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不是不能够,而是不作为。你抗争了,就会对政府有所震慑。你不抗争,他们当然就乐得不变,当然了。权益不可能靠他们赐予,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事实证明,现在中国的维权,确实推动中国政府在前进。当然我也并不那么乐观,我看了今天的广告,我不能说我不能坐牢,但是即便坐,也已经不是毛的时代了,这是一个博弈的时代。

作者:陈希我

香港外国记者会主页: http://www.fcchk.org/fccweb/news.html?id=FEB2A21F276022A98CEFB01412BA1C3A

陈希我演讲公告: http://www.fcchk.org/fccweb/news.html?id=FB25C3B85003BE515C38994D99D4EF3E

我想先跟大家讲讲我的父亲,我父亲是“文革”过来的,他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不是保毛泽东,而是当时的已经在台上的领导,其实就是保持现状。所以他文革期间被“造反派”追赶,东躲西藏,我童年的相当多时间里是没有父亲在身边的。他并非保守分子,他也有热血,所以选择了做“保皇派”,那是因为他必须选择——要么选择“造反”,要么选择“保皇”,他处在中国历史上最严酷的王朝:没有逍遥的自由。他只能选择做温和的“保皇派”。但“保皇派”也是一种政治立场,所以我的父亲仍然逃脱不了被整的命运。

经历过那种怎么做也不行的年代,我父亲至今仍然心有余悸。好在现在可以不被卷入政治了,可以远离政治而活着。所以当我父亲见到我发表在报纸上的一些言论,就惊吓得失眠。他说,如果放在过去年代,我少说也是“右派”。是的,其实当年的“右派”并没有说出什么“反动”的言论,他们其实是热爱党的,他们希望党好。

在我父亲眼里,我是不可思议的。他是反对我写作的,也确实,我曾经长期无法发表作品。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写作,但是我不能歌功颂德,政府希望写“光明”,即使写了官员不好的,也是正职是好的,只有副职才不好。并且还要有“光明的尾巴”,也就是最后一切都好起来了。我还曾被要求把我小说中黑暗的事情改成是在台湾香港发生的。我不干,结果20年几乎没有发表作品。后来终于能发表一些了,但是仍然经过大量的删改的,至今我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不经过删改的,有的在出版后还被禁,至今有四部作品被禁。那些发表我作品的出版机构也是战战兢兢,我曾经问一个杂志社主编:到底有没有具体的规定,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他说,有时候是有,但是更多时候没有,只能靠出版机构自己去把握,先自我审查,然后出版了,再有一批审读员来审查(中国是有审读员的)。出版机构为了不出事,只能自己审查得更严格一些。这更可怕,是无形的恐惧。我的博客也是经常被删,我曾经责问编辑,你们不是设有“敏感词”过滤吗?你告诉我这些“敏感词” 是什么,我不用就行了。他说,虽然有敏感词过滤,但像我这种人,不只靠敏感词来审查的,上面专门有人看你的全篇文章,即使没有敏感词,也会勒令删除。中国作协主席对着全世界说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我不知道没有审查制度,这些事怎么发生?

在我身上发生的另一件事,更能抽这个作协主席的耳光。2007年,我在台湾出版了小说《冒犯书》,但在寄回大陆时,被海关查禁了。所以被禁,主要就是现在被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我爱我妈》里的内容》。当时我提出了抗议,并且向法院起诉。回头再讲我父亲,这事被我父亲知道了,在我父亲看来,我简直是疯了。自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被禁的书不计其数,包括我在2006年被禁的另一部小说《抓痒》,所有被禁的作家,包括当时的我,都没有提出异议。禁你没商量,只是把你的书禁掉,没有把你的生命斩尽杀绝,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可是我却要反过来起诉,纠缠这事,他们都认为我是自讨苦吃。

那些查禁我的官员,也对我的举动不理解。一个海关工作人员曾厉声喝斥我:“因为你是作家、教师(我是大学教师),我们对你已经够客气了,你不要太过分!” 一个海关监查处的处长找我谈话,开口就是:“我们从来都是这么做的,你不要再闹了,闹也没用!”如此蛮横。我回答:“从来如此,就是对的吗?没用?那我就闹一闹看看!”

确实,他们所以这么说,就因为他们真能够做得到让我闹不成。比如,宣传部门给所有媒体打了招呼,不许介入这个案件。又比如,法院规定这案件不公开审理,因为涉及“”,不让旁听,于是审判变成了秘密审判。在庭审时,我问海关为什么禁我的书?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他们一直不告诉我。我以为在法庭上,应该有对簿公堂的机会。可是对方回答:“这是国家机密,无可奉告,理由我们告诉法庭了。”于是我转头问法庭:他们为什么禁我的书?法庭也说:“这是国家机密,不能告诉你。”这样,所谓控辩阶段,就不可能进行了。我又问:你们说是国家机密,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必须有个“密级”、“涉密范围”、 “解密时间”,那么能告诉我吗?他们无一能够回答。庭审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完全是走过场。虽然没有回答我任何质问,没有给我理由,但是他们仍判定我败诉。我上诉到高级法院,情形仍然一样。我有着被暗杀的感觉。

