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来源:http://www.time-weekly.com/story/2010-12-09/1003.html

时代周报 第108期   本报记者 喻盈 发自北京

12月3日傍晚6点,北京单向街书店两层的小门脸儿里早已挤满了人,楼上楼下,水泄不通。

民谣歌手周云蓬坐在书店隔壁的咖啡厅,问自己的女朋友:“我能要一杯酒吗?壮胆。”一个小时以后,围绕他刚刚出版的诗文集《春天责备》,将举办一场沙龙,他自己取的名字:“百感交集的聊诗听歌会”。地点,就在单向街。

场地小,担心占不到座儿的粉丝们从下午两三点开始已经陆续到达现场。而整个下午,周云蓬接受了五家媒体采访,并摸索着,为一百本待售的新书预先签好了名 字。对于九岁起已经失明的他而言,签名是件繁琐的差事。出版社的编辑将书展开,翻至扉页平摊在他面前,他用左手拇指按住书页的底部,虎口张开,食指比出一 个距离书底的距离,然后握笔的右手才慢慢描画,写出一个大大的“云”字—横的起点,就是左手食指与书的接触点。很快,那一根关键的手指就被染成了黑色。他 的“云”字,两横又直又长,支撑的“ム”小小的,像个大伞篷的蘑菇,有时候,也像个“无”。一百个字,耗费了他整整半个小时。6点当他在咖啡厅做短暂的休 息,点烟的手都累得有点颤抖。

喝了一杯加冰的伏特加(这家咖啡厅最便宜的一种酒,38元),周云蓬靠在沙发背上闭目养神(尽管他戴了墨镜,我们看不见他的眼睛),很久的沉默,偶尔问女朋友几个问题。后来我才知道,他正在为自己将要在人群中的讲话打着腹稿。

7点还没到,他说:“我们去吧。早点开始,大家等得太辛苦了。”而他要到达他的“讲台”,不得不被搀扶着,缓慢地,拨开重重人墙。

北京星光现场,周云蓬正在为一场公益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 本报记者 郭杨 摄

献给没有社会保险的人

生于1970年的周云蓬,今年已经四十岁,在街头、地下通道、学校、乡村、大棚和酒吧唱了十五年的歌,并以此为生。但大多数人知道他,仅始于三年前。 2007年他自费出版了一张专辑《中国孩子》,不仅担当词曲作者、演唱者,还自己做经纪人、乐手、唱片推销员。他背一袋专辑,拄根盲杖,沿京沪、京广等等 铁路线漫游中国的27个城市,在或热闹或寂寥的酒吧里,巡回演唱四十多场。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 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地笑/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 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 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首痛感十足的《中国孩子》,像扎入现实的芒刺,从一个一个的酒吧间缓慢流传,最终被接收到的耳朵们植入内心。一年下来,周云蓬卖出了不到三千张CD——但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地下音乐极好的销量。

1994年,正在举行汇报演出的克拉玛依友谊馆发生大火,288名学生葬身火海,而观看演出的市领导全部逃生,起火那一刻,疏散者那句“不要动,让领导 先走!”至今让民众耿耿于怀。这则当年的社会新闻,发酵十三年后,成了周云蓬创作《中国孩子》的动因。他的歌词像是一则铭文,标记下现实里痛钝的节 点:2004年成都幼女李思怡因母亲出门吸毒被抓而饿死家中,2005年沙兰镇水灾205个正在上学的孩子溺亡、一桩接着一桩不断发生的矿难……

他在这张有着强烈批判现实基调的专辑里写道:“音乐不在空中,它在泥土里,在蚂蚁的隔壁,在蜗牛的对门。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愿你降临。”有人问他为谁唱歌,他说:“我献给平民,上班族,买不起房子,没有社会保险的人。”

