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阿懒

上个礼拜我的歪酷博客被墙了。我感到很困惑，究竟是哪篇文章、哪个词触到了宣传部门的敏感地带呢？我现在仍然不清楚。“不清楚”是我们宣传部门战无不胜的策略。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正确言论的边界在哪里，所以最好什么都别说。温总在国外的讲话，国内不让宣传，这让外国观察家们很不解——总理难道还不够大吗？把党内政治撇在一边，我认为这种人格分裂的言论管制模式是有自身的逻辑的。

我们党（我不讳言自己是共产党员）现在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局面，它背着一个沉重历史包袱在意识形态领域到处救火。一方面它继承了马克思的伟大遗产。《共产党宣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很明显，马、恩在捍卫个人自由方面，比所谓的西方普适价值还要进步（progressive），还要左（liberal）。归根到底，马克思的价值就是一种西方的、而非东方的价值，它本身就含有普适价值的元素。所以不管《人民日报》写多少个评论员文章，拒绝民主、自由在理论上走不大通。更要命的是，我们有一部在我看来很先进的宪法，虽然里面矛盾不少，但对保护个人基本自由的声明是明确的。

这就造成了一种很尴尬的局面。承认这些价值并允许公开讨论这些价值，必然会涉及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一句“历史证明”听起来就好像“成王败寇”，说服不了稍有点智商的群众。一个选择是抛弃这些宪法中声明的价值，回到毛的乌托邦道路上去——自由、民主这些资产阶级法权统统应该丢掉历史的垃圾堆里面去。这么做在理论逻辑（毛主义的逻辑，非马克思的逻辑）上是通的，但是文革的教训那么深，现在又没有毛这样强人，中国几乎不可能再走这条路。

我是想说，除了选票和GDP（不牢靠），合法性还可以有另一种来源：不同于西方的价值或社会模式。是群众路线？那你得证明西方国家不群众，李刚们最群众。平等？那你得证明北欧或美国社会没我们平等。和谐？跟搞调和的意思差不多。到老祖宗那里去找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保存要比大陆好，谁教谁呢？儒教除了给政权装点一下的门面之外，在社会大众里的影响实在大不到哪里去，“内圣外王”在中国历史上又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

所以，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你不要西方的价值和那套宪政的方案，那么你能够提供什么价值和方案？到目前为止，理论家的回答是相当苍白的。如果你想破了脑袋还想不到答案，那么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答案，从理论上来讲，你很可能就得接受这些价值。

理论上的困境造成了我们宣传部门的人格分裂。宪法基本上是捍卫人权的，我们政府在国际上也声称是捍卫人权的，但是又有历史的包袱甩不掉。甩不掉也许是因为政策转向有相当大的风险，谁也不想当中国的赫鲁晓夫甚至戈尔巴乔夫，而且这也不是一两个人能说了算的。

所以我们的宣传部门不得不戴上一幅面具。它都知道，但它装作不知道。怎以装？禁言、不讨论、闷声大发财。说了千遍万遍不讨论，中国小老百姓还是有发声的冲动，干着急。党报上的言说和私下的、网上的言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带有喜感的对比，这是一种“柔性的”压制和“柔性的”反抗的游戏。有人说得太大声，影响太坏，就要在物理上不让他/她说。说的代价是惩罚，被说的代价是耻笑——但耻笑也是管用的。彻底禁掉互联网？太损国际形象。那只有悄悄地、不动声色的删。审查是高度劳动密集的，目前正适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政府就得多收税了。

老外问起来，就义正辞严地回应，“有吗？没有。没删过、没禁过、没抓过”。其实说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说谎比甩无赖好。说谎说明对某些东西在面上是认同的。说谎是一种进步。

这就是互联网审查的逻辑。很囧，但很必要。

本文是James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一书的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