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透明、不规范、不合理”现象则不同,不仅无法体现制度初衷,反倒削弱制度管理效率,导致一种什么措施都不管用的错误幻象。简而言之,“”外贱内贵最令人无法容忍的,当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灰色成本。实际上,这也正是降低商品成本,提振内需的一大“拦路虎”。

作者:禾刀

中国青年报

ipad过关征收千元关税事件,喧闹后带出一个全新的话题:为什么国内的ipad要比不少国家和地区贵?是什么造就了在“世界工厂”买不到便宜的东西?是什么驱使国内消费者舍近求远去国外采购?这种“扩大外需”的行为是怎么造成的,是否合理,又有着怎样的经济学动力?要知道,不少ipad原本就是在国内生产的,深圳富士康就是其全球重要生产基地之一。(《南方日报》11月30日)

在提振内需大气候下,国人却前赴后继地积极拉动外需,背后纵使原因众多,但根本一点不容忽视,即这是消费者对价格比较后做出的理性选择。或可断定,在国际化征途上,如果“中国制造”商品外贱内贵局面不能扭转,那么这种“不远万里”的“采购式旅游”现象就不可能消淡,拉动内需更是举步维艰。

导致“中国制造”外贱内贵的制度性成本自然不容忽视。中国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从当初的9.8%%提高到了现在的13.5%%,部分商品高达17%%;当进口产品进入流通环节后,增值部分则要收取17%%的增值税。一方面给境外消费者以低税率产品,另一方面却对入境商品征收高关税,这必然导致同种商品价格外贱内贵。不过,学者聂辉华认为,仅仅因为这些,并不会导致同种商品出现如此巨大的价差,真正的原因则在于,“国内市场的不透明、不规范、不合理导致了高昂的交易费用和制度运行成本,从而侵蚀了国内产品的利润空间,价格只能水涨船高了”。(《新快报》11月8日)

对于显见的制度性成本当然应引起重视,解决起来也有目标可循。然而,“不透明、不规范、不合理”现象的广泛存在,既无法完全实现制度意义,达成调节效果,还会催生庞大的灰色市场。在《南方周末》创刊25周年庆祝活动上,万科董事长王石说,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他与一位嘉宾先后发言,“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我坐在台上多少有点尴尬。”王石的尴尬,充其量只是这个群体面临现状的真实折射。

2009年8月,《中国富豪榜》制造者胡润曾发布《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揭示,10年来登陆胡润百富榜、财富令人艳羡的1330位中国富豪,有49位发生了各种变故,其中17人获刑入狱,3人待宣判。曾有人就此戏称,富豪榜成了“杀猪榜”。这些富豪尤其是那些躲在富豪背后的权力,到底对市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恐怕只能任人猜想。不变的是,这些灰色开支只会变本加厉地进入商品成本,进而进一步推高价格,转嫁给消费者。

一般情况下,我们渴望将“中国制造”外贱内贵现象看成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这是因为,即便这类问题再复杂再棘手,至少可从经济发达国家适当借鉴经验,制订措施的目标性更强,效果更可预见。“不透明、不规范、不合理”现象则不同,不仅无法体现制度初衷,反倒削弱制度管理效率,导致一种什么措施都不管用的错误幻象。简而言之,“中国制造”外贱内贵最令人无法容忍的,当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灰色成本。实际上,这也正是降低商品成本,提振内需的一大“拦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