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为维护专政体制,就需要在引进市场化的同时,运用权力干预市场,为了抵销国有经济相对于私有民营经济固有的低效率,并长期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既需要从行政上管制、设置垄断,于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行政控制化在加强”,当然也就会出现“市场化进程正在被扭曲”,同样是为了这一目的,还需要同时运用通胀和低利率相结合的组合拳,源源不断地从民营私有部门吸取经济资源,并转运给国有部门,于是,就出现了长达三十年的货币相对于 GDP增速的超发,以及为达成这一目的,而必须保留对金融部门的行政控制,拒绝金融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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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进民退之说频繁被提及,随着财税收入增长率连年大幅超过GDP增速,国富民穷也日渐成为常用词。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在谈及富国穷民时认为,当今中国经济的最主要的特征化事实为“四化”︰即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中国经济的证券化在受阻,中国经济的政府行政控制化在加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正在被扭曲。

事实嘲弄了一厢情愿的“目标”

这一看法,与相当多人士长期的期待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一九九二年确定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来,包括主流经济学家在内,都将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一段时间内,不断涌现的市场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这一目标想像,至于依旧保留的行政控制和高比例的国有经济成分,则被看作是有待进展的领域,将随着市场化的进展而不断克服,或者是正在过的“大关”。

然而,事实无情地嘲弄了这种目标想像。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一再鼓吹的“大关”没有丝毫要度过的迹象,相反,却出现了韦森教授所言之“四化”,对此,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利益集团的出现乃是主因,中国正日渐沦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由于权贵利益集团对国家政策的绑架,导致利益偏向于特定利益集团,拉大了贫富悬殊。不久前,凤凰网发起“中国往何处去︰四大利益集团绑架中国”的讨论,认为当前中国有垄断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官商勾结和身份血缘等四大利益集团,共同绑架了改革,即属此论。可事实真是如此吗?

自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当局一再重申的是“保持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即使在确立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抓大放小”并举,进而“做大做强”也是从不讳言的政策指向,在经济领域,国有经济应对所谓七大“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明确宣示应由国有经济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此外,金融行业等资源配置的核心部门,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依旧保持着行政控制。此外,在社会领域,无论是教育、科技、文化还是卫生系统,也均由事业单位保持着绝对的控制,民营单位仅仅起到几乎微不足道的补充作用。

上述事实表明,所谓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目标想像仅仅是部分知识分子的虚构,而从未成为执政当局的选择。前三十年全能体制运行的失败表明,不引入市场化也是死路一条,可是,如果引入市场化,又有可能失去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尤其严重的是,如果按照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方向,那么,政治体制就必然要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政体制转变为由社会制约并对社会负责的宪政责任体制,而这是邓小平和陈云等人所无法接受的。邓、陈两人所共同规划的“两个基本点”表明,引进了市场化,同时将其发挥的作用圈定在了一定范围之内,才是其意想中的改革目标。

经济以维持专政体制为要务

杨继绳的《改革时期的政治斗争》一书中曾引述过陈云对赵紫阳的一句话︰“中央的政治权威需要经济权威做保证”。以我理解,所谓政治权威不仅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更体现在执政当局与社会的关系上,为了保持专政政体对社会的全面和绝对控制,不仅需要行政权力不受监督,拒绝政治改革,也需要在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上保持控制力。但是,难以克服的问题在于,如此片面的改革势必会出现行政体制、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的低效、浪费和腐败,相比民营私有经济的效率和节俭,如果不加以逆向的调整,民营私有经济的比例终将超过国有经济,而低效、浪费和腐败的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也终将不堪运行。

因此,为维护专政体制,就需要在引进市场化的同时,运用权力干预市场,为了抵销国有经济相对于私有民营经济固有的低效率,并长期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既需要从行政上管制、设置垄断,于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行政控制化在加强”,当然也就会出现“市场化进程正在被扭曲”,同样是为了这一目的,还需要同时运用通胀和低利率相结合的组合拳,源源不断地从民营私有部门吸取经济资源,并转运给国有部门,于是,就出现了长达三十年的货币相对于 GDP增速的超发,以及为达成这一目的,而必须保留对金融部门的行政控制,拒绝金融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如果上述的分析成立,那么,中国经济的走向就不是受什么利益集团的绑架,而是服从于维持专政体制的政治意图,所谓的利益集团乃是这一意图的派生产物。

进而,无论是权力支持的国进民退,还是长期货币超发效应下的国富民穷,其实都是这一昭然若揭的政治意图下的阳谋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