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疆总人口为433. 34万人，其中汉族人口29. 1万人，约占6%至1985年，一共向新疆迁徙955. 65万人，其中返迁率约为68. 6%，净移入汉族居民约300多万迁徙人员主要为 军转，学生分配 建设兵团，支边及随迁家属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新疆人口已达到1 845. 95万人，其中汉族 748. 99万人,约占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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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迁入新疆的汉族移民约300多万人。主要有国家计划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两大移民类型，其中计划性移民主要包括由于分配、支边和随迁等原因迁入的人口。1949年以后的新疆汉族移民呈现出与以往历代移民不同的特点，对于加速新疆社会进程的发展、促进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及新疆多元文化的构建起了重要作用。
一、1949年以后新疆移民概况
据统计， 1949年新疆总人口为433. 34万人，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达到1 845. 95万人[1](4)。其中汉族人口从1949年的29. 1万人[2](268)，增至五普时的748. 99万人[1] (4)，其在新疆总人口的比例也由1949年的6. 71%上升为五普时的40. 57%;当地维吾尔族人口虽然也呈逐渐增长的态势，由1949年的329. 11万人，增长到五普时的834. 56万人[1](6)，但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却逐渐降低，由1949年的75. 95%下降至五普时的45. 21%。
1949年以后新疆总人口快速增长，主要体现在人口的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两个方面。新疆人口生育率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自然增长是人口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新疆人口增长的另一因素即迁移增长，也是影响新疆总人口变动的重要因素。就其中具体的各民族人口的增长而言，新疆汉族人口的增长大多数属于迁移增长，而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主要属于自然增长。
总体上来说，1949年以来新疆的汉族移民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改革开放以前，新疆的汉族移民以青壮年为主，以国家有计划有组织的迁移为主要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开发新疆，而大部分移民的目的则是为了营生。移民的迁出地主要有：以输出劳动力为主的人口稠密的山东、河南等省；以输出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为主的沿海较发达地区的上海、江苏等地；邻近新疆的交通便利的甘肃等省。改革开放后至今，迁移人口的主体是劳动年龄人口，自发性迁移已取代国家计划性移民，这已成为新疆汉族移民的主要形式，生存型移民与发展型移民交织在一起，移民的迁出地已遍布全国各地。
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内，新疆计划迁移的净迁入人口应在100—200万人之间，自发性迁移至新疆的有100万人以上[3](6)，这应该是截止1985年实际留居在新疆的人口数字。因为根据《昌吉迁移抽样》推算，这一时期新疆迁入人口(仅算迁入，不算后来返迁的)总计应为955. 65万人[4](140)。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移民的返迁率很高，大约为68. 6%。从1986年至2000年，新疆总人口从1 383. 64万人增至1 845. 95万人[2](470)。根据这15年各年自然增长率的平均数14. 08‰推算[5](75)， 1986—2000年期间迁入新疆并长期留居的人口有163.14万人。根据以上推算我们知道，1949—2000年迁入新疆的移民总数应在460万人左右。自 1953—1985年，从区外净迁入人口达294. 96万人，其中汉族就有206万[4](336)，占迁入人口的69. 84%，内地其他少数民族虽有迁入，但比重不大。由此看来，在新疆的迁入人口中，汉族人口占了大多数，如按70%的比例算，那么从1949年至2000年迁入新疆的汉族移民至少有300万人。
二、移民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疆汉族移民大体上可分为国家计划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两大类型，计划与自发并行，而在国家计划性移民中，政治、经济、军事型移民又相互交错。
(一)国家计划性移民国家计划性移民主要是指由于分配、支边和随迁等原因由国家计划迁入的人口，此外还包括一些特殊类型的计划移民，这一类型的移民大部分都出现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
1.分配人员主要包括复转军人和派遣的干部、工人、学生等。复转军人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员。1953年6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生产部队人员构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最初人口。生产建设兵团主要从事农业屯垦，垦区分布大体与部队驻防地分布一致。据记载，截止1952年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人口超过27万人[4](139)。1952—1954年，先后有17万人民解放军官兵集体转业为生产建设部队，1964—1965年又接受内地新的转业军人3. 4万人[6]。这些复转军人既有保卫边疆的政治、军事作用，又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劳动力，因此政治、军事、经济三种移民因素在其身上均有所体现。