《中国孩子》成了《南方周末》2007年度音乐致敬入围作品,这家颇具影响力的媒体直接冠以周云蓬一个封号:公民歌手。台湾乐评人、时评人、《声音与愤 怒》的作者张铁志来找他,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大陆罕见的愤怒、抗议型歌手,没想到,此时的周云蓬已经开始对自己头顶的“帽子”感到不适了:“人应该时刻警 醒,不要为了一个角色而骑虎难下。”他对张铁志说,自己宁愿大陆多出现小花小草小清新的音乐:“我们的根源在于缺少个人主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公民社会的 土壤,而不是又出现一个伟人、英雄。”

出乎很多人意料,当2010年秋天周云蓬捧出新专辑,我们没有再听到勇猛直言的愤怒,而是《牛羊下山》的诗词古意、田园牧歌:

“远行的人/你在哪片云下歇脚/我们黑白条纹的日夜/飞跑过屋顶/鸡进窝了/炊烟蹲在烟囱上/大黄狗蹲在窗前/牛羊从山上下来/我和它们在一起/想你/想你有衣暖身/有食果腹/有水解渴/有我入你异乡人的梦。”

12月,他曾经自费印过一千册“地下”传播的诗集《春天责备》,辑入自选的若干随笔以及一则《读库》刊发过的周云蓬小传,由上海九久读书人策划出版,印量一万五千册,流入了“地上”。在作为歌者的周云蓬被众人致敬之后,作为诗人的周云蓬也终于浮出水面。

没人愿意永远做标枪、匕首

新书沙龙连办几场,北京的这一场请来了央视主持人柴静、牛博网创始人罗永浩,与周云蓬对谈诗与歌。两个人都比周云蓬要更有名气,于是他开场第一句话就调侃自己:“昨晚和朋友们喝酒,他们还问:、罗永浩的讲座是不是就在明天?我说是啊,我去给他们当嘉宾的。”

柴静的提问带着一贯的“新闻调查”式风格:“很多人知道你是因为《中国孩子》,很多人对你的期望也都是表现出更多愤怒的劲儿,唱批判现实的、喊出大众心声的歌。你没走这个路,为什么?”

周云蓬回答:“我觉得愤怒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东西,人的常态应该是平静的生活,温和的生活。如果愤怒成了常态,人保证活几年就气死了。《中国孩子》, 可能我以后再也写不出这种歌了,但是有别的人还会继续写:《中国大人》、《中国女人》……”想了想他又补充:“没有人愿意永远做标枪和匕首。如果人们有愤 怒,就自己去做标枪匕首,这样比较好,不要总期待别人来做。自己不能做,就不要苛求别人来做,你可以期望他,但不要苛求。”

这并不意 味着他不再关注现实、介入现实。最近他常想,找个怎样的角度把“我爸是李刚”写进歌词,“它就像一个成语,包含很多寓意和概念”。不久前在上海演出,他编 了一首调侃的歌:一个犯人在监狱里天天看《人民日报》,拥护CCTV,最后被提前释放了,“结尾我加了一段吉他弹的新闻联播前奏,很抒情地哼唱,大家高兴 得要命”。他敏感于不合时宜的官方语言在新的时代里造成的反讽与幽默感;同时也警惕着任何别人试图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所有标签都是把你公共化的。被冠以 很多名头之后,我会注意寻找属于自己真正的私人生活。我要寻找自己隐私性的话语、空间、思想,而不是把自己后半生全变成公共产业。”

周云蓬想强调的还是“个人”、“个体”的自觉:“这个时代需要更多自私的公民,从勇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开始。”

他也不愿意看到诗与歌沦为简单的抗议工具,“音乐本身就是音乐,其他像公众性、教育性、道德性,都是附带品。像诗歌本身就是诗歌,它可以承载道德,也可 以不承载,但第一性是诗性的。” 音乐人心里应该揣度这微妙的界限,“不是大家一捧你:‘抗议歌手,很牛啊!’你就头脑一热抗议一辈子,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一旦变成‘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就是好’,那就走向反面了。”

