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我去参加了一个名为“现代性让我们回归国学”的联谊会，会后，在接待方的安排下，我们去参观了著名的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我发现那些著名的青铜面具原来是一些装饰建筑用的标准件、亦犹我们今天用于装饰建筑的那些标准件一样。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因为，建筑和它的饰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倘若，构件和它附着于其上的建筑脱离了，则构件就像脱离的语句的单词，失去了意义。
文物被陈列于装修现代的博物馆中，就像将一些生僻的古文单词嵌进外文的句子中一样。尽管博物馆力图将附着在文物身上的历史信息尽量多地呈现于观看者的眼前，但由于博物馆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叙事，它既呈现着作为“单词”的文物，也遮蔽着作为“语句”的文物。
联想到目前据说在市面上很“火爆”的国学，遭遇到的是同样的处境。一方面，我们的主流社会从传统文化身上看到了其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面而大力兜售“国学”；另一方面，我们的主流社会却把现代性当做一种天经地义的必由之路接受下来，对之毫无批判的精神。我们的主流社会似乎并不明白，我们今天社会乱相以及其所潜藏的重大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无保留地接受现代性的核心逻辑、并义无反顾地迅速地推进着现代性的进程却缺乏反思和矫正的意识和措施。
所谓现代性，说白了，就是一种以人的欲望为人存在的目的的、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以满足这个目的的偶像崇拜式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这种社会运行机制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地把人拖入到一种越来越异化的处境中。它让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地与自身为敌。把这种社会运行机制上升到宗教的高度，体现的马克思的惊人睿智。因为马克思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社会运行机制，它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说玄一点，它是一个灵，它要“喝人的血，吃人的肉”。生活于高度城市化、高度现代化中人们那越来越焦虑、越来越忧郁日常体验，不正在印证着这个“灵”那撒旦般的邪恶本性吗?
毫无疑问，我们当代的人类患上了“癌症”，这个“癌症”就是现代性。人类忍受着这“癌症”带来的痛苦，但人们却拒绝放弃带来这“癌症”的生产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也伴随着巨大的甜头。于是人们试图在保留住那些甜头的前提下寻找缓解“病痛”的“解药”。人们找到了“国学”，就像那些在酒桌子上填满了一肚皮肥肉的人们找到了泡菜一样。
国学“火”了，人为国学之火爆而欢呼雀跃，就像塞满了肥肉的肚皮为泡菜而欢呼雀跃一样。应这欢呼的邀请，自然也就冒出来许多兜售“泡菜”的“国学大师”。据说，在一次糖酒会上，于丹应酒商的邀请大谈起了中华民族深厚的饮酒文化。挣了酒商不少的出场费。不过，那些个酒商也并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主，在他们看来，于丹不过就是被请来充当一下糖酒会花里胡哨的“包装盒”的一个“中学教师”而已。据说，某些乘着商品经济的“春风”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国学馆”，则纷纷把他们兜售的茶叶之类的商品，加上了一些个《四书五经》中的名字，并因此把价码标的老高。我曾听一位国学大师吹嘘：“挣不到钱？改天我用《周易》给你一调，保管你日进斗金；娃娃不听话，没关系，送到我这里来学一学《弟子规》，保证叫他服服帖帖”。可见，“火了”的国学，在现代性这个巨大的怪物的豢养下，其地位沦落到了何种可怜的地步！
有人认为，国学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地“和谐”。对这种似是而非、一乡称愿的说法，我是断断乎要反对的。为“和谐”而来点“国学”，无疑是为油腻而来点泡菜。国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作为一种独立的生命态度，它为我们今天的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参照系，它见证着我们我们疯狂地在现代性的迷途中走出了多远。因此，国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对于现代性提供了一个批判的维度。
包括儒道释三家思想在内的国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具有自己的生命态度的价值整体。这个价值整体和那个“以人的欲望为人存在的目的的、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以满足这个目的的偶像崇拜式的社会运行机制”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但提倡国学也并非就是提倡复古主义、要人回到贫穷落后的小农社会去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狭隘生活。过什么样的生活是人肉体需要的抉择；皈依什么样的价值观，却是人灵魂的抉择。价值观的抉择，从来就不是那么轻松和“和谐”的。在某些境况下，服膺国学给人带来的绝不是“和气生财”，甚或是“杀身成仁”；国学从来不怂恿人去希慕那名利双收陶朱公，国学有时候更鼓励人去当那死得其所的文天祥。
现代性的基本逻辑，就是无条件的肯定人身体的欲望。而国学的主心骨，就是一种以人性的最高本质的实现为基本导向的价值观、只不过这价值观的传承，大多并非来自西洋的文化传统，而来自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已。所以，那些个仅靠汉服、唐装包裹起来、和“经济建设”穿同一条裤衩、放到糖酒会上的桌子上做做摆设、或用来当当“社会润滑剂”以抵消抵消因两极分化所产生的对立情绪的“国学”，实在是地摊儿上的赝品，把它决然地扔进垃圾桶里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