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鸣:官僚集团不断腐化将整个经济都破坏掉
2010年12月02日 09:08凤凰网财经
作者:朱大鸣 工商管理博士,中国资深财经、地产评论家

当前中国经济的盛世危言,不可谓不多,但是,在长官意志的遮掩下,谁又能解开其中的乱象之源呢?

复旦大学的教授韦森将当前经济特征归纳为“四化”:即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中国经济的证券化在受阻,中国经济的政府行政控制化在加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正在被扭曲。

经济货币化其实是历史的趋势,很多人不理解,我国的m2都达到了GDP的两倍了,通胀率怎么还那么低。这里关键在于,资源、资产、能源从无“价格”向有价格过渡,这些领域的货币中介从无到有,现在仅仅房地产市场,就圈住了很大一部分的货币。因此,中国现在M2存量大约是70万亿,GDP大约是35万亿,这意味着我们1元GDP就有2元货币了,所以不会产生“通胀”。

第二,经济证券化正在受阻。受阻原因在于,我们的股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超级赌场,丧失了融资和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变成了敛财和欺诈的场所,居民财富经常被缩水。韦森教授举例说,2007年,中国仅沪深两市市值总量就超过了27万亿,但到今年5月份,竟然下降到了17万亿,10万亿元蒸发掉了。在 2007年,单就中国GDP相对于沪深股市总值之比来说,中国经济证券化率为1:1.1到1:1.2,今年五月,竟然下降到1:0.7。这说明,中国经济的证券化过程实在是走得步履维艰,常常是走一步,退两步。

事实上,在今年十一月份上一轮大跌中,两市市值三天缩水两万亿,这么巨大的损失,主力机构资金在迅速出逃,而居民的储蓄有7000亿搬家,进了股市。有的通过直接投资股市被圈禁的,有的是通过基金给人家解禁充当炮灰的,发展二十年的股市,依然还是大国企大机构和一些权贵洗钱的好场所,证券化岂能不受阻呢?笔者从老八股就与中国股市结下了不解之缘,欣喜有过,但更多的时候,是愤懑。从股市初期就存在着强烈的投机性,到现在为止,这种强烈的投机性更加厉害。经常出现暴涨暴跌的情形,劫掠居民的财富,洗劫中产阶层。很多大机构的资金,不是资本积累的结果,而是从信贷中圈来的,但是这种机会,只能是权贵和大企业,利用身份和地位来获取,我们的股市被玩弄于熊掌疯牛之下。

第三,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加强。且不说悍然出手管制价格,单说权力对于市场内部的控制,已经达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举例来说,在房地产市场中,权力者掌握着两个最核心的武器,土地垄断供应和税费征收。土地垄断供应,直接推高了土地价格,税费加码,明着为了打压房价,其实是在推高房价。使得房地产就像柳宗元笔下的蝜蝂,看到东西都想背,又爱爬高,结果越背越重,爬高坠落而死。这里房价不正是这些蝜蝂吗,土地价格、原材料价格和越来越重的税费,最终会使得房地产市场如蝜蝂一样,爬的越高,最终衰残,此时,这些人又说,房价都涨这么高,摔死活该。事实上,是谁让房价背负这么重的东西爬的这么高,没有人会追问,大量的中产阶层因房屋债务成为负资产,成为蝜蝂的牺牲品。

第四,经济结构在扭曲,这是很赫然的事情。原因很多,但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贷款不是按着效率和公平分配的,而是按着身份来分配的。由此一来,在资本密集发展的今天,没有资金你能发展起来吗?没有信贷资本支持,很多事情根本就做不了。但是,这些信贷资金,千万关系到老百姓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小企业,告贷无门;靠着身份贷款的企业和权贵们,根本就不拿这些贷款当作干实业的资本,成为掠夺其他产业的资本,今天炒个这,明天炒个那,像这样不干正事不为经济发展做一丝贡献还到处“合法性”抢掠的行为,让中国经济的扭曲已经达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仔细溯源,经济结构扭曲,难道不是这种畸形贷款分配的结果吗?

