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尽管金价这两天一直在狂飙，但终究不可能成为今后最抢手的投资品。其理由
是：首先，世界经济没有到全面衰退的局面，资金扶持经济增长的空间依然很大。其次，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极端避险的行为不会持续。第三，黄金消费的市场动力主要来自于悲观的预期，比如，通胀预期，经济低迷预期等。而只要这些预期一发生变化，那么，现在的金价泡沫就会立刻破裂。第四，我们不能排除黄金储备国有意抬高金价的可能性。他们以此吸收来自新兴市场大量狂热的资金，然后当黄金价格达到理想的“高位”时，就会釜底抽薪，拿走新兴市场巨额的财富，然后等到理想的“低位”处时，再回购前期流出的黄金。从以往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看，这类精明的赚大钱的方式，最容易在疯狂的市场上得以成功！最后，我想指出的是：金本位“解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去看一下金本位崩溃的历史吧)，现在要回归不仅是历史的倒退，更主要是在全球化环境下不可能形成“世界的合力”！一句话，这比全球一起步入“低碳经济”还要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黄金狂涨完全是因为世界经济的“货币锚”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被美国无情地拔掉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前两天已做了论述，现在把主要观点再归纳如下：
我们不禁要问：美国今天爆发的金融大海啸给美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否能靠美国自身的货币政策来加以解决？如果它对美国经济会起到显著效果，那么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会对此产生这么强大的疑虑？至少我们看到近期美联储购买6000亿美国国债的举措一出台，全球金融资本就开始不断去绑架大宗商品，不断开始抛弃美元和欧元，从而投向有储蓄(存量)和经济增长(增量)支撑的新兴市场国家，这一举动造成金价狂飙，而且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通胀风险、资产泡沫膨胀和本币升值的压力，进而不得不使他们在没有完全调整好自己结构的时候已经进入了升息周期和强化资本管理的浪潮中。所以，这是一个应该在首尔峰会上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当然，作为美国这样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没有理由去限制它采取和其他国家一样的降息政策来解决它的通缩倾向。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告诉美国政府：“美元”今天事实上在起着世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锚”作用，而现在这种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无法达到它所预期的国内价格反弹、资产价格修复的效果，却因为它的“货币锚地位”被严重破坏，给其他国家造成了巨大的麻烦，而且无论是通胀还是资产泡沫都会削
弱新兴市场国家通过这一阶段的结构调整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的消费能力，当然也进一步削弱了宽松货币政策下的“弱势美元”所带来的美国企业价格竞争力提升的好处，同样，如果我们自己也能意识到美元大幅贬值、美国金融资产收益率受到重挫是源于美国超低息政策和由此引起的
“通货变软”的现象所致，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下，一方面在要求美国停止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可以通过国际采购团集体采购美国商品的措施来帮助美国提升就业和经济增长(一种新兴市场国家所需要支付的“代理成本”)。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复苏了，美国承担的全球经济的“货币锚”机制才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千万不能让美国自己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自己日趋严重的失业、储蓄不足或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因为目前看来，“美元稳定”(“货币锚”重新扎根)就意味着世界贸易和投资所需要的货币结算、财富价值稳定和定价合理的货币功能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否则，美国近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世界各国货币不稳定的“乱象”或互相贬值竞争的游戏，不仅让包括美国在内各个国家都会蒙受福利损失，而且，让我们摆脱危机的经济基础会变得更加脆弱！
星期日我又在社科院主办的“中国学论坛”上做了“货币锚缺失下人民币汇率的战略选择”的学术报告，内容引起了在场学者和听众的反响和对此看法的一些“争议”，这里刊登一篇《文汇报》记者写的述评，供大家参考。
2010年11月8日 《文汇报》第10版
昨天下午，在世界中国学论坛的第六分会场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和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教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会上，孙立坚教授用严谨而丰富的数据、图表及经济学古典理论阐述了三个观点，第一，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元贬值，而是美元作为世界经济“公共品”的三大功能正在萎缩。美元贬值的行为事实上是“违约”和“赖帐”行为，破坏了国际货币体系最关键的信用本位的概念；其次，从长远来看，当前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国际收支失衡，而是财富与货币价值之间的巨大偏离和失衡。第三，鉴于美国实际上已经推诿了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锚”的责任，所以应该发展起“委托——代理人”模式，使承担“货币锚”的国家以及“锚住”国际货币的国家达到双赢的均衡。
孙教授的发言结束后，作为会议评论员的徐明棋教授就犀利“发难”：“我同意孙教授分析的结论，但是他使用的概念有问题。怎么能完全地把美元看作‘公共品’呢？如果把美元定性为‘公共品’，那它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国际社会‘收税’，美国声称它有权根据经济情况调整美元，而其他经济体由此受到的损失相当于为美元的‘公共品’服务支付税收。我们就无法对它提出任何要求。”
“至于美元的‘违约’行为，更站不住脚了，”徐教授激动地说，“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宣布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就已经打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约定，美国人早就‘赖帐’了。所以现在它早已没有了法律义务，多发点美元已经没有顾忌。”
“‘委托——代理关系’模式也不准确。客观上说，美元的地位是由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所支撑的，不是什么其他国家委托它的，美国自己更不会承认自己是代理人。”徐教授直截了当地说，“所以，‘委托代理’、‘公共产品’这些概念，都无法制约美国去承担应该承担的义务。”
徐教授的逐条反驳可让孙教授有些坐不住了。一等中场休息，两位教授站在门口又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起来，声音越来越响，同一会场里的不少教授都被吸引过来“围观”。然而两人依然谁也说服不了谁。
下半场会议一开始，教授论战烽火再起。孙立坚开始有条不紊地组织反攻:“徐教授对‘委托—代理’和‘公共产品’的概念提出挑战,那我们可以换一个词汇。但如果美元不负责任会扰乱我们的贸易增长、投资增长，所以我们要求美国继续维持在信用本位体系下面美元‘公共品’的货币功能……”
教授论战无休无止，但他们激烈的争论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如何说服美国稳定其货币政策，避免将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拖向动乱的深渊。”然而，这里暴露的或许也是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孙教授坚守理论的高地，徐教授则看到了现实的无奈。 本报记者 宋琤
【报告中所用的部分P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