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网易科技我的《IT丛林笔记》专栏之十，这里用的是未刊发前稿。
11月9日接到了美国大使馆邀请，作为独立博客（Blogger）观看首届大使知识产权（IPR，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对话，欣然前往会场。
可是，去时仍然不大明白这个对话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中美知识产权交锋已久，双方各有斩获，目前已经进入了僵局阶段。记忆中每次中美知识产权会议的结果都是这样的：在会议之前，国外的媒体把关注点转移到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上，由于媒体报忧不报喜的特性，自然更加注重中国保护的缺陷，形成了一波声浪；中国立即做出回应，一方面质疑媒体报道，另一方面，开展全国性的打击盗版专项行动，行动一般持续三个月到半年，各地城管们纷纷出动把卖盗版的小摊贩赶得无路可逃，追缴一批，打掉几个制造的窝点，或者再抓一两个番茄花园，大肆宣扬一番成绩。由于行政打击的不可持续性，更重要的，全国人民对于盗版碟的需求存在，小贩们和制造商们过后总能死灰复燃。
到了每次开会时，双方也是你来我往，美方拿出几起事件的证据证明中国保护不利，中方则据理力争，强调中国30年前还不知道知识产权这个词，现在的进步已属不易，再快也要花时间。
大致上最后会僵在这儿。当然公报出来，还是说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共同保护知识产权才是双赢，却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就算双方真的想去换种方式谈，都很难找到途径。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知识产权如同一块食之无味的鸡肋，年年岁岁题相似，不知何时报到头。
那么这次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第二战场
会场在王府半岛酒店，前面自然是双方领导的讲话。
美国大使洪博培上台强调保护知识产权是双赢，希望双方更加合作，寻找出确实的目标和时间表。表态并不激烈，也并没有超出常规，5分钟结束。
接着上台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长田力普，这个老IPRer采取了进攻的态势，先是将国外媒体最近对于中国知识产权的负面报道一一列出，接着指出，中国30年前还没有IPR的概念，说到此时，大家心里都有了数，甚至能够替他补上后面的内容。
最后他提到的，自然是几天前中国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专项行动，这次行动的时间是半年，并强调要和地方政府合作强力出击云云，于是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盗版碟小贩们被追得满街跑的情形。
补充一句，参完会回来，在小区附近发现了两个盗版碟地摊，颇感欣慰，地方的执法仍然对上级的指令具有缓冲作用，当然也产生了寻租的空间。即便中国的上级政府非常愿意配合，指令下到底层后仍然无法顺利执行，这大概是美国人不得不面对的国情。
两人把话讲完，就到了媒体离场时间了，我们被带到了会场旁边的访谈室对洪培博进行了采访。坦率地说，洪培博对于IPR并非专长，他只是个组织者，过于技术化的问题他也回答不了。
但从他的谈话中，却又泛出点点新意：他在开辟第二战场，绕过政府寻求直接和民间对话的可能性。
这或许可以扯远一点儿，从这位大使上任后对Blogger的态度说起。当网络媒体的力量逐渐增强的时候，和它们建立关系就等于建立了一条直接通往民间的渠道，这条渠道意味着沟通而不是对抗，让双方从实际层面上更加了解对方的想法和态度，而不是抱住所谓的大原则互相指责隔空交战。
美国大使馆对于网媒和blogger的重视大概始于洪博培任上，甚至还设置了专门的人员和博客们对接。
对于这样的设置，并不见得有人能够很快适应，即便那些受邀请的人们有时候都会做出过度的解读，强调其意识形态性，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条沟通的渠道，不仅社会问题，包括经济、文化问题都有可能通过新的渠道来沟通，这只是一个交流的问题，无关意识形态。
从这个角度说，洪博培大概是最注重基层交流的一位美国驻华大使，不管是奥巴马访华时邀请博客们（时政），还是去书店会见读者（文化），还是这次邀请我们观看（经济），都可以看成是他在拓展交流的渠道。
再顺便插一句，既然人家都注意到新媒体交流的必要性，为什么在家门里的我们反而更加不会利用呢？
而此次所谓的知识产权对话，也是从沟通角度考虑的。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试图让两国的最基本的商业交流单位——企业来面对面交流知识产权的痛与快，自然政府仍然是主角之一，但企业间的交流也是必须的。在这里强调的是参与具体商业行为的企业，或许是这次对话的真正亮点。
他这样做，也是看到除了传统的政府间知识产权对抗模式之外，中国企业在国外发展时，本身也有知识产权的忧虑，到了进行沟通的时候了。
知识产权的沟通问题
我承认没有注意到两国知识产权的新变化。如果说以前美国企业一直充当抱怨者的角色，那么，当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时候，会发现国外的知识产权法律同样也是敌视的，至少是不友好的。