在长达几千年的官僚主导财富分配和生产的古代史,最核心的矛盾不是农民与地主、奴隶与奴隶主、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而是官僚集团和草民的矛盾。官僚集团不断腐化、想方设法的掠夺,直到将整个经济都破坏掉,和那个蝜蝂一样,贪得无厌,劫掠的财富越来越重,直到有一天,将自己摔死。

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中国经济的证券化在受阻,中国经济的政府行政控制化在加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正在被扭曲。归根结底有一条,中国的市场经济依然没有足够强大,而官僚权力依然足够凶悍。当“诽谤罪”成为跨省抓捕的依据,官僚们的丑恶长牙就露出来了。最近不是有个人举报一位“高衙内”,而被警方以流窜犯追击吗?当官僚集团出现这样的丑闻时,人们想起的是“护官符”,整个官僚集团里面,净出这样的纨绔子弟,官僚们的公正形象何以建立?公民的权利谁来保护?

要想规制权力,其他的都别幻想了,多少年了还是改变不大,有一点必须加速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民众有物质基础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让权力在诸多权利的包围下,不再成为食人兽,而是成为真正的开拓者和保护权利的英雄。

货币即政治:没有比放任货币泛滥更能摧毁一个社会
2010年12月03日 10:19财新网
作者: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 欧洲智库布勒哲尔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货币秩序危机之际,大多数国家倾向于昂贵的自我保险,而不是“相互保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个难解之题。对美国来说,这不过是美元国际地位下降的代名词,因此态度冷淡;中国率先提出改革的想法,但缺乏具体建议;新兴国家也有类似想法。日本热衷于此,但它关于区域货币合作的想法与中国不一致。欧洲更是无暇他顾。

尽管如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初衷值得肯定。列宁似乎说过,没有比放任货币泛滥更能摧毁一个社会。这完全适用于全球各国。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四个主要问题。

首先是汇率关系。数十年来,发达国家的汇率此起彼伏,但这对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确是新近的事。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和海湾一些国家的汇率实际上是盯住美元,其余国家则盯住欧元。

但固定汇率往往导致货币估值过低(如人民币曾长期如此),或估值过高(如阿根廷2000年后的情况;另一种语境下,还有当前一些欧元区国家)。浮动和固定汇率体制并存也并非易事,因为汇率变动往往会影响浮动货币(比如像欧元,近期还包括拉美国家的货币)。因此,国际货币体系需要重组。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就是个试金石。

第二个问题是整肃本国政策,以抑制输出通胀或失业的诱惑。在金本位制下,政策约束是自动完成的,但在浮动汇率体制下并非如此。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只要央行认为在通胀能中期内保持稳定,就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这通常能保证政策有一定的连贯性,避免汇率过度反应,但在通缩时期就显得不够。

美联储辩称,量化宽松政策可稳定物价,这尚且有些道理。但欧洲和一些新兴国家认为,此举无疑于以邻为壑。问题是,对国内政策何时是适当的,何时不再采取合作态度,缺乏一个标准,因而无法评估。因此,我们需要“监管”。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扮演的角色,这也是G20要做的,但无论美国还是新兴国家,对此都兴趣不大。

第三个问题是国际流动性。资金流动起伏过度,总有一天,新兴国家会被流入的资本淹没,随后他们还将面临资本突然外流,同样会带来不稳定。为避免本国货币在资本流入时升值过多,或在资本流出时大幅下跌,新兴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元资产。十年前,这些储备占全球GDP的6%,现在占15%。

这到底是出于自我保护,还是为了“盯住”汇率,都无关紧要:这种非生产性的外汇积累抑制了需求,是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在私人资本突然外流的情势下,真正的目标应确保国际信贷额度的可得性,而不是自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开始这样做,它创建了信贷工具,也不再如以前的那样带有“附加条件”。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猜疑仍然存在,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还是倾向于昂贵的自我保险,而不是“相互保险”。