清醒地反思《中国孩子》的“走红”,周云蓬说:“这种歌的反应热烈,原因复杂。听众喜欢它不见得只是因为音乐,可能是你替他把某种不满发泄出来,公众需要你‘再来一个,再骂得狠一点’。”

置身于审美的光明

现在的周云蓬,更喜欢具体的事。比如2008年他发起了“音乐照亮生活??贫困盲童帮助计划”,召集一群歌手、朋友录制了童谣专辑《红色推土机》。专辑 销售的钱用于为盲童购买乐器、MP3播放器、读书机、电脑阅读软件—正是这些工具,帮助失明31年的周云蓬获得了谋生之技,也一步一步趋近他独立、自由、 有尊严地活着的理想。

他早已坦然接受了自己的“盲”:“蛇只能看见运动着的东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里有一千个太阳。很多深海里的鱼,眼睛蜕化成了两个白点。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那是我们的宿命。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跟我最亲,她是专为我开,专为我关的独一无二的门。”

他向往的是“审美的光明”,同样,这也是他希望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带给那些贫困盲童的。最近,他想为一个西藏的盲童录制一些唱片,这个小女孩从妈妈那里 学会了很多藏语民谣,声如天籁,千回百转。周云蓬每次演讲,都要用电脑放几首给观众听,“我想以后唱片出来大家想买,可以直接把钱打到小女孩的账户,这会 让她有一种靠手艺生存的尊严感。”

周云蓬读过很多书,行过很多路,或许超越看得见的我们。少年时他教人弹吉他,一堂课换取别人为他读 两小时的书。现在,他随身带着的读书机里总是存着几百本书的TXT文档,一有空闲就贴着耳朵听。他喜欢反复重听《安徒生童话》,《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 《坚定的锡兵》、《香肠栓熬的汤》是他最爱的篇目,“安徒生的语言很有趣,很有想象力,就像孩子。”

他最早的文学读物,是盲校里仅有 的盲文版唐诗宋词、洁本《红楼梦》、泰戈尔《飞鸟集》,读书的渴望使他几乎把这些书翻烂。尽管后来到长春读大学、到北京流浪卖唱,各种西方文艺作品、思潮 相继在他的头脑与生活里进进出出,包括米兰??昆德拉、陀思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狂野呼告”式的哲学、基督教随时与上帝沟通的紧迫……但他后来发现,中 国古典诗词的影响早已深入骨髓,“它们不是曾经让我多么热泪盈眶、打动我,而是像亲人一样,你没觉得它改变了你,你对它也没有多么炽烈的热情,却潜移默化 地进入了你的生活,或者最终将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只有他在喧嚣的酒吧里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 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杜甫的名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周云蓬谱上曲调,拿一把吉他伴奏,一字一句吟咏。新专辑《牛羊下山》里,他还唱了白话版的 《诗经??君子于役》,李白《关山月》,孟郊《游子吟》,刘禹锡《竹枝词》、《乌衣巷》,南唐后主李煜、清纳兰性德的两首《长相思》……

四处巡演,他喜欢去听当地的地方戏,有一阵子非常迷恋苏州评弹,也喜欢广东的粤剧,“好几个伟大的粤剧演唱家是盲人。有个叫欧君祥的,在雨果有张唱片, 《客途秋恨》唱得特别好,一听就是北宋南宋的语言,古雅好听。”他追溯诗与歌的传统,认为它们就像一对青梅竹马后来分手的夫妻:“中国古代那些诗歌和音乐 的结合后来去哪儿了?我觉得都在那些地方戏曲里。”他觉得嵇康就是中国最早的摇滚音乐人、行为艺术家,在刑场上不喊口号,不做演讲,只弹一曲《广陵散》, 引颈就戮,“千载之下,令人神往”。

