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作者:无忌

1959年春,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何占豪、陈钢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陈钢虽一举成名,却洗不去身上的贱民记号:他的父亲陈歌辛是安徽劳改农场的右派分子,其女朋友家中一致反对她与陈恋爱:“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和一个右派的儿子好呢?”她退缩了,一段恋情就此结束。

北京师范学院学生陈祯祥是被中共开除的首任总书记陈独秀的孙女,父亲又在香港,所以是天生的右派。但她毕竟是陈独秀的后代,获宽大,仅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而她的一位同学,却因为说了一句“陈祯祥不象右派”而进了监狱。

作为右派的妻子,最痛苦的也许不是丈夫成为右派这件事本身,而是党的根本要她与丈夫划清界线、离婚的压力。

王若望成右派后,其任上海电机工业局党委书记的妻子李明被撤职。党还找她谈话:“要么你与他划清界线,要么你要王若望。”她回答:“我们有那么多孩子,我怎么能不要王若望呢?”

于是她被警告道:“后果你自己考虑吧!”她没能考虑下去,疯了。被精神病引发的一系列疾病折磨了七年后,她丢下丈夫和一堆孩子,离开了这个世界。

许多妻子既甩不掉政治压力,又摆不脱经济困境,不得不选择离婚。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干部刘俊卿成为右派后,被开除党籍,且被收押,预定半个月后送新疆劳改。其妻子的领导轮番找她谈话,要她在半个月内作出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她带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女儿,走投无路,只好要党,同丈夫离了婚。

还有一些妻子,因不愿孩子背“右派子女”的黑印记而选择了离婚。可是,离婚后才发现,孩子还是右派子女,还是进不了大学。一句话,还是贱民。

当然有落井下石的妻子。某单位党委开会,投票决定某干部是否右派。一位党委成员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党委认为他与那位右派是一路货,定他为“不戴帽的右派分子”。他妻子认为,既是右派,戴不戴帽并无区别,同他离了婚。

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地位丧失殆尽,与其结婚共同生活四年的女士立即主动与他离了婚。

与右派丈夫离婚并不能保证从此平安无事。清华大学校长助理袁永熙入网后,被发配到河北农村劳动改造,赶大车。他的妻子、陈布雷的女儿、老共产党员陈琏跟党走,与他离了婚。

但文革中,她母亲的家被抄,父亲陈布雷当年任蒋介石秘书时留下的的日记被抄走。日记中有蒋介石下令释放袁、陈夫妇的记载。陈琏为陈布雷披麻戴孝的照片也被抄出,陈琏就再也活不下去了。她写下一份绝笔书后,从上海居家所在的十一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济南卷烟厂党委书记朱平,在丈夫、山东省文化局局长冯毅之被打成极右分子后拒绝离婚,但最终走了与陈琏相同的路。文革中,她被逼迫揭发囚禁中的丈夫,交出丈夫的“黑材料”。她谎称藏在老家农村,遂被押到益都县农村老家。当晚,她就跳了井。

有的妻子被迫离婚,还苦苦等着,希望有破镜重圆的一天,却最终梦碎。中央歌剧院一位演员在去北大荒劳改农场前,主动与妻子离婚。但妻子愿意等他。双方密约,除非一方死亡,另一方不再结婚。他的妻子靠离婚保住了工作,但他残疾的老母被遣返农村,因孤独无靠而自杀。他在北大荒得到母亲自尽的消息,一病不起而亡故,夫妇从此天人永隔。

上海一位妇女,丈夫被打成右派后死于劳改农场。她为亡夫呼冤叫屈,竟因此而被指为“反革命”进了监狱,十几年后死于狱中。

破镜重圆的情况也有,但极少。雕刻家高庄【原清华大学教授】成右派后,妻子便同他离了婚。1975年,他获准离开“就业”的劳改农场回江苏宜兴老家,才发现十八年来妻子竟一直在等着他,两人由是复婚。