最后一个是集体设锚的问题。很自然,主要的央行关注其自己能控制的通胀,比如内生通胀。但如果石油和原材料涨价导致全球通胀,怎么解决问题,却没人关注。过去十年,在非通胀环境下,这没什么,但现在大宗商品价格紧张,问题日益突出。为全球货币政策设锚,并确保全球供给的发展,这是个真问题。

加拿大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曾将货币制度比喻为政治宪法,因为两者均确立了游戏规则。这个比方不恰当。但很不幸,这也表明,改革国际货币秩序多么需要勇气,多么富有挑战性。-

:官僚与资本结合将成为社会的死症
2010年02月01日 09:59凤凰网财经
作者:汪丁丁 北京大学教授、财新传媒学术顾问

“公共领域-官僚政治”与“劳动-资本”两个平衡机制至关重要

现代类型的社会权威结构可划分为两类——卡里奇玛的(charismatic)与官僚化的。前者特指具有超凡人格魅力的领袖与追随他的大众之间的关系,后者则远比前者更普遍和持久。随着卡里奇玛人物的消失,或迟或早,权威结构将从维系于个人的转变为维系于科层制度的,并总是倾向于官僚化。

考察中国历史,唐初至清末,是政治官僚化程度不断增加的过程。这是“官僚政治”,也是文牍主义的个人努力最小化的科层官吏的社会治理(韦伯)。

长期而言,社会治理的官僚化倾向是对社会创造性最严重的威胁。历史考察表明,导致中央集权社会瓦解的直接原因,无一例外地是“财政枯竭”。因为官僚化扼杀了创造力,从而使政府收入的源泉枯竭。从理论层面分析,官吏们追求的不是公众福利最大化而是个人努力最小化,于是公众福利的改善只能借助于引入越来越多从而越来越繁复的文牍(立法和公共政策)。文牍为官吏设置了既定目标,也因此才可能有官吏个人努力的“最小化”。文牍主义是个体创造性的天敌。

晚近发表的演化理论研究表明,假如存在“独立探索”与“模仿成功”这两种策略,则当群体内越来越多的个体模仿周围的成功者时,长期而言,由于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群体必定消亡。哈耶克曾指出,一个“伟大社会”,它的基本特征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方向上探索(而不是模仿),于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灭种的风险。

政治的官僚化如果与资本势力相结合,就愈加腐败,从而成为社会的死症。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为缓解和治疗这一死症,我们急迫地需要建立下列两方面的平衡机制:

在本质性地伴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劳动-资本”关系中,我们懂得,“劳动”的利益诉求与政治表达,不可能长期缺失。尤其在老龄化吞噬“人口红利” 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在国民生产中应得的份额迅速增加。政治,如列宁所说,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必须体现劳动者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也就是说,必须确立足以使“劳动”这一要素能够与“资本”这一要素以合法形式抗衡的政治机制。否则,劳动的实得份额就会严重地低于它应得的份额,从而导致劳动要素在长期内被浪费(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甚至导致人口老龄化之后的劳动资源的耗竭——在晚近发表的文献中被称为“人口崩溃”。

(2)在本质性地伴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个人—社会”关系中,如前述,为防止社会动荡,个人的心性诉求不可能长期被社会权威结构忽略。由于,我们懂得,后者在中国未来几十年将主要以“官僚政治”的方式存在,于是,我们知道,前者在未来将主要以“公共事件”的方式冲击我们的社会,如已发生的“孙志刚事件” “吉林石化污染事件”。个人情感、家庭关系、社群问题,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件,伴随着物质生活,在社会的稳态时期原本不是公共事件,在转型期的中国却屡屡引发公众关注。归根结底,是因为个人权利与官僚政治间的冲突,因缺乏平衡机制而获得了普遍性。换句话说,西方正常市场社会普遍已经确立的基于新闻自由的公共领域,在我们这里不应长期缺失。这就意味着,新闻就应成为“公共的喉舌”。一个社会不可能长期发展并且无视公共领域抗衡官僚政治的诉求。在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的氛围内,理想地,每一个人,不再受任何利益群体及其党派的支配,从而可充分地追求心性自由,并由此开发自己的创造潜力。辅以合适的权威结构,因个体心性自由而激发的创造性,在物的维度表现为“技术进步”,不仅意味着经济的长期发展,而且意味着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

