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云举
“中国政体需要转型”，这一点学界已达共识。但能否向民主政体(西式民主)转型?无人敢断言。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学人仍有明确的倾向性，有人主张“走中式民主”(中国自创的民主)，也有人认为“只能走成熟的西式民主”。
虽然中国政体何去何从令学界难以判断，但往往越难搞清楚的越应该明白。用实验科学的术语说，即诸事必先定性，再定量。
所谓定性，就是对于“哪种政体能够更加有效且最有可能实现”的分析判断;定量，是在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对实现政体转型之具体环节的设计研究。
“先定性再定量”的意义在于：方向一旦明确，就能动员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功效上、到发生作用的机理研究上，然后设计出可控方案。打个比方，中药也许对某些病症管用，也获得了临床验证，这就定了性，但没有进行定量研究，人们就始终搞不懂到底是什么成分起的作用，怎样发生作用的。只知道中药能治病，却没有定量研究作保障，使用过程中就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负面，无法预防，这就是中药至今未走向世界的根本原因。
针对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大方向(定性)都没完成，往下的具体研究就无法进行。很多学者盲目设计了众多定量方案，但因缺少定性研究的强有力保障，也只有把心血搁置于书斋睡大觉了，始终是废纸一张。
基于如上分析，本人先给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方向定个性：中国政治体制不可能向民主政体转型。如果有可能那也就是万分之一。
理由如下：
一、没有基础
1、英国当年的政体转型有基础。
英国在王权专制时代就有议会，议会不受命于国王，且具有约束、抗衡王权的机能，后来的英国民主革命就是以议会为阵地展开的。国王在对外争战等方方面面都需要大量的财力保障，反国王势力的斗争就在国会展开，国王迫于经济需求必须向反对力量妥协，1628年不得不在议会提出的《权利请愿书》上签字批准。该请愿书保障了基本人权的制度化。1629年、1640年、1640年11月，“长期国会”利用国王需要议会支持其已陷入财政绝境的状况，迫使国王进一步同意限制其权力的要求。
当国王与议会关系破裂后，国会还有自己的军队，用以同国王的军队展开武装斗争，并在1645年击挎了国王的军队。
中国没有这样的议会。人大也不具有独立性，而是受制于党权。财政完全被控制在党权之内，党权不可能去向人大诉求财政支持。人大没有制约党权的任何机制，也就没法迫使党权妥协。人大更没有控制军队的权力，军队完全听命于党。
所以，中国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存在先天不足。
2、英国早在1915年就有了《大宪章》。
正是这个大宪章间接起到了限制王权的作用，为后来的民主革命打下了宪政的基础。
与之相较，中国的《宪法》同《大宪章》有很大的差距。大宪章以保障个人人权为起点，而中国的宪法强调更多的是民族、国家、党权主义，人们都得在党的领导之下，宪法起不到制约党权的作用。
所以，中国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又缺失了支持点。
3、英国的法律以习惯法为特征，对王权的扩张产生了极大阻力。
而中国的法律体系完全置于党权之下，司法要维护党的权威和利益。
中国没有限制党权的法律存在，使得中国走向民主政体无所保障。
4、当时英国社会存在两大敌对的壁垒：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
专制主义以王室与国教为主流，民主主义以清教徒及新兴中产阶级为主导。国王将王权凌驾于宗教之上，受到了清教徒的强烈反对。英国清教徒与王权的斗争也就是专制与民主的冲突。英国光荣革命正是清教徒与王权及天主教的双重反动直接酿成的。
中国不存在党权与宗教的冲突，宗教完全受制于党的领导，中国的宗教没有挑战党权的能力和可能。
所以，中国社会又失去了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又一个推动力量。
5、向民主政体转型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就是合理的协商精神。
民主革命前的英国虽然在王权的专制统治之下，但议会里的斗争始终存在协商，通过协商能避免暴力和流血一直是民主的最高境界。英国的民主政治也是沿着协商这条路走下去的。
而协商恰是中国政治最缺乏的品质。中国社会没有能代表各阶层利益的NGO，工会、妇联、各行业协会，都在党的领导下，不能独立于体制之外。政协内的民主党派并不具有代表性，且也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存在与执政党平等的地位。没有平等哪可能有协商?因之人们戏称政协为橡皮图章就不奇怪啦。
中国社会既没有协商平台也没有能代表各阶层利益的组织，更没有协商精神。如此这般的社会现实政治体制岂能向民主转型?