我的根就是泥沙俱下的

从1995年怀揣父母给的六百块钱来到北京,卖唱为生开始,周云蓬十五年里至少搬了四十多次家。他的居所从北五环到东六环,几乎是围着北京的城乡接合部打转。经济上最贫困的时候,每天吃盐水煮面条;精神上最困窘的时候,独自上路,越走越远,最后到了西藏。

直到最近,他的生活才渐渐有了点安稳的迹象—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了,他和女朋友一起搬到了绍兴,已经住了半年。租着出门便是河流的老式屋子,木头地板; 城市小,去火车站,可以走路,不用担心堵车;“书圣故里题扇桥对面:相当于北京的后海或者景山后街,有个小酒馆,老板早上把菜都做好,埋在地下的酒缸装满 新鲜的老酒,然后就开始一天的生意。什么时候把做好的菜卖光了,就立马关门。哪怕早上卖完了,也不会等到中午,立刻打烊。我们去他家吃饭,一盘油豆腐烧 肉,一盘茭白,还有一盘芋艿,两碗米饭,一碗黄酒,结账25元,不是美元。然后爬一百米之外的蕺山,那山是王羲之家的后花园。不要门票的。山上很香,种满 了桂花树,还有苍耳,这算是饭后散步……”周云蓬在博客里写,这一篇日志的标题叫:便宜的生活万万岁。

演出已经排到年底:宁波、广 州、深圳、南京……这已经不同于当年乘绿皮火车、逃票、睡硬座车厢过道的流浪,“巡演,只是巡演”。路费可报销时,他乘坐高铁,但他觉得“高铁太快了,听 不到人们的聊天”。《独唱团》杂志的第一篇,就是周云蓬回忆行旅生涯的《绿皮火车》,里面有段说他攒了一书包卖唱赚来的毛票,坐五十个小时的硬座去云 南,为熬时间,耳朵像收音机更换频道一样换着听周围人的谈话,“二十个小时后,周围的声音都变远了,有点像喝醉酒的感觉”。这些磨砺与阅历,都渗透进周云 蓬的文字与音乐,成为他血肉躯体的滋养。

他在走自己的路,也像在冥冥中重演他的盲人先辈荷马、高渐离、阿炳的道路,耳闻世事,脚踏八 方,用身与心、诗与歌践行自己的江湖轨迹。有人说他是 “中国民谣最后的知识分子”,他一定不会认同这样的“大帽子”,他是市井的、民间的,他说:“我的根就是泥沙俱下的,有缺点也有陋习。”

“春天/责备没有灵魂的人。/责备我不开花,/不繁茂,/即将速朽,没有灵魂。/ 马齿咀嚼青草,/星星在黑暗中/咀嚼亡魂。”

周云蓬的诗《春天责备》,就像在一张明亮的画布上,映照自己的晦暗,“那一年我去上海,到酒吧里驻唱,我在浦东唱歌,晚上回到动物园,很远很远,特别疲 劳。后来就离开上海去宣城、泰安,又回到北京。回北京,租房子,住在草场地,周围全是考美院学画画的高中生,像个公寓。那时觉得心情很灰暗。北京的春天, 没有风沙时生机勃勃,周围又都是很年轻的人,自己却很疲倦,所以写了这么一首诗:面临美好的事物,心里总有虚度时光的愧疚感。”

而另 一首《水的一生》,周云蓬用越来越长的句子、越来越紧迫的节奏,追溯古今中外各种有关水的神话、传说:“我平常的生活是特别静态的,不动,但我觉得水是大 自然里最活跃的东西,无时无刻不在动。可能是想从心理上突破自己生活那种静态,于是就借助无数想象中水的故事,探索自己所能想到的关于水的最远的东西。我 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开阔、更复杂、更加多样性。”

就像他热爱的野孩子乐队在《伏热》里歌唱的梵高,真正的艺术家从来不是明星与英雄,只是这太阳底下平凡、坚定的石头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