剖“礼性”和“理性”这两个概念，让大家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并立即看出，“理性”即人类“文明”的“光明性”，而“礼性”则是彻底地反人类“文明”的“黑暗”。
首先谈谈什么是人类的“理性”？
下面，我要借助西方人的康德和中国人的老子，从东西方双重不同的角度出发，来尽可能全息地给大家介绍一下真正什么是人类的“理性”。
大家知道，关于人类“理性”，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运用自己的三部著名的书来进行探讨：他运用《纯粹理性批判》来着重讨论人类的“先验理性”，他运用《实践理性批判》来着重讨论人类的“经验理性”，他运用《判断力批判》来着重讨论人类的“超验理性”。很显然，在康德看来，什么是人类理性？他认为，人类理性即：人类的先验理性、经验理性和超验理性之综合。
在我看来，康德的“先验理性”，其实讲的是人类所认识的万事万物的“真理性”；他的“经验理性”，其实讲的是人类所认识的万事万物的“真实性”，而他的“超验理性”，则讲的是人类所认识的万事万物的“真诚（成）性”。或者更用最简单的说法：即它们分别为人类所认识的万事万物的“真”的“理性”、“善”的“理性”和“美”的“理性”。
更进一步深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的“纯粹理性”，讲的是先验、抽象、客观、必然、因果的“真”的（自然的）真理性；康德的“实践理性”，讲的是经验、具象、普遍、相对、应然的“善”的（社会的）真实性；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理性）”，讲的是超验、设想、推论、或然、自由的“美”的（精神的）真诚（成）性。
下面谈谈关于老子在其《道德经》中所表达的关于人类“理性”的观点，这里所介绍的应该是属于我个人的独特的发现。两千多年来，老子在中国人的心里，完全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一个“神秘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内心阴暗的“阴谋论者”，我今天要彻底地为老子“翻案”：老子的《道德经》实际上是一部伟大的人类“理性主义”的经典，老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更是一位最伟大的全息逻辑主义者。这是后话。关于这一切，我将会有专门的著作对老子及其《道德经》进行全面、深入的阐释。
老子关于人类“理性”是如何进行论述的呢？
老子利用“三道”的概念来说明人类认识万事万物的先验的、抽象的、客观的、必然的、因果的“真”的（自然的）“真理性”。是哪“三道”呢？“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利用“三德”的概念来说明人类认识万事万物的经验的、具象的、普遍的、相对的、应然的“善”的（社会的）“真实性”，是哪“三德”呢？“上德”、“下德”、“常德”（又称“玄德”）。
老子利用“三宝”的概念来说明人类认识万事万物的超验的、设想的、推论的、或然的、自由的“美”的（精神的）“真诚（成）性”。
更与康德不同的是，老子还具有“三同”的概念，来对上述全部的“理性”进行了完整的整合。“三同”即“上同、下同、常同，又称玄同”。
在我看来，康德和老子，都是我的思想的伟大先驱。
康德的伟大，在于他把西方人类的哲学进行了最为“有序”的综合，给出了“三就是‘全’”的至高无上的西方哲学的终极的“命题”，非常可惜，这个命题在西方的哲学之中丧失了继续往上发展的机会，西方人至今也未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老子的伟大，在于他是中国几乎惟一的“哲人”，即使后来的“墨子”在哲学方面也有所成就，但仍旧远远无法与老子的成就相比。这么说吧，老子上继中国人伟大的先祖伏羲，对于人类的全面的“理性”精神进行了“综合”，获得了迄今为止也无人可比的伟大的成就，老子不仅是中国人中的几乎惟一的思想的伟人，也是全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思想的伟人。令中国人遗憾的是，老子的“伟大”不在“历史的过去”，而是在“从今以后”的中国人以及全人类的“历史的未来”。我的同胞们能够相信我吗？对于那些始终都在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大脑”和“心灵”全都埋葬在孔儒的“文化酱缸”里的人们来说，他们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可能理解我的能力，他们的“理解力”早就已经随着孔丘一道“死了”。
在我看来，老子比康德还更伟大，因为他不仅同样讨论了人类全面的“理性”，而且还更为全人类提出了伟大的“全息逻辑”。这种“全息逻辑”事实上早就已经超越了西方人的所有的“二元逻辑”，虽然西方人的二元逻辑的的确确是已经为全人类的近代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逻辑”，然而老子的“全息逻辑”，却还只是刚刚从中国两千多年厚厚重重的历史尘埃之中被我挖出来的“古董”，但是请不要小看了这个“古董”，它将是可以挽救“西方哲学死了”的严重危机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这仍然只能是后话。
总而言之，老子的关于人类理性的总的论述是什么？是“道”的全息的“真理性”、“德”的全息的“真实性”和“宝”的全息的“真诚（成）性”的全息的综合。虽然老子与康德的关于人类“理性”的论述，同都是“真、善、美”的最后的“综合”，然而，老子的综合比康德的“综合”更“全息”，而且更具有全新的“方法论”的基础。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的傻瓜们，全都紧跟着孔丘的儒家，竟然全都完全地错过了老子的伟大的关于人类理性的发现、发明和创造。