最后,有必要指出:“公共领域-官僚政治”抗衡机制的确立,与“劳动-资本”抗衡机制的确立,很可能是同一演化阶段之内两件相辅相成的事情。中国必须避免出现无力抗衡官僚政治与资本势力的局面。 -+

:中国现在有三种资本主义政改不能作秀

2010年12月03日 09:58中国企业家网
作者:特约记者 李春雨

在制度建设上,先民主选举然后再开放。经济改革也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一步到位的,先从农村改革,后从城市改革,然后在城市的改革方面,先不要动国企,先把民营企业发展起来。

2010年11月底,记者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政治学家郑永年教授,在一个小时的专访中,郑永年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文化领域内的诸多热点提出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当前不断被提及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一系列问题;如何理解中共中央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矛盾凸显期的中国最迫切需要怎样的改革?

国企不能再挤占民企空间

记者:中国社会已经到了矛盾凸显期,您认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社会目前的矛盾有很多,比如: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温家宝所说的社会缺少公平、正义。现在,经济扩张非常厉害,但是这个好处并没有走向社会和人民,而是走向了少部分人,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了,这就是为什么要调结构的主要原因。多年以来,经济扩张都是以破坏社会的方式进行的,教育产业化、医院产业化、房地产产业化,使得整个社会破坏掉了。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发展本身毫无意义,它只是个工具,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以包容性增长的方式实现社会发展。

记者:“包容性增长”这个词最近很热门,您对“包容性增长”的理解是什么?

郑永年:包容性增长和排斥性增长是相对的。包容性增长也可以说是开放性增长,它并不意味着是完全平等的社会,但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前途,改善自己的环境。包容性增长需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实现橄榄形社会,社会不稳定的话经济发展是没有基础的。排斥性增长带来的结果是经济发展了,但利益是流向少部分人,大部分人很难获得利益,在排斥性增长的模式下,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就是挣不了钱,大部分钱都被资方或者政府拿走了,这是排斥性增长。

为何要强调包容性增长,因为目前中国的增长是一种排斥性增长,经济增长越快,社会就越不公平。

记者:要解决社会不公平这个矛盾,您认为最迫切需要的是怎样的改革?

郑永年:经济结构调整。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国有企业越来越大,挤占民企空间,而中小企业的大量发展才是解决就业、解决收入分配最有效的一个最优结构。而且,中央政府的税收能力越来越高,财政收入越来越多,造成了国富民穷,钱是收上来了,却被资本和权力拿走了,这样取之于民,用之于小部分人,一旦民要造反,社会就不稳定了。国家必须返财于民。但目前有一个比较错误的提法是强调二次分配,我认为,目前国家二次分配的能力还没有达到,初次分配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更重要。

记者:您认为应该怎样处理好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

郑永年: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很重要,但是光强调二次分配是不够的。在二次分配中,地方政府应当做的没有做起来,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中央把钱收上来了,责任却要地方政府负担,地方政府钱哪来呢?中央向地方要,地方向老百姓要,造成了教育产业化、医院产业化、房地产产业化,这都是地方政府要钱的方式,地方政府不仅不投入,反而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将这些产业化,这样社会就不稳定了。

记者:您担心中央收上来的钱都被权力和资本拿走了,您认同“中国正在大步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观点吗?

