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节过后不久，“用工荒”再度上演，与2004年起每年出现的“用工荒”有所区别的是这一次是全线告急：珠三角、长三角缺工数激增至数百万，除前些年出现的技术工人短缺，普工也开始招不到人。“用工荒”的关注度渐次下退，富士康多起工人自杀又轩然而起，接踵而至的新闻是罢工，本田、丰田、尼康、平纺?各类所有制成本均有涉及。

在人口学家易富贤看来，这些是“2012年中国人口危机拐点的征兆”。“人口结构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需要系统全面的反思。”他说，劳动力对于国家而言是“精气”所在，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劳动力供应也是不可或缺的自变量。因此，他和不少人口学家呼吁，中国应尽早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从“人口控制”转向“人口发展”。

易富贤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念完药理学博士后，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出国之后发现中国的人口问题，对“中国人很能生孩子”、“中国人口太多了”这些几近“天然正确”的判断产生了怀疑，零星地写了一些人口方面的文章。2002年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做妇产科研究工作，由此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不看电视、不做家务、没有“会”参加的易富贤，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放在人口学研究，2007年出版了广受关注的《大国空巢》一书。

“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普及一个观念，人口是最重要的产业单位，有了人才有消费、生产、就业这些循环，减少人口不但不能缓解就业压力，而是恰恰相反。”7月1日，在北京东城区一家咖啡馆，操着湖南普通话的易富贤对《商务周刊》说，人口是战略性大课题，视野必须超越一两代人，“得尽快鼓励生育，否则中国面临的是老龄化社会里的老无所养”。

《商务周刊》：中国已经连续几年出现民工荒，一些企业也因为工人对工资水平不满而遭遇罢工，这与前几年的低廉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逆转？

易富贤：值得大家严重关注的是，今年的民工荒，其实与前几年的民工荒有着本质的不同。2004年的民工荒，是因为中国20-39岁劳动力在2002年开始减少，但由于15-64岁总劳动力以及19-22岁最年轻的劳动力都还在增加，因此当时的民工荒并不严重。而2010的用工荒是因为各个年龄段的劳动力都在或即将减少。中国19—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了顶峰（1亿人），之后开始急剧减少。这也是为什么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减少约40万人的重要原因。教育部的另一组统计也证明了适龄人口总量的减少趋势：2008年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为849万，2009年为834万，2010年再减至803万。

据最客观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19—22岁人口到2018年只剩下0.53亿，9年下降一半；而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同类数据，这个年龄段人口数也是从2009年后快速下降，到2023年只剩下0.62亿，14年下降差不多40%。两组数据有些差别，但快速减少的大趋势以及2009年这个节点都是一致的。

这还只是逆转的开始。从人口学的预测看，由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有73岁了，即便人口政策不调整，劳动人口总量变化比较缓慢，但是年轻人数量的变化却很大。比如以2010年为基点，15—64岁人口到2020年将只减少3.4%，但20—30岁劳动人口却要下降27%，19—22岁人口更是下降45%。

劳动力市场对19-22岁人口数量的变化最为敏感。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最具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各地将掀起抢劳动力的风潮，并且将越演越烈，也意味着大量企业可能将撤离中国；对于大学来说，意味着生源不足，今后高校将掀起生源争夺战；对于国防来说，意味着兵源数量下降，男孩中服兵役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提高到今后的19%。并且也意味着房地产的好日子快要走到尽头了。

《商务周刊》：那么，现在中国社会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而社会负担较轻的状况将不复存在，人口结构会脱离人口红利的状态?

易富贤：我一直不太赞同“人口红利”的说法。需要养的小孩少了，社会负担低，但谈不上红利。这种靠降低生育率来降低抚养比的做法，其实是一个很粗略的想法，因为抚养比又分为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混淆了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来谈人口红利，这是不对的。

抚养，是工作的人养不工作的人，所谓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15—64周岁人口，0—14岁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儿童抚养比，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老年抚养比。显然，儿童与老人都需要抚养，但总抚养比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哪个更多哪个更少，对整个社会的意义是不同的。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老年抚养比是人口还债。降低儿童抚养比，也就降低了人口投资，是一种人口高利贷。

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总抚养比应为50%—60%，消费与就业关系最为和谐，社会也就比较和谐。发达国家在1950-1980年的总抚养比是50%—60%。中国1980年代初期社会比较和谐，一个重要的人口学原因是当时的总抚养比介入50%和60%之间。印度在2003年之后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总抚养比在50%—60%，印度经济将步入快车道。

