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今日新京报)
近来频传中国女排内讧，女排方面也不厌其烦地澄清。这在20多年前是不能想象的，因为那时的“女排精神”，像铁幕一样笼罩着赤县神州，全民亢奋，无懈可击。
我的少年时代也在“女排精神”照耀之下。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邻居李大叔有双巧手，自己装了台黑白电视。一到女排比赛，我们就搬着小板凳，到他家看。
那时候看女排，大伙儿都朴素地激动着。没人在脸上画皮球，缠上白带，或者搞面大鼓来敲。人们只会在女排得分后高呼一声好球，在女排取胜后集体鼓掌、欢呼。那时候人们还不太会用相互拥抱的方式来表达感情，比赛结束，就各自起身，心满意足地回家。但内心中被女排激发的那种狂热民族自豪感，今天已很难再有哪种比赛，哪支球队能够赋予。
1981年11月，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人民日报》报道称，仅仅一个月，女排收到贺信、贺电和各种纪念品就达3万多件。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女排实现三连冠，各大媒体更是疯狂宣传女排精神。譬如有媒体报道，“某工厂女工看了女排的事迹之后，每天早来晚走，精心操作，班产量天天超额完成计划”；“某煤矿工人看完女排比赛之后，自觉加义务班，日日超产”等。《人民日报》还开辟“学女排，见行动”的专栏。1986年第10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女排夺冠，创下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女排精神更达到极致巅峰。
大约同时，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在国内热播。小鹿纯子那带着慢动作和配音回声的“晴空霹雳”、“流星赶月”，让一代孩童为之痴迷，并在大街小巷、村落阡陌中不断模仿：跳在半空中，挥手大叫“晴空霹雳霹雳霹雳”，或者用手打同学的脑壳，高呼“哈，流星赶月”。
现在看来，女排精神中有相当动人的成分，它寄托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这个对未来有点不知所措，对过去又痛入骨髓的民族的梦想与情怀。尽管其中不乏意识形态的引导与包装，我仍不忍将之简单粗暴地等同于“打鸡血”。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女排精神，实质上应与张思德精神、雷锋精神、王进喜精神、大寨精神等等放在一个坐标体系。尽管有微妙差别，但作为制度意义的传递工具，它们没有大不同。作为象征物，它们在传递制度意义的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和合法化证明。
这让我想起班固的《古今人表》，其将历史人物按九品分类，构建了第一个以模范人物为中心的儒家价值体系。如学者逯耀东所言：“积极的儒家将个人融于群体之中，所作的无私无我的奉献，正是历代统治者的期盼”。然而，《世说新语》的出现，突破了《古今人表》的儒家理想性格，宣告个人个性类型重组时代来临。其背后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松动，个人独立意识的上升。对国家效忠的目标不再是最高理想，也不具备天然的道德优越。“一切为了国家”的义务不再无法撼动，“感谢国家”的话语越来越虚情假意，代之而起的是区域性的乡土服务、家族间的孝悌、朋友间的信义，由此突出的不再是儒家圣人，而是普通个体的特立独行。
说回来，今天女排精神的衰落，也许是件好事。当我们不再需要制度意义之象征物来驱动人生，那也就不再需要感谢国家。现在有不少论者从多角度批评“感谢国家”，我愿意再加上一个角度：我感谢某某，一般是因为某某对我有超越正常范围的对待。即是说，如果我感谢国家，意味着国家对我有非常待遇，那就暗示我之外的国民，未能享受此等非常待遇。也即是说，国民待遇并不平等，而一个充满国民歧视的国家，我们又凭什么要去感谢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