有的妻子既拒绝接受丈夫成为“敌人”这一现实,又无力抵御社会的压力,只得以自杀作为解脱,家破人亡。数不清的人间悲剧,就这样在反右的凯歌声中撒在了中国大地上。

当然,还有更多的坚强不屈、不向暴政低头的妇女,在这里应当为她们记上一笔。

中共全国作家协会作家支部的书记罗烽成右派后,党组织告诉其妻、同出于东北作家群的白朗:可以不划她右派,条件是站出来揭发罗烽。白朗回答:“他不反党。我坚持到底。”于是她也成右派,与罗烽一同被开除党籍,送到辽宁阜新煤矿改造去了。

诗人艾青被打成右派后,妻子高瑛拒绝离婚。在青年团员大会上一片要开除她的喧嚣声中,高瑛站起来宣布:“不用开除,我自动离团。”艾青被发送北大荒劳改农场,高瑛带着孩子随了去。后艾青又发配去了新疆兵团。

被打成极右分子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陆钦范被发配新疆前,钢铁研究院党委找其妻、化学工程师雷念慈谈话,说她是科研骨干,可以留下,但条件是必须和陆划清界限,否则就得和陆一起去新疆。雷表示“我跟陆钦范走”,随即与丈夫同赴新疆。

铁道部出版社编审、老作家王余杞年过花甲,仍被送去劳改。多年后,他的也已年迈的妻子与儿子颠簸千里去探望他。到了福建的一个采石场,远远看见一个老头,在烈日下戴着一顶散了圈的草帽,正坐在地上用铁锤敲打碎石。她对儿子说:“这就是你爸。”

剧作家吴祖光被指为文艺界“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其妻、评剧演员新凤霞“感谢党和同志的帮助,给了她力量能站起来揭发吴祖光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罪行。”其实那是人民日报编造的。

有一天,人民日报报道说一位女同志与其右派丈夫离婚后光荣入了党。文化部一位副部长把新凤霞叫去,让她读那篇报导,说:“这就是划清界限了”,“你应当向她学习。”新凤霞拒绝后,副部长说:“我们要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

新凤霞:我可以等他回来。

副部长:噢!你能等多久?

新凤霞: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

副部长:……你给我出去!

副部长说话算数,不久便把吴祖光送进了黑龙江北大荒劳改营。

新凤霞不取党票而取了后果,也成了右派。但右派是不能登台演戏的。没有她的演出,剧团便要垮台。为留着这棵摇钱树,当局将她定为内控右派,不对外公布。剧团女团长动不动就训斥她:“新凤霞,你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是右派!”“你是反革命右派!”“你别以为不给你登报,你右派分子的身份人家不知道。我们可以给 你登上报。”

黄梅戏名角严凤英的命运与新凤霞差不多。她在鸣放时说过,要“头顶状纸告到中央”,剧团决定将她定为右派。材料报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那里,曾说:“ 这算什么反党呢?中央不是党吗?”

正在此时,周恩来到安徽,指名要看严凤英的戏,严由是过关。不过她的丈夫王冠亚却因一篇文章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农场劳改 去了。

像新凤霞一样,拒绝与丈夫离婚的严凤英照旧可以演戏。她可以在舞台上饰演一个“女驸马”,将一个奇女子扮男装入深宫救丈夫出冤狱的故事传遍全国。然而,她在戏里做的,不能在生活中再现。

她无计将在农场劳改的丈夫营救出来。到了1968年4月,她不堪文革中的凌辱,终于自杀。一代名优弃世而去,年仅37岁。

拒绝与右派丈夫离婚需要坚强,嫁给右派更需要勇气。

北京画家王复羊成右派后,被强制劳改,每月十八元工资,仅够糊口。亦为画家的女友崔振国决心与之结婚。领导警告她,如与王结婚,便将她发配大西北。崔不为所动,与王结婚,与王一同被流放到青海去了。

