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0年，奥地利一位地位显赫的乐师利奥波德·莫扎特
（Leopold Mozart） 被他4岁儿子
在古钢琴上创作的一首协奏曲所震惊：这首曲子不仅难度大，而且在音乐上完美无缺。而这
样的事情已经不止发生了一次。这无疑是一个征兆：上帝把培养史无前例的音乐天才的责任
寄托在自己身上。于是，他放弃了自己作为作曲家、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的职业生涯，全身
心地投入对儿子的教育。他这位儿子，就是音乐史上大名鼎鼎的莫扎特。
一个多世纪以后，一位叫列奥·维纳的语言学家对儿子的学校教育感到不耐烦，于是决定自
己来教。他这位儿子，3岁就开始读书，11岁上了塔夫脱大学，十四岁从哈佛大学毕业，一
下子轰动了美国。这个儿子就是控制论的奠基人维纳（Norbert Wiener 1894—1964） 。
这两个典型的例子，似乎都证明了天赋是多么可贵，天才被父母及时发现是多么重要。但是
，两位发现天才的父亲，则对儿子的成功有完全不同的解说。莫扎特的父亲坚信：儿子的才
能全是上帝给的，自己不过是奉天承命、为上帝看护这位绝世天才而已。这种信念，在后来
形成了神话，在如《上帝的宠儿》等戏剧、电影中不断重复：莫扎特是上帝派到人间的音乐
使者。你要想通过用功来成为莫扎特，那分明是挑战上帝的意志，非失败不可。最近学者们
对这种“莫扎特神话”进行了本质性的解构：莫扎特早年的作品非常幼稚。他的成功不仅有
赖于长时间的超人般的努力，而且还决定于他父亲这么一位当时最优秀的音乐家和音乐教育
家自我牺牲式的栽培。拥有他这种后天条件并付出如此努力的，在音乐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人
。
维纳的父亲在被记者追问儿子的天赋时，则作出了相反的解说：“把他描绘成神童简直是胡
说八道。他是普通的孩子。如果他比同龄孩子知道得多些，那是因为他接受了不同的教育。
”不过，成功后的维纳自己出来挑战父亲的结论。他承认父亲的教育对他关键性的影响。但
是，他同时感到自己确实有超常的能力。这种能力，使父亲悉心的教育在他身上有了显著的
效果。他还特别指出：自己的弟弟接受了同样的教育，但是因为天份不同，这样的教育没有
产生在他身上所产生的效果。
对莫扎特和维纳的成功的两种不同解说，触及了在西方心理学、教育学、医学，乃至文化界
和一般公众中旷日持久的辩论：天才究竟是天成还是养成（nature vs. nurture）？这场辩
论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再有一百多年也不可能结束。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也正是这一不
可能有本质性结论的问题。那么，我们能从这种没有本质结论的讨论中得到什么收获呢？收
获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关注的核心，不是个纯学术的问题，比如天赋和后天培养，在一
个人的事业成功中各占多少比例，我们关注的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如何成功？如何培养
自己的孩子成功？在西方这场“天成还是养成”（或“天才论”与“培养论”）的辩论中，
双方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科学资源，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百余年不懈的研究。这些研究
成果已经汉牛充栋，虽然还没有在“天才论”和“培养论”中分出胜败，但在能力发展的问
题上，为我们提供了异常丰富的参考。
我们首先把讨论的重点放在智商上。这也是天成派和养成派辩论的焦点。众所周知，虽然健
康、体能等对人的生活都很重要，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的事业而言，成败的一个重大决定因
素，就是我们是否足够聪明。这也怪不得美国的民调显示，在被问及什么是最为渴望的个人
素质时，美国人第一个选择是健康，第二个选择就是智商。我们不仅关心自己是否聪明，而
且更关心怎样使自己变得更聪明。这也是我们把智商当做本章主题的原因。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智商和智力几乎是一回事，前者不过是后者的测试。除了体育等几个主
要依靠体能的领域，智商的高低对一个人事业的成败的影响可以从下面几个例子中看出：牛
顿的智商高达190，伽利略为185，开普勒175，达尔文165，哥白尼160，美国大学本科生的
