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转载自陈永苗先生。文章纵横,但稍显学术。如果通俗一些,会更好看,会更有力。面对总有人跳出来说老百姓是喜欢传谣和信谣的问题,我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反驳。老百姓难道真的很愚蠢,愚蠢到总是莫名地传遥和信谣?如果真的这么可悲,这种愚蠢,又是谁加之的?

假定乐清钱村长“被车裂”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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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到乐清钱云会村长“被车祸”的相片,我就想起一场来自乡土的,又古典又现代的“车裂”或者“斩首”。这种来自民间黑恶势力的“重典”,分明有古代皇权的幽灵在复活,以这种残忍和悠远的惩罚,民间黑恶势力以这种其不可名状的恐惧感和古老传统,加诸于抵抗的村民头上,让其从内心深处恐惧:权贵集团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用心,与911恐怖分子用高科技撞击世贸双塔,以摧毁美国强大意志,异曲而同工。民间黑恶势力与恐怖分子都动用了超日常的力量,以追求一种戏剧性效果。这是一场意志的战争,精神的战争。

美国的陪审制度,证明对于事实的认定,只有一般生活经验的陪审员,比从业经验丰富的法院,更加接近真相本身。网络上几亿的网民,都是有一般生活经验的陪审员,构成了巨大的网络陪审团,他们对乐清钱云会村长“被车祸”的事实认定,更具有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不仅仅高出司法独立国家中鉴定专家,更是远远超出司法不独立和维稳体制之下的专家一千万倍。

退一步说,即使是谣言,我也支持。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之下。谣言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对政府而言,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明清对官员的纠察,可以闻风而奏,也就是不需要真实证据,御史就可以参奏官员。谣言在针对强势者的时候,能起很大作用,例如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正是对英国的无边恐惧,造就了谣言,而没有谣言,就没有今天的美国。

水至清无鱼,过分要求民众理性,并且将非理性行为定罪,例如说成上访,或者违反治安条例,或者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歇斯底里地抨击民粹主义,视为一种献媚舔屁股的官粹主义。这种官粹主义预设了官民矛盾的消失,这是天下最荒唐的精神分裂症。我经常抨击这一些人是自以为牛逼的傻逼。尤其在没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组党等政治自由的体制之下,更是对普通民众构成一种大多数人道德暴政的迫害。

民众的非理性,妒忌与怨恨,只要限定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或者组党等法律之下的自由形式之中,就是无害的,甚至在广场之上,也并不一定会带来有害的结果,只要没有诉诸于直接的暴力,对于官员和政府而言,都没有直接损害。

即使官员是无辜的,或者微有瑕疵的,其下台和承担责任是其高收益背后的高风险。骚动对于自由和国家本身是有益的,这在马基雅维利的《李维史论》写得很清楚,不仅罗马,而且英国,美国都是利用骚动和民众的非理性,为其国家利益服家务。

因为国家利益与官员本身是一种潜在的敌我矛盾,如果不用一种低成本的民众压力抵制住,潜在的敌我之分,就会变成严重冲突,官员就会变为官僚专政,人民就会变为刀板上的鱼肉。有了政治自由,民众的骚动和非理性就化腐朽为神奇。没有政治自由,制度上和道义上对民众的压迫,都会是高压锅压力越来越大,最后聚变成为一个核武器。

在共同体内,总是要有一个阶层要被不那么公正对待的。如果不是对官员不公正,则必然是对百姓不公正。对官员不公正,官员有退路,对百姓不公正,百姓毫无退路。级别越高,应该承受越不公正。在法律中,就有行政诉讼法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由政府举证,证明自己“清白无辜”,还有刑法中“巨额财产不明罪”,只要官员无法说清来源,就有罪推定。

当官应该是一种高度危险作业。死亡和其高度危险,降临到贪官身上的时候,他就知道在世间的各种胡作,皆是虚空。古代皇帝上生杀大权,那是对官员的,动不动就杀官员,有利于民。害怕被杀,就别当官。又当官,又捞好处,又不冒风险,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正如欧洲中世纪政治学说中对国王有政治身体与自然身体的区分,政治身体是指国王这种职分,而自然身体是指国王的肉身。国王的肉身或者私人欲望如果玷污了权威,就成了暴君,杀戮暴君是一种义举,是正义的行动。现代政治中也是延续职位与官员的区分,政治权威与官员的个人道德权威的区分。损害了官员个人的私人利益,反而增加了职位的权威,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贪污被抓,韩国总统贪污自杀,这一些都增加了总统职位的威信,和民主制度的进步性。除非这个体制就是坏的,不好的,严重依赖于官员个人的人治,政治权威没有自己独立的另外的渊源,必须匍匐于官员肉身之上。如果是法治的话,那么也不会出现大规模官员的腐败堕落十恶不赦,即使出现了,还是不会影响政治权威本身。(陈永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