关于人类的“理性”，我们还可以不妨越过康德和老子的理论，再结合历史时代来进一步作出比较。实质上，人类“理性”更主要地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之中的这个最基本前提之下的对于人类的相对、普遍、合理的功利性的“关切”，正是因此，西方人类的“理性”，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时代，正当人类关于“社会”的（人人平等的）基本概念愈来愈获得了完整的理解之后，所以才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而与此相反，在两千多年来始终都只能滞留在（孔儒“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的）“封建主义”时代的中国，中国人永远都只能生活在根本都不知道“社会”为何物的（不平等的）“礼乐”横行的“天下”，所以中国人也就只能与人类的“理性”几乎永远地绝了缘。
如此看来，老子的关于人类“理性”的理论成就，事实上的确是非常过分地“超越”了中国历史的时代（至少超越了两千年），或者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说，中国人获得人类“理性”的任何可能的历史机遇，全都被孔儒的极其有害的（至少倒退了两千年的）价值观给永远地埋葬了，这种“埋葬”的历史甚至一直绵延到了２１世纪的中国的今天；而康德的关于人类“理性”的理论发现，则恰逢其会，正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性“觉醒”的时代鱼水相恰。说白了，西方人“理性”精神的萌芽虽然出现得也不算太晚，但绝对会比中国人的老子晚得多，而且西方人“理性”精神的大面积地形成普及和走向成熟，也基本上只是在近三四百年发生的事情。
很显然，中国人的丧失了人类“理性”的历史机会的厄运，并不在于没有自己“理性”思想“理论”的发现，而实在是因为孔丘的“礼性”的“理论”，从它产生出来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都处在极权专制的统治者们的暴力权力的“保驾护航”之下，即使发生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依然不能说明孔儒真有什么“价值”，而惟一能说明的是，秦始皇的愚蠢和李斯（大儒荀子的弟子）的儒家文人的派性发作和忌妒杀人的卑鄙。
下面谈谈什么是中国人的孔儒的“礼性”？
前面谈到，人类的“理性”实质即人类的关于自然、社会、精神的真、善、美性。我们立即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孔儒的“礼性”几乎完全与上述人类的“理性”无关，也即与人类的关于自然、社会、精神的“真、善、美”性无关。那么，中国人的孔儒的“礼性”究竟与什么有关呢？与中国人特有的天命性（宿命性）、血统的天下性和完全宗法、人治的动物性的“亲、尊、长”性有关。说白了，中国人没有人性的“真善美”，而只有动物的“亲尊长”，或者说，中国人的“亲尊长”就是中国人的（代用的）“真善美”。
说到底，正是孔儒的“亲尊长”完全取代了中国人的“真善美”，更具体地说，是孔儒的“亲尊长”取代了老子的“道德宝”，因为前面已经说到，老子的“道德宝”正就是西方人的“真善美”，而且还比西方人的“真善美”还更“真善美”，因为老子还提供了伟大的实现“真善美”的“全息逻辑”的“方法论”。
孔儒的“礼性”，更完整的说是如下的“七性”：“天命性、礼乐性、血缘性、宗法性、人治性、极权性、专制性”，更简约地说即是“亲亲性、尊尊性、长长性”，孔儒“礼性”的方法论即是一个“字”：“隐”，即为亲隐、为尊隐和为长隐。
与中国人的孔儒的“礼性”完全不同的人类“理性”的更完整的说法，是如下的“七性”：“自然性、真理性、人类性、宪法性、法治性、自由性、民主性”，更简约地说即是“真真性、善善性、美美性”。
通过上面的对比，我们立即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孔儒的“礼性”，与人类的“理性”，完全是针锋相对，实际上就是有你无我，或有我无你，更极而言之，即你死我活。在中国，即是孔儒的少数既得权力利益者的“礼性”活了，而老子的人类文明的“理性”死了。由此可见，在中国过去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中国的极权专制的统治者们是如何利用孔儒的“礼性”来完全灭绝老子的与人类“理性”完全等价的“道德宝”性的。非常可笑，更非常可悲的是，孔丘在中国的极权专制统治者极力的扶持之下，不仅灭绝了老子的《道德经》的伟大原创理性的价值，还甚至更剽窃了老子的“道德”的创立者的“名声”。历代的中国人，竟然全都把孔丘当作是自己的“道德”（伦理）的“圣人”。中国人居然全都称自己的（伦理）“道德”为孔丘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反而视老子的《道德经》为非“道德”。这究竟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人，简直就不是“人”，而是一帮“有奶便是娘”的披着“人皮”的“畜牲”。从中国人的如此曲解、颠倒、遮蔽老子《道德经》的伟大的“理性”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是何等地可悲，也立即就可以看到，如此的“中国人”，他们何来有“道德”？他们能够有“道德”吗？中国人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人类“道德”、“理性”、“精神”的民族！！！
很显然，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是一帮“明火执仗”的“道德”名称的“剽窃者”，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最腐朽、最无耻、最欺骗的“礼性”的“无道德”，竟然完全地取代了老子的最伟大、最光辉的“理性”的“真道德”，而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尤其其中的中国文人，不仅全都“视若无睹”，而且还更全都“鹦鹉学舌”，帮着用孔儒的无道德的“礼性”灭绝了中国人自己的真道德的“理性”。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这整个民族的卑鄙，这整个民族的无可救药！！！（2010,9,1.—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