这是统计学上的经验总结，从人口学来解释，人口和消费是比例关系。我研究了所有国家劳动力与消费者的关系，所有国家都是50%左右，也就是说两个消费者提供一个就业机会，但是中国不一样，我们总劳动力（实际就业人口段）与总消费人口的比例是63.5%。中国的13亿消费市场只能提供6.5亿就业机会，而劳动力是8亿，有1.5亿过剩劳动力。劳动力与消费者比例过高也意味着总抚养比极低，目前中国的总抚养比低于40%，就业压力大。为了保证就业，产品就必须大量廉价外销，靠国际市场来提供就业机会，等于是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目前虽然抚养比低，但是由于高就业压力，社会和谐度还不如1980年代初期。因此，总抚养比过低其实并不是好事。

而未来则是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30年的计划生育，人口结构中的儿童比例持续下滑，老年人比例越来越大，未富先老的问题正在迫近。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只有1.66亿、1.11亿，老年抚养比还只有11%——就是9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养老金短缺问题已经很严重。而现在年轻劳动力又开始了持续减少的走势，老年抚养比将从目前的11%不断增加，到2030年老年抚养比增加到27%，到2050年增加到50%——也就是两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儿童越来越少，年轻劳动人口也开始出现不足，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导致总抚养比逐渐加大，这对于综合国力十分不利。比如日本的总抚养比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到2050年将达到100%左右，也就是1个劳动人口抚养1个非劳动人口，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总抚养比是以老年抚养比为主，中位年龄将超过55岁。日本成为一个老气横秋的国家，在沉重的老龄化压力下，无力进行人口投资，更加养不起孩子，国力将难以恢复。我们的问题则是强制生育率带来短暂的“红利”后，反弹到另一个高点：中国已经未富先老，这样下去还将老无所养。

《商务周刊》：但从直观感觉上说，人口太多一直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之一，至少从就业上来说，年轻人减少会让上学和就业竞争不那么激烈了。

易富贤：1980年一胎化政策实施后，少生了1.3亿人口，看上去少抚养了1.3亿人，但也少了1.3亿消费群体，减少了大量就业机会；并且由于家庭孩子少，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

如果将人口再生产看作是产业的话，生产婴儿是人类社会投资拉动率最高的产业。孩子出生，要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而且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婴童经济的产业链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人的几乎所有方面。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所以降低儿童抚养比意味着人口投资的减少，而年轻人口占比迅速下降又让我们过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时间远低于婴童，资本回报率低，一旦老龄化程度加大，相应制度建设不健全，银发市场能有多大？

就业难成因极为复杂。目前中国的农民工能就业，靠的是人多劳动力便宜这样的比较优势从国外市场获得的就业机会，大学生失业则恐怕是因为产业升级至少20年未有起色，第三产业发展迟缓。而产业升级迟缓的原因之一就是刚才讲的，人口控制政策所造成的“额外过剩”的1亿多劳动力无法找到国内对应的消费者，从而强化了不涨工资的比较优势。

《商务周刊》：这真是与众不同的逻辑。我们换一个问题，现在依靠涨工资倒逼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又有些苗头了，您刚才也说总劳动力供应量2012年开始减少，是不是刘易斯拐点来了？

易富贤：刘易斯拐点更多的是理论价值，从劳动力总量来看，全球都不存在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比如国内经常举例的日本。日本经济起步比中国早40多年，日本在1949年开始普及家庭生育计划，提倡少生，结果生育率从1947年的4.5急剧下降到1950年的3.7、1956年的2.2，这就导致了日本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但是并不表明劳动力短缺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事实恰恰相反。

日本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1975年前是不断增加的，为日本经济腾飞奠定了人口学基础。这个年龄段的人口1975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少，1990年代又出现过一个高峰，然后到2000年之后才不可逆转的快速减少。日本15-64岁总劳动力在1995年才开始减少。也就是说日本1960年代经过所谓刘易斯拐点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不但15-64岁总劳动力在不断增加，而且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也在不断增加。如果当初没有出台控制人口的政策，日本经济发展会更好，比较平滑。换句话说，日本劳动力短缺是控制人口政策的“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因”。

《商务周刊》：所以您一直是人口学界的激进派,主张尽快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补充年轻人口。

易富贤：我的观点并不激进，只是希望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要持续发展，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维持人口相当于上一代不增长也不减少（世代更替），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在2.3以上。但中国1990年之后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代中期之后只有1.3左右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了。由于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危机即将在2012年之后爆发。

其实即便没有计划生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也会自然下降，不需要强制调控。中国大陆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1980年代后期的水平，当年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现在泰国、伊朗、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但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4、1.9了。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也显示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

今年是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三十周年，当年公开信里说的明白：“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30年已经到了，我们应该积极调整人口政策，恢复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