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我刚满十一岁,在村里小学上五年级。农历二月初二,六十三岁老父亲被公社开会批斗,重新戴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再次成为“四类分子”。那天的社员大会像是昨天开过的,历历在目。安各庄中学操场上,会场简陋但红旗招展气势逼人,总共一万多人参加,民兵把机枪扛了去,各村师生列队参加。领导讲话高屋建瓴,揭发者声泪俱下,指着鼻子怒斥老头子。每到抑扬顿挫处,台上猫着腰撅屁股的父亲,都要被民兵揪直了面对着看客,接着是有人振臂呼口号,上万只丛林般的手,随声附和七上八下。当时,我就在台下人丛中,在同学伙伴包围中。会后,老爷子到十里开外的三山院大队参加劳动——建公社的养猪场,他要像小伙子那样干重体力活,收工了也不能回家,而是睡在未“投产”的猪圈里。那时候每个周末,我都走路送去吃的,再取回换洗衣服。

    这年七月,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村庄夷为平地。但距离震中五十公里,房倒屋塌在傍晚,是以人员伤亡不大。秋后,母亲在生产队出工干活,收工时捡回不到两斤花生——贫下中农们捡的更多,进村路上“护秋”的把她逮着,公社决定要她在十五个大队游街示众。可怜的老太太,颠着解放脚走乡串户,拎小口袋“罪证”让民兵扛枪押着,走了整整一天。每进一个村子,她都得把锣敲响,好引来大人小孩儿围观,她还要讲清自己破坏农业生产、破坏农业学大寨的滔天“罪行”。游街的最后一站是我们村,早上出门儿傍晚才进村,我也过去看了。记得当天中午我的饭,是住本村东头儿的四姑打发小表弟悄悄送的。家里没有别人,本家没人理我。

    此刻,我身在西安,正准备明天的开庭,这里距渭南咫尺之遥。但心思乱了,富平风乍起,吹皱了我这池春水。渭南是个好地方,可惜关中平原的富庶,早就不在了。渭南盛产丑闻,2003年渭河决堤,市委书记没顾上指挥,遂强令堤上官兵苦等十几个小时,就为他能在镁光灯下亲临现场,好让其指挥“合龙”的倩影永恒。前不久,渭南刚对谢朝平取保候审。对《新京报》富平的这则“游街”新闻,我似曾相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情绪难以自持。去年八月,张保证来京讲述赵满仓张中芳沁阳的游街遭遇,我跟今天就一个德行。

    四十年过去了,朝廷换好几轮,臣子更是全都换了,没变的只有农民,啥时候都是农民倒霉。两位底层女子,跟我几乎同龄也曾长在红旗下,但依然在走我那八十六岁老母“游街”的路,正在把同样的屈辱留给儿女。莫非她们只能在屈辱中老去,就永远蝼蚁不如活该被践踏被侮辱吗?她们的女儿,命运会比她们,会比我的母亲好吗?有一点我知道,女人被游街她们知道屈辱,但欺负了她们的青天老爷,是不会知道羞耻的。

    我愿意伙同周泽或郭建梅,帮帮这两位女人,想帮自己的母亲做点什么,就为别让我们的子女承受同样的屈辱。还要问问富平这帮无耻官僚,你们这帮是人不是东西的混账东西,真的是你娘养出来的吗?

    
2010年11月8日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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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农民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法院院长主持,由警察押着胳膊,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有近万人参观两名农民“被处理”。她们的生活从此被改变,变得自闭、自卑,唯一希望的事是“恢复名誉”。 

    
富平县万人大会处理两上访女子,大会由县政府决定,法院院长主持;两女子此后陷自卑生活

  ■ 核心提示

  两名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农民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由警察押着胳膊,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

  对于当时有多少人在广场参观两名农民“被处理”,记者没有查到统计数据,有现场目击者认为有近万人。

  两名农民的生活从此被改变。她们变得自闭、自卑,唯一希望的事是“恢复名誉”。被影响的,还有他们的家人。

  富平县官方称,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县里“集体研究的结果”。

  □本报记者 吴伟 陕西报道

  11月7日,陕西富平县农民段定梅、乔转丽还在商量着,怎么“讨还公道”。段定梅说,尽管事情已过半年多,但她们还是无法“从噩梦中走出”。

  事情发生在2010年3月5日。那天早晨,段定梅、乔转丽都被“接访车”带到了富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42岁的段定梅,高中文化程度,因征地补偿纠纷,曾将村组起诉至法院。她认为官司过程有问题,于是自己写材料,2010年2月18日到北京上访。