我又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写信,但是也没有任何答复。

他们不如不给我立案算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们让我立案了。他们明明是专制,但却又要把自己打扮成法制国家,现在中国,到处都可以听到他们在说“依法治国”。他们明明暗箱操作,但他们却又让我走过法律程序。他们为什么要演这么一场戏?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都不敢说查禁的理由,只说已经做出了鉴定,什么鉴定?“国家机密”。那么是什么部门鉴定的?当我追问时,他们也不敢把那个部门暴露出来,只说是“有关部门”,所以不告诉我,仍然是因为“国家机密”。后来我从私下里打听到,那个有关部门做了鉴定,但是叮嘱海关不能把它说出来,所以海关也叫冤枉:他们被推到前台,他们有口难言。

于是我们明白,这仍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但这专制已经脆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不可能游离在外。其实统治者特别清楚,所以那个有关部门不敢露面;所以法院也要走个过场,演戏;所以宣传部门在禁止媒体报道这个事件时,只用电话通知,不敢留下书面文件;所以查禁的部门,连查禁的理由都不敢说出来。其实在最初,他们也透露出一些,指《我爱我妈》写了“性”。这是理由吗?众所周知,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性最开放的国家之一,性极为泛滥,就说出版物吧,很多色情出版物堂而皇之地叫卖,没有人管。

当然政府有时也来个“扫黄打非”,不知大家留意到没有,在中国,“扫黄”跟“打非”(打击非法出版物等等)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省市都有“扫黄打非办公室”。其实“扫黄”只是幌子,“打非”才是真正目的,而这里的“非”,最后我们会发现,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非”,最后被整被禁的,往往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扫黄”成了对政治异见的打压。明白地说,《我爱我妈》最让他们不舒服的,是里面写到了妓女是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很多时候是“妓女经济”模式。只要来钱就行。从上到下,人们在“性”中苟且,当局其实也高兴这样,因为大家都钻到被窝里了,就没有人去关心社会正义了,就很“和谐”了。但是如果这个“性”冲击到社会制度,那么就不能够容许了。但是这又不能公开地说,他们没法说你的“性”冲击了社会制度,所以就只能用 “国家机密”来搪塞了。

更有意思的是,在庭审过程中,查禁我的海关工作人员,对我一直面带微笑。庭审过后,还试图跟我打招呼。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在我身边发生的另一个案件:三个中国网民因为代人发帖鸣冤,被当做“诽谤”逮捕了。在庭审时,群众被阻止在法庭外,警察挡着。但是那些警察也是面带微笑的,他们小声说:“请支持一下,我们也是没办法,是为了饭碗。”这是当今中国特殊景象,谁也不愿意为不合理的制度买单,谁都对这个制度不满。在当今中国,那些当官的骂起制度来,比普通百姓还要咬牙切齿。他们是在竭力表明:这罪恶跟我无关,我也是受害者。至少,他们希望将来被清算时,能有一番说辞,说他们也是被逼无奈,能够逃脱审判。

但他们是无法逃避审判的。比如我的《冒犯书》事件,假如我能找到得力的关系人,假如我能够对他们行贿,他们可能也会对我网开一面,他们其实不是那么在乎所谓的法令法规,那些法令法规,只是他们的尿壶。他们心里没有法,只有利益(私情也是利益)。只是我没有能够做到这样,既没有钱,也没有关系,我也不愿意这么做。所以他们对我依法办事了。他们为了利益,可以放弃原则,却不去因为正义,而放弃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做些什么,所以他们仍然是“有辜”的。

其实,就是最高统治阶层,也是没有人愿意为这个制度承担责任的,更没有人愿意为曾经的、由别人做下的事承担责任。执政者不希望跟过去纠缠在一起,也是个希望,只要民间推动。可悲的是缺乏推动。谁都只是在推卸责任。推动的力量,本来主要应该是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但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作家是怎样的呢?特别是作家。很多作家受尽了审查制度的苦,但当我为当局查禁我的《冒犯书》,北京一家媒体采访一批作家,问他们对此事的看法时,除了一个作家,所有的作家都不敢表态。你说他们是“无辜”还是“有辜”?

其实我们不是不能够,而是不作为。你抗争了,就会对政府有所震慑。你不抗争,他们当然就乐得不变,当然了。权益不可能靠他们赐予,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事实证明,现在中国的维权,确实推动中国政府在前进。当然我也并不那么乐观,我看了今天的广告,我不能说我不能坐牢,但是即便坐,也已经不是毛的时代了,这是一个博弈的时代。

当然,既然是“博弈”,就要有理有据。用什么理?用法律。当然,我也知道执法者很会用一些手段来对付我们,这就是:“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了,他就又跟你讲法律。”但是,总归有讲法律的时候,总归有面对公众的时候,只要公众睁大眼睛,执法者是不可能肆无忌惮的,他们也害怕舆论。当今中国处在干柴烈火状态中,政府是有所忌惮的。比如我《冒犯书》的事件,据说他们现在很为撞上我而大叫倒霉了。他们后悔怎么会抽查到我了。一个西方学者前一段时间去采访海关,他们说,他(指我)当初如果把邮件寄到单位,而不是寄到家里,我们就会注意一些,不会去抽查。他们似乎也记住了我的名字,那之后,我的小说《抓痒》的法文版出版,样书从巴黎寄到国内,顺利到达我的手里,没有被查。

这就是舆论的作用,也就是你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