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富平对访民公开示众，《新京报》报道后反应强烈。反应强烈，一是舆论高度关注，二是富平县强烈反弹。
舆论关注，且不说了，处理访民，产生的问题很多，讲道理，讲不出太多新花样来。
富平的强烈反弹，还是比较少见的。富平县外宣办在向人民网发送的澄清报告中，说明了两名上访人属无理访、违法访，而富平县的处理”是正确的”，”并不违法”。对媒体报道，富平县则以”不负责任的炒作”、”歪曲事实”、”捏造”、”以偏盖全”等词语定性。
反弹少见的高调，少见的全面。近几年，媒体曝光也不是没有反弹的情况，但大多只是讲媒体有夸大，有误解，还有一些地方失实，一方面是说明情况，一方面是自认处理有不当。也有强烈反弹的，多是寻求内部办法，不上台面，使媒体压力之下退却。
富平县的反弹，公开，直接，而不是内部迂回，暗中运作，是一个变化。媒体也是需要监督的，报道权也是需要严谨使用的。如果经此直接、明确而公开的回应，媒体能够继续公开调查、公开报道，这种互动反馈形成机制，那就是一种社会舆论的可喜进步。如果这种回应只是政府自认”理不亏”之下的特例，那么政府对舆论的高调反弹，也大可成为压缩媒体环境的冷风。
一般设想，一个县级权力，在媒体曝光某一事件后，能够迅速、全面地反弹，应该不是像地方政府时常指责访民那样的”无理取闹”，而是十分肯定地认为自己没有错失。富平县的情况报告，写得义正辞严，我大致可以认为，这是因为富平方面确实有一种”有理有利有节”的自我估价和坚定信心。
怎样定性那两个访民的上访性质，恐怕是一个争议点。以权力的眼光来看，访民都难称”顺民”。顺民老老实实，咋说咋听。访民，不管有理无理，都不具备这一特征，访民总是令政府觉得不顺、刁、不喜欢的，习惯的说法，是”有理不让人，无理闹三分”。
一个机构也好，一个人也好，总不免有本位的意志，有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判断人或事的倾向。所以一个访民，被政府判定为”无理”和”违法”，那是很容易的事情；而对访民来说，觉得政府”无理”和”违法”，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只是政府可以将”无理”和”违法”变成”公开处理”，而访民只能继续访下去，希望等到比某一权力更大的权力来处理。
人们也很容易理解，政府虽然强大，但惯常也不至于要与平常的小民过不去，访民如果没有弄到使其必动干火的程度，不会”公开处理”。然而，说到底，大动干火，不过是访民访来访去，访到要北京警方控制其行动，这使地方政府恼羞成怒，面临”矛盾没有化解在基层”的追问，至于访民的”违法情节”有没有，有多少，其实何足道哉。
公民”信访不信法”，绝对有原因，原因就在于社会存在着”权比法大”、”以权压法”的现实。即使真有”无理访”、”违法访”，值得检讨的主要仍是法治不彰，而非公民刁钻。富平的情况报告，说明了两名被公开示众的访民并非正常上访，而是”无理访”、”违法访”，但是，对公开示众的做法，定性为”在公开场合公开宣布处罚决定”，实在轻描淡写，而且不能提供如此向公民施行“人格刑罚”的法律依据，还自称”并不违法”，这未免削弱了这篇义正辞严的报告的说服力。
公民行为自由，”不违法”可以自便。权力必依授权，行必有法律依据。富平县公开处理两名上访人员，法律依据何在，未得说明，这是不可以忽略的。如果这种于法无据的”并不违法”的权力行为不受纠正，只能使人再次看到权力怎样超越授权去作践公民。
一个严重的情况是，权力与民众之间的隔膜乃至对立，制造了诸多事件。权力的公信力在消散，社会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对权力的失望，由此，某一具体事件中，事实如何，可能退居其次，而情绪上、情感上的对立，导致社会对权力的本能反感，权力对社会的本能怀疑。一个政府，对此无所认识，绝无反省，反而时而大呼小叫，时而闷声胡为，那才是危机深重。
201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