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明白中国作家为什么要钻进纯粹文学的石榴裙下,因为那里十分安全。既安全,又能风流,何乐而不为?作为同类,于是我参透了中国作家主张纯粹文学的动机,他们很精明,以纯粹名义逃避直言,以艺术名义甘于戴镣铐,所谓“戴着镣铐跳舞”。

作者:陈希我

上海大火,举国震动。上海人走上街头了,中国人喜欢拿上海人开涮,但实际上,上海人在很多时候是做得很漂亮的。倒是北京人这些年把“高等奴才”当得很惬意。
当然这里的上海人不包括一些上海名人,比如余秋雨、周立波等。周立波(非《暴风骤雨》的作者)是戏子,本非同类。余秋雨虽然是写东西的,但是我也不指望他能说出什么,应该还是“含泪劝告”吧。我不满足于几个韩寒,我想知道的是,在这场大火中,其他上海作家,乃至全中国作家,你们说了什么?

我这么发问,也许会闹笑话。人们会想,怎么谁都不期待,会去期待这个群体?
中国作家们其实是挺能说话的,比如王蒙,前一阵还大嘴一张,说中国文学处在历史上最好时期。王蒙是很能巧舌弹簧的,他的文章行文如流水,一句接着一句,还有研究者美誉为王蒙的语言特色,还具体分析出是“顶针”“回文”式的。但是我总怀疑,一如精射多了,精液就水了;话说多了,是否只有口水?能如此顺溜张口就来,他说话的难度在哪里?没有难度的话,有多少价值?不过是说明他会说话,他精于说话而已。

每周,我都会收到大量的充斥着没有难度的废话的杂志。每隔两三个周末,我都要腾出时间来处理这些杂志。我几乎没有打开过他们。起初还撕开信封,看看目录,后来就懒得看了,那些老是出现的面孔,令人厌倦乃至厌恶。我很奇怪,他们怎么就能写出那么多的字?不,明白地说,是发表,他们怎么就能顺畅发表这么多文字?那些被阉割的文字,他们怎么就那么有兴趣写?我甚至想,在当今中国,源源不断发表作品的作家是有问题的。

封着信封的杂志卖给了废品收购的,他们往往要把信封撕开,看看里面是不是装着纸。好在他们不看那些文字。有一天,我发现我家门口摆上了旧书摊,那些收购废品的人开辟了第二职业,他们觉得从我这里收购的杂志还能卖几个钱,就摆在地上卖了。我当然希望这些可怜的废品收购人有生意,但又不愿意以卖我为代价。好在那些写着“陈希我”的信封已经被撕去,要不然,真要臊死我了。我周围的人,很多都有正当的职业,假如他们知道这些杂志是从我这里出来的,我竟然跟写这些文字的人为伍,甚至我的文字也间或发表在那里,他们一定会想:好好一个人,又不缺胳膊少腿,什么饭不好吃,吃这软饭?好在我还有正当的饭碗,我还是教书的。当然在课堂上我又能说什么呢?要知道,课堂上就有学生间谍。只能吞吞吐吐,王顾左右。在中国吃人文学科饭的人,扪心问问,你们是否有吃软饭的感觉?反正我有。当然因为我感觉有,我更加分裂,言不达意,前言不搭后语,我就像慕容雪村所自嘲的:“我是个神经病!”也许下面的学生也在想:好好的一个人,什么不好当,要当神经病?

中国作家是很能说话的,但是,当我们倾听的时候,我们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我这么说,似乎也不是事实。在关键时候,他们也发言了,比如灾难到来,生灵涂炭了,他们会表示哀悼,会进行劝慰,他们会展望未来,说“纵做鬼也幸福”,会呼吁顾全大局,“含泪劝告”,会用凝聚力来转移问题,还会用“人道主义”来掩盖伤口。但这些话,其实不是他们说的,而是报纸广播上已经说过的。即使报纸广播上还没说,他们根据基本判断,先说出来了,肯定不会有错。当代中国作家,已经被训练出了这种能力。说能说的,不说不能说的。在中国,说话难,写作难,但是其实又非常容易。

这种能力一旦训练出来,则会终生受用。说话写文章,首先得想想哪些是该说的,哪些是不该说的;哪些是可以写的,哪些不能写。当然,所有的修炼最初都是艰难的,每个人写作伊始,都是赤裸相见的。该说就说,该写就写,结果是退稿;即使发表了,也被批判。或者得劳顿编辑删改,我的文章大多是这么麻烦编辑的,让我对编辑有着无限的歉意。人的本能是不可能“自宫”的,而且,我还害怕“自宫”的勇敢一旦炼成,就会始于被迫,终于自觉,从“自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了。我宁可赖皮,烦劳编辑动刀。他们战战兢兢,改来改去,改了上面,下面接不上了;依了下面,上面就过不了关。于是建议,索性把时代背景改掉算了,让本来穿中山装的,穿起了马褂;让中国人的缺陷,变成了日本人的缺陷,把中国人犯罪,变成水深火热之下的中国台湾人犯罪。就连我出国年月,因为犯了敏感数字而不能用,变成了1990年。尽管如此,他们中仍然有因为没把我阉干净而被整处的,让我觉得我简直是害人精。

