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公民社会,必须从认识媒体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和地位开始。这是成本最低的发扬公民积极性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康庄大道。走这条路唯一的困难是改变观念,懂得报刊是公民的耳目喉舌,尊重报刊就是尊重公民;这些都是常识,但要真正懂得并不容易。深圳会走这条道路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

,你好!

我至今没有想清楚,深圳究竟距离我有多远。地理的,好说,广州出发,最快的火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心灵上呢?

改革开放之初,我的心曾随着来自深圳的新闻跳动:蛇口风波,股票狂潮,经济狂飙⋯⋯不过,没有多久,感觉渐渐疲劳,心想理应烛照改革开放的“特区”为什么没有更引人注目的改革呢?

年复一年,官员们掐着手指历数深圳有这样那样的成就。他们说的多半是经济数字。

可是,在察古观今的学人眼中,经济奇迹已经不再值得过多关注。一个落后的地区,稳定加市场经济,理所当然会较快发展;中国大地追逐GDP 的城市俯拾皆是,苏州超越深圳,天津也力图尽快将深圳摔在后面。

这几年,深圳当然也有新闻。“大部制”、“行政三分”,列进年度报告,算是一分成绩,但说是重大成就,是改革的突破,还需要引颈以望。我也注意到了顺德在此基础上实行“党政联动”,精简了机构,值得称许,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行政改革代替不了整个社会管理体制——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写这封信时,我也注意到2010 年08 月26 日,腾讯网上有这么一则消息:“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表示,深圳市各政府职能部门将取消、调整和转移284 项职责和行政审批事项,将其全部转移给相关社会组织。”

公民兴则国兴,公民蔫则国蔫!读到这则新闻,我的内心为之一震。公民社会从敏感词变为政府的奋斗目标,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不过,我们在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时,同时还应该明确公民社会的实质是,公民是国家和社会主体的地位得到落实,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既是公民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和公民自由自在生活的基础,又是社会蓬勃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制度平台。

美好前景,当然不可能唾手可得。使之落空,轻而易举。口惠实不至或者使之变为花俏的异型钢材;两者都是司空见惯的古彩戏法。深圳作为中国改革的阵地,理应给我们免于幻灭的希望,而其中尤为关键的是政府部门应向公开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转型。公民权利的伸张,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不过,大环境全国大同小异,如何应对,决定各地面貌和转型的快慢。在此,深圳官员的积极态度给人带来希望。

在谈到公民社会的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公民社会。愚意以为公民社会就是公民权利受到充分尊重和足够保障的社会,换句话来说,就是让公民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充分显示自己的存在。为此必须建构多种平台和管道,其中就应包括:公民民主参政的机构——人大,政协;公民自治和参与社会生活的机构:各种NGO;公民的信息、表达和监督管道。公民参政平台关乎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专文论述,此处暂不涉及。信息、表达和监督管道主要靠媒体:互联网和报刊。测量各种 NGO 状况最灵敏的温度计也是媒体:它的信息要在媒体传播;它的困境要在媒体上申诉。

不过,除了互联网在博弈中浩荡前行外,迄今为止,深圳的平面媒体的表现,让我感觉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肩负探索重任的特区,各行各业理应在前面引路,新闻业亦然。深圳应该在媒体变革上闯出深圳劲头,让报刊逐渐恢复社会公器的本性,公民深信这是可靠的信息管道,又是表达自己意愿、批评、建议、揭露黑暗乃至发泄不满的平台,这样的媒体,无论在哪里,都是会令人立即耳目一新。官民在这里平等对话,良性互动,施政错误容易纠正;官员惰怠、贪腐受到全民监督;公民表达管道通畅,积极性、创造性高扬,社会秩序稳如泰山,才经得起任何风浪。

理所当然的结论是:建设公民社会,必须从认识媒体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和地位开始。这是成本最低的发扬公民积极性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康庄大道。走这条路唯一的困难是改变观念,懂得报刊是公民的耳目喉舌,尊重报刊就是尊重公民;这些都是常识,但要真正懂得并不容易。深圳会走这条道路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除了信息自由流通,公民社会还要有两个重要基础:经济和教育。首要的是要有牢固的经济基础——作为公民自由的生命线的财产权和市场经济必须根基扎实。另一条是要有现代教育。文化的核心是教育,教育的皇冠是大学,好的大学是煜煜生辉的文化宝石。深圳至今没有一间称得上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大学,更不要说全国一流乃至居于亚洲前列的大学了。一个大城市,没有一间或几间出色的大学,那里的文化基石肯定是不牢固的。一水之隔的香港有,而且像香港科技大学那样办了不到二十年的大学,就跻身亚洲前列了。比她办得更早的深圳大学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简单说来差别源于有没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怨天怨地不如怨自己。恕我直言,三十年来,自从深圳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征启下台以后,深圳高等教育领域没有听说有出色的改革者或杰出的教育家。前几天教育部公布“十二五规划”的任务之一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试点。我想,这不是深圳前十年、二十年应该完成的任务吗?

谢天谢地,一年多前,总算传出朱清时院士要在深圳办南方科技大学;近日又传来香港大学有意在港深两地河套地区设置分校的消息。改变深圳高等教育面貌的机会终于降临。可是,思想如果不解放,机会可能再一次飘逝。

关键在于教育家有没有施展自己才华的足够权力和相应的制度平台。

我们想一想两个简单的事实吧:人民共和国初建,为什么两千留学生会冲破重重阻难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时至今日,经济状况今非昔比,社会精英却千方百计投奔异国他乡。人才去留显然别有原因,不能苛责教育。每年有数以十万计的孩子去国外留学。让他们中的一小部分留在深圳受点别样教育有何不可?

话不能说得太多了。就此打住。

五柳村2010年12月18日收到。发送者有说明,见下:

写给深圳的十封信(未删节版)

深圳是一个被反复谈论、同时被寄予期待的城市,今年是他的而立之年,我选择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个专题,实际上是希望在深圳三十年纪念冷却后、深圳读书月结束了的时刻,来谈谈我们这个特殊的城市。

由于是《深港书评》的策划,在十封信中,十位不同领域的人士主要谈论的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政策,不少人也谈到了政改。

现在你将看到的未删节版,是作者提交给我的信件原文,由于这两日精力有限,我来不及重新做校对工作,会有一些瑕疵。至于我作出“自审”的文章以及版面大样,我已经保存起来,那将是我创办《深港书评》至今收获的最大礼包。感谢十位老师对我的支持!

钟刚
2010 年12 月13 日

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此前袁先生和香港商报有过一次对话:深圳建设公民社会?老老实实学香港!已发表在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712a30100kg7b.html( 袁伟时_新浪博客)链接在此,以便参考。—五柳村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