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纯粹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不会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相反这些国家往往在贫富差距方面是全球做得最好的。朝鲜可能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而在不统计朝鲜、古巴的联合国“世界各国基尼系数排名表”上，丹麦、日本、瑞典、捷克、挪威分列财富差距最小的五国，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各国的基尼系数都不高。实行计划市场经济的中国以基尼系数0.47高居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列。

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控制了一切财富，个人没有了其他收入来源，全社会居民的财富差异很小。只是计划经济的公平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这种建立在贫穷基础上的公平早已被事实证明行不通。

严格说来并不存在实行市场经济一说，因为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最本源发展方式。如果不人为干预社会的财富生产与分配，我们的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当今富国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充分说明了市场经济对社会财富增加的巨大推动力。

贫穷的公平并不值得提倡，富足的公平才是社会大众的目标。市场在推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会扩大贫富差距，英国的发展史也说明了这一点。至1867 年，英国占全国人口2%的富人控制了国民收入的40%。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稳定。直到20世纪初，英国人才认识到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性，并通过在财富分配领域进行调节的办法，实现财富共享。

因市场原因导致的贫富差距是伴随社会总财富增加的副产物，如果社会禁止这样的贫富差距必定扼杀人们的创富积极性，社会走上计划经济之路。对于这样的贫富差距，世界上通行的、也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二次分配力度。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财富增加的同时能很好地控制了贫富差距，关键的一点就是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二次分配措施。

与世界上其他经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不是由于市场因素造成的，虽然市场也会天然拉大贫富差距。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是由于权力与权利的失衡造成的。

导致人们财富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三点：资源占有的差异、个人能力的不同及政府的政策。因个人能力不同出现的财富差距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这样的差距主要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并不是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资源占有的差异与政府的政策才是导致中国出现严重贫富差距的根源。

当今的中国政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有钱的政府，拥有包含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在内的全国绝大部分财富。历史上历朝的皇帝虽然名义上全国的一切都属于其个人，但实际能支配的财富相对不是很大，绝大部分的土地等资产归私人所有。西方国家虽然富有，但政府并不有钱。而中国政府在实行计划经济后将社会一切财产收归国有，政府以民众代表的名义经营这些财富，也对民众的工作与收入负责。在这样的体系下政府这些账面上的资产实际上也是政府的负债，如果经营不好，政府也是很穷。但实行市场经济后政府在不断甩包袱，最终将负债变成了资产，也因此成为最有钱的政府。

曾经是计划经济国家的捷克现在排名分配最公平榜第四位，捷克的做法是将国有资产全部平均分给个人，这个国家也在05年被联合国宣布为发达国家。虽然现在还不能下结论捷克的做法就是好的，但也给了其他转轨国家一个参考的路子。

政府的财富来源于社会，属于全体国民，政府有钱意味着拿走了本该分配给民众的利益。这些财富使各级官员的权力含金量大大增加，并透过权力而流失，最终成为了造成中国严重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

市场化后的中国事实上分成了两个财富分配系统：掌控国家资源的体制内系统与不掌控国家资源的体制外系统。体制内的人员享受大量福利、享有较高的收入，支配着绝大部分的国家资源。体制外的普通大众几乎没有直接享受到任何国家财富增长的好处，只能靠劳动得到微薄收入，缺乏基本保障。中国的民众因身份而不是能力与贡献的不同造成财富收入的巨大差异，这形成了中国第一层次的贫富差距。

垄断企业为何收入高，是因为占有垄断性资源，比如市场、自然资源；政府部门收入高，是因为中国的绝大部分资源的支配权在政府手上；跟权力相关的部门与个人收入高，是因为资源支配权的延伸。

政府有钱本不是问题，掌管使用这些钱的官员其权力不受约束才是问题。由于权力监管约束机制的严重缺位，社会对各级官员滥用权力的制约力极其微弱，腐败的代价很小而收益很高，权力的腐败与寻租是前赴后继，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中国各级官员的选拨与监管机制也在助长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在决定各级官员去留上广大老百姓没有任何实质性权力，决定权在上级官员手中，这就决定了各级官员在意的是上级部门的看法而不是普通民众的感受。人类社会一个普遍适用的定律是：任何人与任何组织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中国各级官员也一样，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当官员受民众制约时，官员的利益最大化首先必须满足民众的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体系下民众的利益是能得到保障的；而在当前的体制下官员的利益最大化不一定与民众利益最大化一致，当双方利益冲突时，往往被牺牲的就是民众的利益。

政策也是导致民众财富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那是因为政策决定着行业发展与个人财富分配。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房地产市场，政府本可以当作民生行业来发展，这样房价就不会很高。但在各级政府追求GDP政绩及自身利益的驱使下，房地产被当作支柱产业来发展，其结果是房地产从业者的暴富与百姓利益的受损，两极分化进一步拉大。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其结果都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产生一批富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就是普通民众无法对各级官员形成有效制约，既然失去了监督制约权，收益权也就无法保障。

因此，如果要彻底解决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必须要合理分配好政府手中天量的财富及解决权力与权利的失衡问题。如果民众不能有效行使自己的基本权利，就不会得到基本的收益保障；如果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权力寻租等滥用权力的行为就不会得到有效扼制，社会的财富分配就不会公平合理，贫富差距也将继续拉大。很显然这必然涉及到政改，如果没有政改作基础，分配改革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