有时候我会怀疑是我的人品出了问题。相比其他作家,他们那么懂道理,他们善解人意,他们是好孩子,不给别人添麻烦,也不给自己添麻烦。他们于是很快成长了,长成了茁壮的太监。当今中国“文学宫”中充满着太监,他们用男人的嘴,发出女人的声音。不,那样太侮辱女人了。应该说,他们张口,对着别人的口型。他们很能说话,但是我们听不他们的声音;他们很有写字能力,却没有写作能力。
什么是写作的能力?写作能力就是洞察能力,没有批判的眼睛是没有这种能力的。作家的天职就是批判,这不是多么神秘的道理,有前辈摆着,比如鲁迅。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有人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作家就是要批判现实,说这话的是叶文福。估计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他了,他是一个诗人,当年他的“将军诗”曾经被争相传诵。但是他很快就消失了,传说是因为他在北师大的讲座,他说了上面那句话。但据说,他在北师大说的话是张冠李戴的,真正说那话的,是他在某个会上,因此触怒了本来对他的“将军诗”就不满的权贵。于是一个会说话的人消声了。

其实,当年,我也并非很欣赏叶文福。即使他说出了作家就是要批判现实这样的话,我也很犹疑那是否是纯粹的文学?大凡每个从业者都有着对纯粹的追求:绘画有绘画的纯粹,绣花有绣花的纯粹,弹古琴有弹古琴的纯粹,甚至外人都听不明白行内的用语,那表明其专业性。所以那时代,文学的纯粹也引诱着我,我要纯粹。那时候有多少人在钻研纯粹的文学,现代派、文化寻根、性(人性),还有后来的叙事。跟这些人比起来,叶文福简直是个粗人,在那里喊着硬磕磕的口号。但是很不幸,那些纯粹至今模糊不可见,这些粗砺的东西,倒在我心中留下来了。毕竟文学不是艺术,更不是技术。其实纵观全人类的文学,尽管我们多么呵护“”,但 “”,还就是“非文学”。所有人类发生的,文学都可介入,而介入后产生的那些叫作文学作品的东西,是无法用一个药盒把他们类聚在一起的,明白地说,文学不是一门学科。它们只能并列在一个药橱上,它们统一的功效,就是批判。

其实,我当年又何尝完全不知?只不过,我也有着怯弱的本性。我很明白中国作家为什么要钻进纯粹文学的石榴裙下,因为那里十分安全。既安全,又能风流,何乐而不为?作为同类,于是我参透了中国作家主张纯粹文学的动机,他们很精明,以纯粹名义逃避直言,以艺术名义甘于戴镣铐,所谓“戴着镣铐跳舞”。

当许多人发出愤怒的呼号的时候,当许多人走上街头表达自己情感的时候,让我们猜想,我们的作家在做着什么?可能有人在歌颂“成功救援的范例”,在进入某个写作班子(据我经验,这种写作班子肯定要成立起来),他们在签署有着优厚报酬的出版合同,会被许愿作品将获得某某大奖,他们很快会浮想联翩,奋笔疾书。当然,在写的时候,他们也会生出淡淡的哀愁,那是“艺术”的境界。当然他们也会有正义感,没有正义感是无法面对文字的,但他们很快就会把问题引向高深:克尔凯郭尔、德里达、弗朗西斯·福山;把问题推向宽泛:美国也灾难,欧洲也腐败,这不是中国的问题,整个世界都令人绝望,乃至末世。我相信,许多作家是有着这种末世情绪的,但是惟独没有想到,在末日来临前,我们也要问明白我们所不知道的,发出一声自己的提问。

另附作家作文范本:《让国歌在心中响起》,有传说是贾平凹所写,但我不相信,不是他的文风,而且他怎么可能有这种自觉?

当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我们才知道人在那一刻是多么的无奈,生命是多么的脆弱。人的聪明使人适应大自然恶劣环境的能力日益弱化,大地震发生了,物质财富的作用在哪里?现代化设施的力量在哪里?交通断、电路断、水管断、通讯断,赴灾区的部队只能徒步,在废墟扒人只有双手。灾难在拷问着人最基本的生存能力。正是人在巨大灾难面前的渺小,人要生存下去,才需要爱心,才需要互相帮扶。
这场灾难在考验着我们国家,考验着我们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我们之所以还坚持着,是我们已经被遮蔽很久的良知在唤醒,怯懦、冷漠的人际关系在改变,人民万众一心,举国团结,是我们的政府迅速掌控局面,指挥有力,措施及时。5·12,我们永远记着这一天,它是我们的灾难日,也是我们的振作日。
西安虽然也是灾区,我们在其中受到了极大的惊恐和不少的损失,但比起汶川、绵阳、北川、都江堰等地,我们还是幸运的。我等身处福地,更加操心着重灾区的同胞,他们中的一部分死去,我们活着,就要有责任活着。让国歌在心中响起,虽不能亲自赴灾区救灾,就捐款捐物,在各自的岗位上更勤奋地工作,为我苦难的同胞获救,为重建他们的家园,贡献我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