郑永年: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官员和资本结合,但这也不是中国现在才有的社会现象,中国在国民党时代就是这样的。中国现在不仅是权贵资本主义,而是双重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本身也是资本,政府本身也是资本家。国家不仅是权力的问题啊,一个是所谓西方的资本主义,还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这双重的资本主义比权贵资本主义还要厉害。这样来说,中国有三种资本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两者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所以社会的空间很小。

记者:您如何看待国资委的定位?

郑永年:国资委有什么定位呢,就是赚钱,国企赚钱有什么本事,又不是通过竞争产生的,所以国企民企外资都要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国企各个方面,政治的优惠,法律的优惠,不叫竞争,不是通过竞争扩大的。

国企本身就是这样,体制不改革,哪个人来都会这样做的,不仅是王勇的挑战,中央领导层国企怎么定位,把国企比作西方的公共部门是完全错误的,西方的公共部门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公用事业是有很多的规定的,国企老总不能自己定工资,国企不能自己分财产,员工工资不能随便定,中国国企不是国家的,国企是代理人的,是掌权者的,以国家的名义进行自己的利益,中国国企赚钱和百姓什么关系,跑到了代理人那去了,这是国家要想清楚的,定位不清。银行向外资开放,不向民间资本开放,这很荒唐,外资可以利用中国国家权力向中国老百姓赚钱,而又不给百姓利益,这是荒唐的。

记者:您说中国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洗礼,是指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吗?

郑永年:对,这个商业是指的现代商业,以前中国讲士农工商,把商放在最后一位,现在商的地位倒过来了。

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作秀

记者:目前种种的矛盾表明,90年代初以来形成的增长主义的政经体制已经触及天花板。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重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郑永年: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显得很有理想,但我们需要一件一件地去做,哪怕是一届政府做一件事。合法性基础关键要看怎么去找,光开放选举并不能说明合法,一开放选举,整个社会就乱了,合法性反而降低了。政府应该着手从正面做好一件事,比如说改革房地产市场,哪怕是花五年十年的时间,如果治理好了,合法性基础就不是现在这个程度。如果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不好,这就是作秀。

记者:这是否是由政府的不连续性造成的,上一届政府的目标还没有完成,就换了下一届政府。

郑永年:中国政府的连续性还是不错的,关键是党内对很多问题没有形成共识。如果党的内部大家都有共识了,就可以集中各方强大的力量来做,奥运会和世博这样的盛会都能办下来,对于如何改革却没有共识。共产党的两大武器,一是思想,二是组织。中国的组织已经相当强大,目前有将近八千万党员,所以主要需要解决的就是思想路线问题,可是现在的思想路线都很保守。

记者:您怎样看待经济、政治改革的优先序列问题?

郑永年:在这个改革序列的问题上,可以先易后难。比如说,在制度建设上,先民主选举然后再开放。经济改革也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一步到位的,先从农村改革,后从城市改革,然后在城市的改革方面,先不要动国企,先把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并不是说开放选举就叫政治改革了,制度建设包括很多方面。邓小平开始建设退休制度,要是还没有退休制度,造成的后果是几个皇帝要同朝了。

记者:您认为中国有可能实现人们所说的“善治”吗?

郑永年:“善治”对于中国来讲一直是口号性质的。中国在这方面提不出概念,把西方提出的概念拿过来炒作。比如,西方已经提了很多年的good governance(善治),中国虽然提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governance越来越差。

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现在不仅仅是离全面小康很远,社会的现状是财富越来越流向一小部分人。仅仅是一些讨好百姓的政策并不能叫good governance,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要谈善治、要谈和谐社会就是纸上谈兵。结构性的改革非常重要,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经济基础已经变化了那么多了,上层建筑还是不变,两者肯定是脱节了。

记者:社会能否稳定很重要的就是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您认为应该怎样培养中产阶级?