由于生产建设兵团性别比严重失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开始采取有计划的人口迁移，到1970年代性别比例趋于合理。派遣的干部、工人、大中专毕业生等人员中，有一部分构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员，其他均在地方工作。特别是国家有计划派遣的科学技术干部和其他知识分子，是新疆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就1949—1984年移民的文化程度而言，高、初中程度的移民从1949年占4. 4%、13. 3%上升至1984年的34. 5%，大学程度的移民自1957年起有大幅度增加，初步改变了新疆严重缺少科技人才的状况[4](133)。但到了1990年代后期，国家取消了对大中专毕业生的统一分配，东南沿海等地强势的经济拉力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造成了西部地区人才“东南飞”的状况。
就1949—1984年移民所从事的职业而言，工人所占比重在1956年达到最高值14•9%，此后持续下降，至1967—1976年降至1949年以来的最小值3. 6%，此后逐渐有所回升[4](336)，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减缓—逐渐恢复的过程。1984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发展，政府组织的大批工人迁移至新疆的情况已很少见，大部分工人移民都属于自发性迁移。
2.支边和随迁人员。“支边”指计划迁移中投入工、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以及计划批准来疆插队的知识青年；“随迁”指与以上两类人员同期随迁和随后批准迁入的家庭人口。新中国成立后，为发展新疆经济，国家有步骤地从内地人口稠密省区组织大批青壮年人口移居新疆。根据中央从内地人口密集的江苏、安徽、湖北、上海等省市向新疆移民的计划， 1957—1960年执行了苏、皖、鄂三省的移民计划，三省迁入新疆人数达80多万，其中江苏迁入59. 6万人，占全疆区间总迁入人口的26. 7%[4](141)。这类支边人员主要是农村和小城镇的居民。除青壮年劳动力外，知青响应“上山下乡”号召来到新疆，也成为支边移民的一大群体。1961—1966年从上海、北京、武汉、浙江、江苏、天津等六省市来疆的知识青年达12. 7万人，其中上海知识青年有9. 7万人[6]。1980—1990年迁入的知识青年，通过知青转点、顶替父母职业、工作调动、退职、病退、停薪留职等途径，在1985年前有8. 55万人返迁，返迁率为67. 48%[6]。其余1/3知青，在1985年以后也有部分陆续返回内地。
以上两类支边人员主要是青年移民，迁移年代集中在1959—1966年，迁入地区集中在东疆、北疆的工业城市和近城的农村、垦区。上述移民大都为男性青壮年，造成新疆性别比的严重失调。为了缓解这个问题， 196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了补偿性迁移，包括迁移主体的配偶、子女和父辈。此外，为解决婚龄青年性别比高的问题，相继从山东、湖南等地迁入了部分女性。
3.劳改人员等其他类型的移民。这类移民基本上都安排在生产建设兵团，包括“黑五类”子弟、劳改人员和就业新生人员。1950年代末开始，各城市都刮起了“破四旧”等极左风潮，将“黑五类”分子下放到边疆，而新疆就是这些被“清除”对象的目的地之一，此外还有劳改和就业新生人员。1951年以来，全国进疆改造的罪犯有10万人之多[4] (141)。改革开放以后，因历年政治运动被迫来新疆“改造”的许多干部、知识分子以及一些知青的子女，在落实政策后，纷纷返迁回原籍。
(二)自发性移民
自发性移民指非计划的自动迁入新疆的劳动力，以及同期或事后迁入的家庭人口。这类移民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型移民、技术型移民，当然也包括一部分改革开放前自流到新疆的生存型迁移人口。
1951年7月，国家户口管理有关暂行条例规定：凡迁出者，于事前须向当地人民公安机关申报迁移，注销户口，发给迁移证；凡迁入者，须于到达住地三日内，向当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入户，有迁移证者，应呈缴迁移证，无迁移证者，应补缴其他适当证件。1964 年8月，国务院批转的一份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规定了“从内地人口稠密地区迁往边缘人口稀少地区”的户口迁移一律不受限制。在迁移政策宽松的同时，由于新疆工农业发展的吸引力，尤其是1960年前后，兰新铁路通车提供了交通的方便，使大批内地人口为了谋生迁入新疆。在“大跃进”和1959— 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形成人口自流入疆的高峰，甘、豫、川、皖等省农民构成自流移民的主体。最多的是1959年，一年中迁入新疆的人口达82万多人。根据周崇经主编的《中国人口》(新疆分册)推算，截止1984年，自流移民迁入推算总数为537. 94万人，占区间迁入总数的56. 29%[4](142)。
改革开放初，受“孔雀东南飞”浪潮的影响，新疆人口迁移增长率自1981年起首次变成负增长。为缓解人才流失，国家对不回原省工作的边疆省区的学生收一定的出省费，同时也对自愿去边疆工作的学生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并加大定向委培生的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才的迁出。