  47岁的乔转丽,则是与富平县法院存在建筑采光权等纠纷,2008年时两次到北京上访。今年2月,是她第三次赴京。

  在北京递交了上访材料后,两人于3月4日被北京警方移交渭南警方。4名工作人员连夜将她们用专车遣返回乡。

  3月5日上午,在富平县公安局做完询问笔录,段定梅被“警告”,乔转丽则因重访被处行政拘留十日。

  随后,她们被告知暂时不能回家,先在办公室等着。

  近12时,警方通知,下午要开一个会,要求段定梅、乔转丽也要参加。“我以为是围在一起的学习班,领导批评教育一下我们,就让回家。”段定梅说。

  而此刻,在县政府广场,已有一两百人等着看这个会。段定梅的丈夫李志民也站在其中。 

    【意外】 

  “不得申辩不许说话”

  3月5日下午约1点,县政府广场开始布置会场,设了“主席台”,扯起了横幅:“富平县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

  李志民碰到了两名村组干部,他问能否设法阻止大会,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县领导安排的。

  据李志民讲,他在清早听公安局的朋友说,有两个上访女子被带回县里,他心头“咯噔”一下。赶到县治安大队,他确定有段定梅,但被告知下午在广场上要开个会。

  近下午2时,段定梅、乔转丽被带上警车。民警提醒她俩“不得申辩、不准说话,否则会很难堪”。

  乔转丽回忆,民警说下车会押着她们的胳膊,“他们说,县领导安排的,他们也没办法”。

  车行至县政府广场,透过车窗,段定梅、乔转丽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

  段定梅说,自己当时特别想跑,或“找个地洞钻进去”。

  广场对面的小吃店老板回忆,当时警车从人群中穿过,开进会场。有许多人涌向车前,向车里张望。一名民警拉上了帘子。

  段定梅觉得“那几分钟像过了一年,脑子一片空白。”

  李志民透过车窗看到了妻子,他说自己甚至一瞬间有了“劫车”的念头。

  车门打开,离主席台约100米,段、乔二人被押着走过这段路。

  段定梅觉得当时“万箭穿心”,“眼前都是黑的”。

  这时候,广场上聚满了人。广场附近理发店老板估计,当时围观者有近万人,多是路人。李志民则估计有1万四千人。

  8月7日,一名富平县的村干部透露,3月5日当天县里通知了各乡镇、各村组的干部去开会。他说“明知县政府在瞎搞,但我们不敢说”。

  8月7日,段定梅所在的东上官乡牛蹄新组,另一名上访者李长茂称,开会前一周,“段定梅回来要被拘留劳教的传闻,已经传遍了”。 

 【处理】 

  万人大会“被露脸”

  3月5日下午2时,公开处理大会开始。

  主席台上坐了副县长以及县政法委、县法院领导。台下是富平各单位、乡镇村组的干部们,外圈则都是围观群众。

  段定梅、乔转丽被警察押着胳臂,站在主席台前,面向群众。

  据李志民回忆,当天的大会,由县法院院长宣布开始,由政法委书记宣读两人“违法上访的案情”,公安局副局长宣读行政警告决定。

  李志民说,大会持续了近40分钟。他没有心思听那些人读什么,而是扯着脖子在会场里数熟人,“天天见的就有30多个,人丢大了。”

  官员们宣读完各种材料后,摄像机、照相机围住段定梅、乔转丽一顿猛拍。

  “我脑袋昂得高高的,不过内心还是羞愧难当。当时我感觉我成了个罪犯。”段定梅说。

  乔转丽回忆,她当时心里一直念叨:“这以后可咋活啊?”