中等智商为118，学士学位获得者的中等智商为123，优秀毕业生的中等智商为133，物理学
博士的平均智商为140。而在一般的人口中，中等智商为100。也就是说，你的智商低于100
分，你就属于偏笨的人，高于此线，就属于偏聪明的了。
另外，一系列的经验研究也证明，智商对人的健康、寿命、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事业成就
等都有正面的联系。比如，对贫困的研究证明，在美国的白人中，生于占人口5%的最低层的
穷孩子，日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可能比那些生于占人口5%的最富裕阶层的孩子要高8倍。
但是，那些智商属于最低的5%的孩子，则比那些智商属于最高的5%的孩子日后生活于贫困线
以下的可能性高15倍。也就是说，你的脑子是否好使，比你的家庭是否富裕对你的未来重要
得多。同样，美国智力顶尖的25%的白人孩子，不管家庭如何贫困，都几乎没有从高中辍学
的。辍学率在智商超过人口中等水平的孩子中也非常低。中等智力的白人学生的辍学率仅为
6%。但是，笨学生和非常笨的学生的辍学率则分别高达35%和55%。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
些人根本不是读书的材料。智商最低的5%的白人妇女，婚外生子的比率比智商最高的5%要高
出6倍。美国的罪犯的平均智商为92，比人口的平均智商100低了8分，说明犯罪者大部分是
低智商者。这方面的数据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也怪不得，美国的大学、研究院录取学生，军
队、企业招募人员，甚至橄榄球联盟海选职业选手，都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智商测试。中国留
学生们所熟悉的SAT、GRE、GMAT等留美的重要考试，都是在智商理论上发展起来的能力测试
。
不过，智商的研究从一开始就突破了心理学领域而被政治化。用最简单的话来概述，强调个
人的自由和责任的保守派，更倾向于智商决定论，更愿意承认天才对人类社会的关键性贡献
，也不断大声疾呼培养特异人才之重要。自由派或左翼人士，则认为智商是一种后天的社会
构造。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能力不足未必是智商的问题，而是社会（包括阶层、种族、教育
、文化等）为他或她的发展设置了障碍，或者没有提供足够的机会。在他们看来，甚至智商
测试本身也含有歧视弱势阶层的偏见。
在一百多年的辩论中，两派都爱走极端，乃至到了荒唐的地步。比如，天成派认为，智商对
事业成败的影响最大，而智商主要是先天决定的，后天因素几乎不起作用：早教没有必要，
孟母三迁是没事找事，甚至那些挖空心思让孩子上好学校、进常青藤的家长，也都是瞎操心
。有人称，哈佛的学生之所以成功，不在于哈佛的教育，而在于哈佛选拔的学生智商本来就
高。这些人读不读大学，日后都照样成功。由此演绎，政府出面为弱势阶层提供更多的教育
机会不过是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上名校不过是追求虚荣和牌子，没有太多教育上的意义。
与此相对，养成派则认为一切才能和成功都是后天培养的结果，天赋即使有，也无足轻重。
人的天赋之不同，甚至是个不能讨论的政治禁忌，一提这事就等于歧视。按他们的理论，你
从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对之进行世界一流的短跑训练，都能把他造就成博尔多。如前所述，
近年来的研究对这两方面的极端观点都进行了否定：智商不是决定人生和事业成败的唯一因
素，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智商并非绝对先天，受后天因素的影响甚大。但是，人的
自然能力确实有高低。在总人口中，智商的高低和事业成就之间有着不可否认的正向关系。
智商学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仍然没有成为一个定型的理论。除了智商测试的准确性这种
技术问题外，有两大理论问题仍然没有最终解决：第一，智商在多大程度上是先天的、在多
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和努力来改善？第二，智商对人生和事业的决定性究竟有多大
，比如，是百分之九十，还是百分之十？在本卷中，我将尽最大努力综合最近的研究对这两
个问题提出初步的解答。
《天才是训练出来的》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