上海岳阳路小学女教师金美梅的未婚夫李梧龄被复旦大学打成了右派。她仍决定与李成婚。

当她去请婚假时,学校工会主席惊讶地说:“什么?你怎能和他结 婚?!”“为什么不能?”“他是右派!”“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果然,没过多久,金美梅也上了右派榜。 该小学总共只有17名教职员工,定为右派的竟有7人。

嫁给右派所需要的勇气,后人已经很难想象。曾获华东地区戏曲汇演一等奖的安徽省坠子剧团演员陈元萍,在男友吴杰成右派后仍坚决与他结了婚。结果马上被剧团除名,成了在街头卖大碗茶的大嫂。

文革中,鉴于不少右派被活活打死,他们不得不逃到大别山里,隐姓埋名,流浪行乞。直到1979年,听说右派全部“改正 ”,他们才回到人间。

但一年后,吴杰又因批评上司被斥为“反领导”、“反党”。他的顶头上司说:“他的右派问题虽然改正了,但右派的立场没有变。右派毕竟 是右派,这种人和共产党不是一条心的。”吴杰给中共中央留下一份万言遗书后,以自杀结束了痛苦。

女性成为右派,受的罪丝毫不比男性少。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费璐璐,夫妇是成功富商。抗战期间曾在日占区冒险掩护过中共高级干部。1947年,二人弃家潜赴中共解放区。

中共执政后,她将其工厂、商店全部捐给了国家。只因鸣放会上说了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以党代政”,她被打成右派,遣送农村六年,文革中又被关押了六年。

1928年,蔡元培在武昌珞珈山办武汉大学,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被称为“珞珈山三女杰”。中共执政前,苏、凌分别去了台湾、英国,唯袁留在国内。她一划成右派,即被武汉大学开除。次年又被判为历史反革命,交街道监督劳动,每日拿着长长的竹笤帚在人来人往的地方扫街。直到75岁时,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醴陵乡 下,三年后死去。

成了右派的女性,需要更大的勇气才能活下来。

1949年,宁夏六盘山区首位女大学生夏莲芳从重庆高等师范毕业,与新婚丈夫回到家乡固原县,到山沟里当教师。

寒暑八年后,她被宣布是右派,赶离学校;丈夫则成反革命进了牢房。没过几个月,丈夫死在狱中,她便成了“反革命的右派寡妇”。然而,这位山村女教师走家串户,动员老乡们把孩子送到她自家的窑洞里读 书写字、唱歌跳舞。当了21年的业余教师,其右派案和前夫的反革命案才平反。

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女同学中,、韩其慧等六位成了右派。林昭在一个夜里留下一份绝命书,吞服安眠药自杀,幸被及时抢救。当局认定她对抗运动,宣布劳动教养三年。经副系主任罗列担保,把她留在数据室监督改造。后转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不久病退回上海家中。

1960年初,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已导致了更大的灾难,在甘肃武山县和天水县劳动的几十名兰州大学右派学生编印了一份刊物《星火》。

刊物指出:农村正 在大量饿死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直接后果。共产党已经腐朽,需要一次革命。该刊还印了林昭的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这批年轻人同时又写了意见书,拟寄给各省市的中共领导人,希望靠他们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但是,文章尚未寄出,《星火》第二期尚在编辑中,他们即于9月间全部被捕。

几年后,林昭的妹妹去探监,只见她用一袭白布作裙子,拖曳在地,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极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窦娥冤》中的那位女性。

1968年,由于林昭不服判决,原先的二十年徒刑被改为死刑。差不多同时,同案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张春元及中共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在武山县被诬以“密谋暴动越狱”而枪决。

1968年4月28日,上海当局派人到林昭家中,告诉她母亲:“你女儿被枪毙了。要交五分钱子弹费。”此人接了五分钱硬币,却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字不答,扬长而去。林昭老病的母亲从此精神失常,直到有一天倒在马路旁的人行道上。

林昭接到死刑判决书后,曾剖开自己的血管,留下一份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是一位纤弱而又坚强的江南女子留在人间的血诗,我们不妨抄录几句在这里: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