1990年代后期，出省费政策取消，但内地初中、高中班培养计划的实施，增强了新疆自身的造血功能。随着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发展，新疆越来越成为一块具有无限开发潜力和市场前景的地区。在移民构成方面，改变了改革开放之前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的移民构成，移民人口主要由高科技知识人才、投资者和受人口压力排挤的内地农民组成，而后两类占多数。而随着新疆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地富余人口开始采取“候鸟式”的入疆形式，并于1990年代初形成民工潮，改变了以往单纯的移民模式。季节性民工潮的形成表明，市场经济对新疆人口迁移起到了调节作用。
三、移民特点
1949年以后，新疆汉族移民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是以往各朝各代无法比拟的，以致于新疆的汉族人口所占比例与以往相比有了质的变化，汉族移民进入南疆的规模也大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由于新疆地缘辽阔，由北到南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因此历史上迁移至新疆的汉族移民主要聚集在哈密、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等东疆和北疆一带，南疆各地基本上是维吾尔族集中居住地。民国时期，虽然汉族移民流入南疆的数量比以往各朝代都要多，但移民的主要移入地仍然以北疆为主。1949年后，随着国家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人口迁移政策的宽松，汉族人口开始大量迁入新疆，尤其是生产建设兵团在全疆范围的广泛分布，使汉族分布到新疆的各个角落。
民国以前，新疆的汉族移民往往以政府组织为主要形式，到民国时期，大规模的政府组织移民已很少见，主要是自发移民。与以往移民形式相比，1949年后的移民主要为国家计划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两种形式，其中计划性移民非常突出，包括分配、支边和随迁等类型，但从移民数量上看，自发性移民则占据了大多数。改革开放后，也主要以自发性移民为主。仅就1949年以后的移民形式来说，改革开放是其分水岭。改革开放前，从宏观上国家在户籍、人事等制度上实行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政策，在生活待遇上也作了如高原补贴等一些调整，使得从解放初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迁入新疆的人员呈不断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市场杠杆在人口流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与以往各朝代移民所不同的地方。
新疆的汉族移民在改革开放前返迁率较高，虽然生产建设兵团留下了大量汉族人口进行农垦，但其他形式的移民返回原籍的不在少数，包括落实政策、知青转点、工作调动等，主要原因还应归咎于新疆自然环境制约了经济发展，自然也就限制了人口的承载力。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区间的人口迁移存在迁入与迁出高峰同时出现的情况，如1958—1961年、1964—1966年，说明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组织安置的移民中，有些迁移不是出于自愿，因此稳定性较差。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新疆经济的逐步发展和东部人才市场的饱和，移民逐渐向西部倾斜。近年来，在内地高校上学的新疆毕业生回新疆工作的人比前些年多了，移入新疆的农民工也呈不断上升趋势，他们大多从事第三产业。在新疆安定下来后，就将亲戚、家属等接到新疆，逐渐成为新疆的定居者。可见，改革开放后迁入新疆的移民大多是自愿型的，因此迁移的巩固率较高。
四、移民效果与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大规模计划性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家政治、军事方面的需要，而移民成效证实了新疆汉族移民是保障西北边疆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1949 年以后，新疆汉族移民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大是以往各朝代移民无法比拟的，而且移民职业种类较全，包括农民、工人、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等各类人员，为新疆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和技术人才，有力推动了新疆经济文化建设，使新疆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 1949年以前，新疆经济主要以农业和对外贸易为主，工业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工人和技术人员移入新疆，当时工业项目大多集中在乌鲁木齐市区，从此奠定了乌鲁木齐作为新疆工业城市的基础。随着工业建设逐渐在南北疆地区的开展，一些新型工业城市得以建立，如克拉玛依、石河子、奎屯。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一部分计划性移民奠定了新疆工业的基础，而改革开放后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引进，则促进了新疆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
就新疆的平均人口密度来看，1953年每平方公里仅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