  公开处理大会结束,民警将二人押上车,到看守所门口,放了段定梅。乔转丽则被执行拘留。

  李志民骑电动车到段定梅跟前,说了俩字:“走!回!”段定梅贴着丈夫的背,路上两人没说话。

  从3月5日起,富平县电视台滚动播出处理大会的新闻。3月8日,段定梅在朋友提醒下看了电视,次日,她立即去了省信访办,要求停播。

  看她哭个不停,接待人员打了电话,后来“新闻”停播。

  8月4日,牛蹄新组两名村民说,他们是看电视后,“才知道段定梅受了这么大委屈”。 

【官方】 

  大会乃“集体”决定

  在富平法院网上,关于“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目前仍有文章保存。

  在一篇名为《富平县法院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具体做法》的文章中,有如下段落:“针对个别上访户的违法上访和无理缠访,县法院及时向县委、人大、政府汇报,取得了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适时召开涉访违法行为处理大会……”

  8月5日下午,富平县政法委副书记任继文说,“公开处理大会”以前没开过,3月开过那一次后也没再开过。

  任继文称,公开处理大会是由富平县“社会突出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集体研究后给出的处理方案。

  他介绍,“联席会议办公室”由一名常务副县长挂帅,政法委书记任常务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县政法委。“这个公开处理大会还是由县政府决定的,政法委在其中担任组织协调的功能。”

  在解释为何使用“公开处理”方式时,任继文称,中央政法委2009年曾发文要求对重大、恶劣违法上访事件进行处理,“但原文很笼统,没有给出具体处理办法”。

  据段定梅、乔转丽两人讲,她们是逐级上访,也无扰乱社会秩序行为,

  富平县法院信访办主任刘银学、纪检组组长高建峰称,富平是“上访重灾区”。在基层信访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对上访行为进行法律界定,所以难免会使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高建峰说:“本来还想劳教她们呢。” 

【改变】 

  带着“自卑”的生活

  当地一名村组长认为,公开处理大会“把小事搞成了大事”。

  目击大会的理发店老板评价:“现在又不是‘文革’,哪怕上访户违法了,这也严重侵害了人家名誉。”

  据李志民介绍,公开处理大会改变了他们一家的生活。他说,开完大会那几天,段定梅夜里无法入睡,躺着时会突然浑身哆嗦。

  三天三夜,段定梅除了发呆就是写材料。

  3月9日,因为电视台的事,段定梅清晨6点多就出发去西安。“那时间人少,我选了条人少的路。”

  段定梅、乔转丽都说,现在最不想见的是亲人,一看见,眼泪就在眼里打转。

  段定梅称,至今她没主动到任何一个亲戚家、同学家、熟人家串门,“我感到自卑”。

  村民李长茂说,没出事前,段定梅常去村口打麻将,但出事后,他只在村里见到段定梅一两次。

  段定梅说,那件事后自己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必须出门则希望遇到越少的人越好。有次她听见两个女人嘀咕,“好像是给这个女的开的会”,眼泪一下就涌出。

  “我根本无法面对孩子。”段定梅被公开处理后,15岁的儿子辍学。李志民要在县里帮他找个工作,他不答应,宁可天天奔波去渭南打工。

  事过几个月后,8月初,段定梅跟儿子进行了一番长谈。儿子说,妈妈“上大会”是他辍学的直接理由,不过更早的时候,2008年底,段定梅在街上贩水果被城管逮住把水果踩得稀烂,他当时就想不上学去打工,“就不会让妈妈这么难过了”。

  47岁的乔转丽称,自己“上大会”后,一家人整天唉声叹气,不大说话。她说,曾经陆续有人给大儿子介绍对象,大会后再没人上门了。在西安上学的小儿子劝她别再上访,说同学们听说处理大会的事后,都在问他,“你妈妈做了什么事情啊?” 

 【期待】 

  会否有“公开道歉会”?

  段定梅和乔转丽一直希望能“恢复名誉”。

  4月,她俩分别向富平县公安局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希望撤销3月4日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5月底6月初,乔转丽、段定梅分别收到决定书,申请被驳回。

  段定梅开始时不想打官司。5月20日,她曾赴京,咨询全国妇联法律帮助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两家单位均回复,富平县这一处理方式涉嫌严重侵犯公民名誉权。

  段定梅也曾在指定接访日找县委书记,但她没见到,“书记对面办公室的女职员对我说,开‘批斗会’是‘教育你们’。”

  北京律师周泽听了段定梅、乔转丽的经历后提出,无论她们是否违法上访,富平县“公开处理大会”都已涉嫌损害公民人格尊严,当事人可起诉县政府侵犯名誉权。

  9月14日,段定梅和乔转丽向渭南市公安局再次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至今无结果。“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解释。”,段定梅说,“他们一点悔意都没有。”

  11月7日,段定梅、乔转丽她们还在商量着怎么讨个说法。

  乔转丽盼着,有一天,县里会给她俩专门开一个公开道歉会,也要有上万人参加,得在电视台连着播,“起码得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