郑永年:中产阶级社会怎么培养,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调整就产生不了中产阶级,目前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基础还不够。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力量还非常弱小。只要房价一提高,教育成本一提高,今天的中产阶级就变成明天的贫穷阶层了。西方的中产阶级比较稳固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社会保障,欧洲对中产阶级就保护得比较好。好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加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创造出社会财富,能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来,但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保护中产阶级的,那么需要社会主义来保护社会创造出的财富给中产阶级,这样的社会是最好的。现在中国正在社会两级分化,就不能很好的保护中产阶级,两个主义一定要平衡。

现在中国走在两个极端上,左派要搞社会主义,但是右派说你们想回到贫穷社会主义吗?右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左派说你们把社会功能忘了吗?两个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最好的社会结构。

记者: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中国没有形成善治的根源是什么?

郑永年:从财政上来讲,九四税制以后,地方政府的钱不多,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需要改革。而且,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分权是分类分权,并没有向社会分权,地方政府很容易形成土皇帝搞小专制,所以社会也需要权力,要考虑地方政府如何受到制约的问题,要靠宪政制约地方,地方制约中央。分权必须包含两种方式,既要分向地方,又要分向社会,建立公民社会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要发生作用,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

中国的地缘政治在亚洲

记者:您怎样看待中国在亚洲以及国际上的话语权?

郑永年:中国现在在国际上并没有得到太多话语权,中国的地缘政治在亚洲,周围有着几十个国家,地缘政治非常复杂。但是中国目前的地缘政治却不在中国,而在非洲或者其他地方。当然非洲、欧洲也很重要,但是那不是重点,在外交重点上应该有个优先顺序。所以按照目前这个状况,中国在亚洲能崛起吗?所以在外交政策上,也要调整。对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可以多强调经贸关系,没必要把全部精力放在那里去。

但是中国在处理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有困难不代表可以忽视这个问题。中国总说远交近攻,这是回避矛盾的一种做法,如果近的关系处不好是对中国非常有害的。中国现在在亚洲和一个国家的关系都没有处理好。

西方媒体有独立的知识阶层

记者:您对中国媒体的看法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界,而且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媒体。媒体就是传达、解读信息的。西方社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知识权力都是独立的,而中国的知识权力是依附于资本的,温家宝很多年前就在抱怨“中国没有穷人经济学家” ,中国的知识阶层都在为资本和权力说话,但这也不能怪媒体。西方的媒体做得好是因为它们是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

记者: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呢?

郑永年:这是一大头疼问题。中国几千年来都有过独立的知识分子,但是现在没有了。以前的信念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现在的做法是“五毛党”。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就无法实现文化崛起。

但是中国还是有一些学者被冠之以“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的称号。丁学良说中国有五个经济学家,我认为中国一个经济学家都没有。中国的经济学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资本和权力说话,而另一部分拿西方的标准来评论中国的问题,但这个又不符合中国现实,这是个矛盾。

记者:为什么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还是没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

郑永年:这就是对中国文化的考验。世界上有基督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儒教文明,从广义上来说,基督教文明调整得比较好,穆斯林文明调整得比较差,中国的文明到现在还面临着挑战。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业文明,西方经历了工业跟商业文明。而中国的文明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洗礼。古代的士不向权力屈服,有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但是现在权力利用经济力量和商业力量来使知识分子屈服投降,这就是对中华文明的一大挑战。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模式这个提法?

郑永年:对,现在有很多学者都在谈论,但是我并不是很认同这种提法。模式是需要一个漫长阶段能形成的,只有恒定不变的才能叫模式,但是中国的政策几年就一个变,如果说叫中国的政策模式或者改革模式还是可以的。我们倒是可以总结、研究一下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哪些模式传承下来了,哪些模式受到挑战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模式,任何模式都有好坏两面。

记者:您认为制度改革比文化创新更重要的吗?

郑永年:文化和制度本来是一体两面,单独去改革文化肯定不行,文化是制度的产物,在同一个制度下生活久了自然就产生了文化。文化很抽象,制度是很具体的。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就一团糟,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新文化也没出来。必须反思一下,中国产生了什么新文化,并且传统文化也是不能抛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