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模式未尝不可,但在谈这个模式的时候,别忘了这个模式背后的问题。那些越反越多的腐败,那些天文数字的三公消费,那些因强拆而层出不穷的自焚事件,那困扰每个中国人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的难题,那些逐年增加的群体性事件。这些问题,其实都跟中国模式有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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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模式的呼声,已经震天动地了,不惟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学界的大小讨论会都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喜欢说过年话的外国人,也跟着恭维,说得国人心眼里痒痒,不消说,心里都美滋滋的。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小,很多人根本否定有什么中国模式。 不过,如果说模式就是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做法,不一样的体系,我倒是觉得中国模式的说法,也许可以成立。但问题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往往伴随着中国问题,而这些问题,说出来,其实都不那么光彩。 毋庸讳言,中国式的发展模式,的确很有效率。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制,几乎是一夜之间,成千万的原国企的工人就以极低廉的价格买断工龄下了岗。在别的国家需要一个个单个交易的改制过程,到我们这里变成了军队的命令进行式。建设的征地拆迁,有的国家一个项目几年都搞不定,可是我们可以做到一夜之间拆成平地。这样的效率,的确是惊人,惊人到了极点。但是,这种高效率的背后,是行政拉动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造成了行政权一权独大,大到顶天立地的境地。直接导致官员的腐败不可遏止,官员成为国中最富有、最有权势的阶层。也许还有法制建设的止步不前,甚至倒退。当然,因此而带来的所有的社会矛盾,包括严重侵犯人权所带来的社会观感的危机,也只能由官员来承担。当今之世,官民矛盾如此激化,民间不惟逢官必反,而且对官的恶感达到了恨不得食肉寝皮的地步。稍有风波,就会酿成“群体性事件”,而且每次官员无论怎样解释、弹压,都无济于事,非得出动警

不过,如果说模式就是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做法,不一样的体系,我倒是觉得中国模式的说法,也许可以成立。但问题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往往伴随着中国问题,而这些问题,说出来,其实都不那么光彩。

毋庸讳言,中国式的发展模式,的确很有效率。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制,几乎是一夜之间,成千万的原国企的工人就以极低廉的价格买断工龄下了岗。在别的国家需要一个个单个交易的改制过程,到我们这里变成了军队的命令进行式。建设的征地拆迁,有的国家一个项目几年都搞不定,可是我们可以做到一夜之间拆成平地。这样的效率,的确是惊人,惊人到了极点。但是,这种高效率的背后,是行政拉动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造成了行政权一权独大,大到顶天立地的境地。直接导致官员的腐败不可遏止,官员成为国中最富有、最有权势的阶层。也许还有法制建设的止步不前,甚至倒退。当然,因此而带来的所有的社会矛盾,包括严重侵犯人权所带来的社会观感的危机,也只能由官员来承担。当今之世,官民矛盾如此激化,民间不惟逢官必反,而且对官的恶感达到了恨不得食肉寝皮的地步。稍有风波,就会酿成“群体性事件”,而且每次官员无论怎样解释、弹压,都无济于事,非得出动警察和武警不可,有时,即使出动了警察和武警,也摆不平。如果我们说中国模式行政拉动现代化的效率,就势必要面对这个效率背后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带来的维稳压力和付出的成本。

所谓中国发展的优势,一向为人称道的,就是低工资和无工会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农民工。按秦晖的说法,这是一种低人权优势。但是这种优势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是广大农民因城市户籍门槛而造成的非国民待遇,以及这个体制本身具有的种种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管制甚至压迫。农民工在工作待遇上的劣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显然,如果给了农民国民待遇,允许他们组织工会。那么,我们所谓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还能剩下多少呢?如果说,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算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事实上不可能不算),那么,随之带来的中国问题,其实是不值得吹嘘的。

国民的身体素质,变成了昂贵的“金牌战略”。科研则更是表面文章,发表量可以上去,但科研的水准却在下降,严重缺乏原创性的成果。至于垄断性国企的举国体制,就更不用说了,它所积累的巨大财富,正在被民怨沸腾而导致维稳成本所抵消,还让执政者落下恶名。 拿掉上面三个东西,中国模式还能剩下什么呢?中国人的勤奋?还是中小企业的求富活力?抑或领导人的责任心?这样的一些要素,即使成立的话,还谈得上模式吗?所以,谈中国模式未尝不可,但在谈这个模式的时候,别忘了这个模式背后的问题。那些越反越多的腐败,那些天文数字的三公消费,那些因强拆而层出不穷的自焚事件,那困扰每个中国人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的难题,那些逐年增加的群体性事件。这些问题,其实都跟中国模式有点关系。

中国的举国体制,也是鼓吹中国模式的人所津津乐道的。举国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去凡诸科研,体育甚至教育,都有这种模式的实践。甚至,今天资源垄断性的大型国企,也可以说是一种举国体制,把一国的资源都集中到一个或者几个公司手里,让全国人民忍受这些企业的垄断性盘剥。如果说,在威权体制下,这种举国体制还能有点效率,在今天中国力求跟世界接轨的情况下,这样的举国体制,所暴露出来的弊端,跟它所能带来的所谓好处比,实在是得不偿失。无论科研还是体育,举国体制带来的只是表面的繁荣,体育无从推动全民的运动水平,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变成了昂贵的“金牌战略”。科研则更是表面文章,发表量可以上去,但科研的水准却在下降,严重缺乏原创性的成果。至于垄断性国企的举国体制,就更不用说了,它所积累的巨大财富,正在被民怨沸腾而导致维稳成本所抵消,还让执政者落下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