二、政治体制没有向民主转型的压力
1、中国13亿人口，有8—9亿农民，农村早已开始民主试验，直选村长，农民的利益诉求根本跑不出村子。征地是唯一对农民利益危害最大的事件。
农民的维权基本上就是围绕金钱利益，尚没有主张权利的要求。有学者说，中国农民向政府要的是“钱”而不是“权”。
2、除了农民，城里还有4亿多的普通市民，维权也多是围绕钱财。即便每年在全国发生上千件斗争惨烈的“要钱不要权”的“群体性事件”，也不足以撼动党的权力地位。“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是个事情”。
3、另外还有8、9千万的文化、经济精英人士，但这些人也基本上选择与政治精英集团合作，没有向党权挑战的利益推动。
4、在知识阶层倒是有相当数量的人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为了主义而看轻钱财，向党提出要求，让其交出部分权利，还给民众。
党最害怕这部分人，但他们对执政者产生的压力不大，舆论把控就能让这个阶层集体失声，从而也就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启蒙能力)。
三、经济体制转型的负面效应是极权而不是民主
1、中国单方面选择引进了西方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制度，从欧美19世纪前自由经济的情况来观察，自由经济倡导的是自由竟争，追求的是资本的利益最大化。资本的属性就是逐利而行，所以中国经过30年的市场发展，资本的实力规模都很强大。
可是即便最强大的国有垄断企业也都完全不承担社会责任的担子，变得更加贪婪。资本为了利益对打工者的福利基本完全蔑视，对工人的生活状况非常冷漠，打工者内心充满焦虑和绝望情绪，极易失控，所以强烈渴望政府为其作主、帮其维护权益，希望政府的权力更加有力和集中。
欧美19世纪自由竟争的负面效应孕育了帝国主义、纳粹、极权思想产生的条件和土壤。在世界工厂中国也不例外，自由经济下资本的贪婪生产出大量的无产阶级，这些人往往是近几年群体事件的主要参与者，目前这股力量在中国应该是最大的不确定群体。可惜，自由经济下产生的无产阶级往往受情绪化的极权力量支持，他们反对的通常都是民主。这股力量越不满现状，对政府就越有力，政府越容易通过对资本适当制裁而得到无产阶级的拥护。
没有这群人数最多的无产阶级的支持，政体民主化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2、三十年来经济体制的转型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这些财富基本都控制在政府和少数人手中，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拥有财产的阶层大多是体制内人士或投靠权力者，真正靠个人奋斗获得财富的人很少。
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权贵阶层。权贵阶层肯定不想民主化，因为民主化维护的是公平与平等，穷人也会享有与其相等的政治权利，他们将不能再进行权力交易，而其手中的权利还要吐出来一部分分给弱势者，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所以权贵阶层将是反对中国政体民主化转型的主要力量。
四、长期的专制传统使国人已经失去了自主意识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已形成深厚的专制文化传统，作“顺民”、“服从圣意”成为国人下意识的行为习惯，脑袋里只有“天赋君权”，没有“天赋人权”的概念。他们在权利者面前根本想不到个人还应该有权利，有何权利。可以说其脑中基本没有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公平等理念。
这样的民众基础又怎能推动政治体制向民主政体转型呢?
综上所析，在权力集中的中国，掌握权力者几乎获得了全部社会利益。而巩固权利的体系又非常牢靠，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枪有枪。由他们主导的政治体制转型，只能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绝不会走向反面。
再加上中国社会缺少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基础，社会也没有迫使权利方向民主转型的力量，30年的经济自由化反而孕育出了支撑极权的力量，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文化又束缚着国人的头脑，因此中国的政体不可能转向民主。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民主转型都并非一帆风顺，甚至要经历流血的斗争。英国民主革命之所以被称为“光荣革命”，是因为流血少。
当权者不可能自己主动放弃利益，除非有巨大的力量强迫。而中国缺少的恰恰就是能够让权力低头的力量和基础。
本人开头曾说中国向民主转型也有万一，那是指台湾、前苏联、东欧等地实行的民主化模式。但大家说说，这可能吗?
如此说来，难道中国的民主之路真就没有希望了吗?也不是，除非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具备了向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和充足条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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