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偉棠 | 评论(0) | 标签:台湾, 电影, 诗歌
一向关注台湾的新电影，但又总提不起劲去看，4月香港国际电影节故意“错过”了台北力推的《一页台北》，将到来的亚洲电影节有两部台湾电影《第36个故事》和《街角小王子》，看了预告还是提不起兴趣。原因是一样的：它们都太乖了。豆瓣上一篇影评在结尾这样总结《一页台北》：“黑帮老大很慈祥，警察绑匪都很不灵光，导演不相信犯罪只相信爱情……人人都是好孩子，包括导演陈俊霖。”《第36个故事》和《街角小王子》更加好孩子，分别由“气质女星”桂纶镁和郭碧婷主演，又是文艺少女、咖啡店恋情、大男孩乐队，可以想象都只是往公式化的台北清纯青春形象上再添一笔若有若无的色彩。
一篇赞美这两部电影的影评中说：“影片把台北拍得如明信片般优美。”不知这是否略有反讽?此语真是一语中的。明信片是怎样的一种美：程序化、景点固定、甜腻甚至带点虚伪。这难道是我们心目中期待的一个台北形象吗?难道台北就只有咖啡馆、书店和好孩子?一味沉醉于静美、清新、小温情等，其实不也是一种媚俗吗?原谅我爱之愈深责之愈切，我希望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台湾，有痛有恨有恶有怒的多重人性组成的世界。
很久以前，《风柜来的人》、《南国再见，南国》里有这么一个血肉丰富的台湾，《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更是举重若轻地把历史梦魇与青春期悸动相乘，其沉厚又细腻的肌理至今尚无一部华语片可以媲美。这是一种收放有度的粗犷力道，在华人精神中失落良久。今年台湾电影的话题之作《艋舺》，以暴力和男性情谊穿插，只可惜钮承泽过于唯美和 “闷骚”，黑道少年无论砍多少刀，都比不上牯岭街的少年小四捅向少女小明那一刀来得沉痛。
不过清新和“闷骚”，也是我们这些台湾文化粉丝一直投射在台湾身上的期待甚至强加，受不了内地文化的“文革”思维荼毒，受够了香港文化中的唯俗是举，只能去台湾文化中寻找清凉安慰。台湾的青年文化也日益自恋、自足，方能不受污染，但这种清新是温室里的清新，对病毒缺少抵抗力;也是一种自欺的美，因为它故意伸手推开真实台湾里的一些丑和恶。所以有时我更愿意看台湾纪录片导演拍的剧情片，比如今年由青年纪录片作者王育麟和作家刘梓洁执导的《父后七日》，和乡间葬礼有关的戏份烟火气十足，呈现一个台北/诚品以外的台湾。
青年文化中的自恋，让我想到前些年一些台湾文学前辈对青年们的失望之语：肚脐眼文学。好孩子们低头反复细看自己的美、赞美自己的美，但其实这美不出自己的肚脐眼范围。一部好作品必然具有的挑战性(无论是美学上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在这里阙如，好孩子电影不得罪任何人、也不触及任何社会隐患或心理暗疾，它们还细心地迎合尽可能多的观众，小眼泪、小微笑、小爱恨。
这也是台湾现在其他青年艺术存在的毛病，比如说诗歌，年轻人的诗大概分化为两种类型：一是循规蹈矩的“应试诗”，台湾的文学奖机制成熟、发达，渐渐造成了一些年轻诗人为得奖而写作，他们为了顾及不同评判的口味，就研究出一种四平八稳、适合分析的诗歌;二是和流行文化若即若离的小反叛诗，熟练使用一些“后现代”技法对生活作小小的调侃—其实是调情，这后一批诗人还有希望，毕竟他们追随的是夏宇，虽然暂得皮毛。至于我所认为的台湾现代诗两大巅峰：写《深渊》的痖弦和写散文诗的商禽，至今在年轻一代中尚未找到继承者，他们有一种力、一种粗野甚至狷狂之力，为安逸中的年轻人所没有。
年纪稍大一点的诗人中有一些例外，鸿鸿是变化最剧的一个，虽然他人还是那么文质彬彬，但目睹他前几年写出《土制炸弹》这样激烈的社会介入诗集，到今年出版《女孩马力与壁拔少年》，甚是惊人。更关键的是鸿鸿去年创办了一本台湾独一无二的挑衅性诗刊《卫生纸》，聚结了台湾年轻一代不甘于写前述两种温柔诗歌的人，对变动中的台湾社会、华人社会以及世界议题，毫不犹豫地发声。
至于开头说的那种“收放有度的粗犷力道”，华文青年文学中的确罕有。我常常向内地和香港的朋友推荐一位台湾“六年级”小说家甘耀明，他的小说《杀鬼》可谓近年最触动我的台湾小说，细心结构魔幻叙事之余，不避粗言俚语和孩童心中的怪异邪念等，语言的推进痛快淋漓，简直可引人入小说中，与他大闹大疯一场。但他又总能淡定坏笑，仿佛在用台湾特有的语法说：粗野一点，也不错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