不管是中兴华为还是其他公司，它们进入美国市场时都会面临着知识产权纠纷，各种各样的法律条文甚至连美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楚，一个新进入市场的中国企业又怎么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申请何种专利，怎么最大化地利用当地IPR法律保护自己？
当国内企业的需求日渐强烈的时候，才是对话和改善的良机。
这里可以举一个台湾的例子，如果你看一下台湾的经济史，会发现他们有一段时间像极了大陆的现在，在80年代台湾的山寨产品遍地，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美国人一如既往地展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向当地政府施压，但始终无法完全根除，原因很简单，过于严苛的保护必将损害这些山寨企业的利益，这些企业的利益对于地方政府和地方人民而言，始终高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知识产权。
可是后来这些台湾山寨企业逐渐长大并开始向外扩张，并有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也跟着谈论起知识产权保护来。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一个经济体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才有可能有更大的提升。自然政府的法令只有片面的作用，更重要的因素来自于市场和企业本身。
中国大陆恰处于这样的前夜，中国企业不起来自己要求专利保护，仅仅靠外国政府的施压，永远不会完全奏效，这不是一个法律或者政府意志问题，而是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企业间沟通的重要性将逐渐显露出来。
美国富里达（Foley&Lardner）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哈罗德韦格纳（Harold C. Wegner）谈论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企业在美国，他毫不掩饰地说，中国企业肯定会遇到不友好。另外，一个中国企业很难在不了解当地法规的情况下未雨绸缪，为了几年后的扩张提前注册知识产权。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企业在中国，中国的专利权有三种，分别是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的申请往往需要3年，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只需1年左右。美国公司抱怨中国专利申请缓慢的时候，实际上更应该注意利用规则，多申请实用新型专利，获得快速的审批。但实际上，申报实用新型专利的99.4%是中国公司，外国公司只占了0.6%，他们至今没有发现这项专利能够提供的价值。
Wegner承认各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各有特色，而沟通和了解可以解决不少的问题，指责之外，或许这样针对具体问题的沟通工作能够越来越多。
答案也许在局外
当然，企业间交流最多的可能是专利权问题，而对于版权，则仍然以对抗为主，我不妨谈一下我眼中的版权纠纷。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最容易出现的版权纠纷有三个原因。
一是严格管制造成的。最明显的就是地下盗版碟市场，对于白领阶层而言，看碟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在正版市场里买不到，就只能求助于盗版市场。
这里可以看一下以前的音乐磁带市场，虽然也有盗版磁带，但由于磁带品种足够丰富，价格也不算贵，大约10元左右一盘，大家去音像店买正版的欲望是很高的。当时的地下磁带市场最猖獗的恰恰是所谓的海外走私货，因为国内买不到正版的，人们才会去购买走私货。
所以，引起盗版的最大原因是严苛的市场管制，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屡次进行几个月的专项行动，却无法长久见效的原因。
如果市场上有足够的价格合理的正版美剧，会有人接受正版的。哪怕还会有部分人购买盗版，但购买正版的人群会越来越大的。
二是因为价格。由于居民收入和汇率的问题，高昂的价格会阻止人们使用正版，这个问题会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而缓解。美国方面的施压无非是让这个过程发生得更加迅速一些罢了。
三是由于创造性破坏的存在。
我始终认为法律是利益交锋的产物，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蓝本。在存在创造性破坏的情况下，一旦形势改变，也许昨天的法律就会成为新发展的障碍。
关于创造性破坏的另一个例子是音乐SP下载，最初的经营模式是发行磁带和CD，但互联网的存在断绝了音乐的传统市场，逼迫着音乐人不得不开辟第二战场，他们找到了音乐下载作为新的收入来源。
而在线免费软件的出现也绝不是心甘情愿的，只不过是因为互联网增大了人们使用盗版软件的意愿，逼迫软件业进行的变革。
在世界上，目前最可能进行创造性破坏的领域就是影视，而反抗最剧烈的也是影视，如果影视巨头们不肯做出改变，那么在传播途径这么丰富的当今，或许线下发行也会像当年的CD市场一样萎缩。
但是，创造性破坏说起来好听，可它发生的时候，表现得就跟普通的破坏一样，局内人根本看不出到底有没有创造性，只是等事情过后才发现局面已经大不一样，有的企业甚至行业死了，有的诞生，规则也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