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通胀问题究竟靠什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近日政府“国16条”出台，人民日报和发改委相继连续5天连发5文出招稳定物价，而且国务院六个督察组也将奔赴18个省、区、市对各地物价上涨和各级政府管理工作状况进行深入调研和认真检查。如此急不可待地治理通胀和解决产品短缺的工作态度，一方面展示了我国政府今天对民生问题高度的敏感性和重视的态度，同时也进一步反映出中国通胀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并不是可以拿以前的管理方法就能够立刻起到效果，有时反而出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梳理中国今天物价不断上涨的成因，对政府今后采取“有的放矢”的应对政策越来越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首先，中国今天物价连续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真实需求与节能减排的行政措施(比如拉闸限电、原油断供等限制供给增加的政策)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比如，目前“柴油荒”现象中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一部分企业用柴油发电所引起的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需求冲击”所致。消耗柴油的结果不仅没有做到政府原先所期待的“节能减排”的作用，反而让温室气体的排放变得更为严重。另外，中石化和中石油对地炼公司进行原油的配给控制做法，可能导致了市场违规操作的行为并由此带来了市场油价不断攀升的局面。这种结果不仅不能做到通过成本上升或供给控制来倒逼生产企业为减少原油和成品油的需求而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和节能技术改造的效果，反而由此引起的成本上升型的通胀负担转嫁给了消费最终产品的社会大众身上。而另一方面，这种成本的负担加剧也更进一步削弱了企业节能技术改造的动力。所以，当中国社会消费能力不足，以至于根本无法去冲销企业制造绿色产品所急剧增加的额外成本时，中国企业的粗放型投资格局就很难改变，何况世界经济都处于低迷萧条的时候，想要依靠旺盛的消费活力来帮助企业转型就显得非常困难。而控制生产供资源的供给“倒逼”企业转型的行政思路，若不及时调整，今后可能会因为中国目前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刚性需求”而使得通胀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其次，政府主导的救市组合拳，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实际上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配套实施等，在稳定经济不出现“硬着陆”问题方面，发挥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后遗症：一方面，造成了部分地区投资过热，生产资源过度消费所带来的通胀压力上升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危机前曾经活跃在实体经济部门一线的“产业资本”今天因为失去了自己擅长的舞台(现在“铁公基”建设和中西部发展主要在靠国企和央企的力量，而民企对欧美市场的出口规模却因金融危机而大量萎缩)而正在不断蜕化为今后催生通胀或资产泡沫的“金融资本”的问题。而且，它们和政府大规模的注资与由此产生的金融体系强大的“信用创造”能量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流动性泛滥问题。只不过由于实体经济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好转趋势，再加上房地产市场日益强化的整顿措施，所以，我们并没有看到今天市场大量的流动性在股市或在楼市集中，从而形成一种以前常见的非理性繁荣的局面。但是，如果按照“物以稀为贵”的思路去探寻市场流动性的去向，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今天数量有限的农产品、成品油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十分明显)正在被无以数计的金融资本所绑架的迹象；这是一种劣币驱除良币的表现！具体而言，就是泛滥成灾的货币和与此相关联的金融资产(今天成为了“劣币”)不被看好，反而数量有限的、值钱的实物资产(今天被大家公认为“良币”)被大家追捧和保存，正是这种扭曲的“财富保值”行为，也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推高了整体物价水平。
第三，“通胀预期”今天在市场价格日益上涨的趋势中在不断强化，而政府管制的价格体系和银行“负利率”结构的长期化趋势(因为现在我们单边加息会加剧国外热钱的进场，而通缩严重的欧美经济步入加息通道还需要一段时间)又给我们国内套利和投机行为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出现了以前不需要大量成品油和农产品的投资客户，今天也把自己的企业存款或个人存款搬离出银行体系，进入到这类快进快出就能赚到钱的市场中，甚至有些地区不少投机客还能利用当地银行的贷款能力和自己能够低价(官方价)进货的特权，进行大规模的农产品和成品油的囤积与倒卖，这也加速了这类产品在国内市场(黑市)中的暴涨局面。而且，今天我们不得不看到，主要发达国家为应对本国的通缩局面而开始推行的一种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向海外释放出了大量的热钱，它和我们国内日益增加的“游资”混在一起，造成了我国对外日益严重的本币升值和对内导致购买力不断下降的通胀压力恶化的局面。
第四，在产品的供应链上，往往出现上游资源类行业是少数国企和央企的垄断市场，虽然看上去它们并没有像现在国际金融资本绑架原油市场而导致的高价格那样去刻意“拉高”国内价格，但是，国内这种缺乏“价格向下弹性”的垄断性资源供给格局，却推高了中、下游产业的长期进货成本，导致它们失去了自己“动态平抑”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能力。于是，当国际资源类价格飙升而国家又对成品油价格和最终消费品价格实施管理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批零倒挂”的价格现象。当然，在这种格局下，市场很容易出现“供给短缺”的现象，因为没有哪个商家会自己掏钱来补贴客户。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在黑市中供给却相当充足，而且这种黑市价格会随着国际价格一起一路飙升。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时，老百姓最终的消费品价格也就自然被大大提高了。
第五，具备资源类产品进出口的特权企业，利用国内成品油生产的过剩产能和自己可以低价(官方管制价)进货的优越性，去获取被国际金融资本推高的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与受到政府管制的国内价格之间的“价差”所带来的无风险收益。这里，即使单从成品油价格本身来看，国际价格和国内垄断价格之间的差距扣除汇率因素以后并不十分明显，但是，考虑到国内燃油税等各种税费明显偏高的因素，内外价差“套利”行为还是十分明显。这样一来，就会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资源产品短缺的现象。
第六，价格管制所导致的“批零倒挂”现象不仅无法从源头上抑制通胀上涨的局面，反而会促使更多中下游企业主动“退出”受政府管制的市场，这样就会导致相关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供给能力受到严重萎缩，进一步加剧了由“供给不足”问题所带来的通胀压力。而另一方面，这类中下游企业又会将自己产业资本进入到政府价格管制不严的市场，进行监管套利，从而导致那里的需求急剧增加，由此加大由“需求过度”所形成的通胀压力。无论哪一种成因都会在政府的价格管制中推高社会的物价水平。即使到头来政府想对所有产品和商品的价格实施更为严格的管理，但是还是因为不断上升的监管成本会导致腐败现象的加剧和黑市的猖獗。这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已经出现过不知其数的教训。
面对上述来自于“需求”(前三个因素)和“供给”(后三个因素)两方面对物价上升的共同推动作用，我们应该拿出怎样的应对措施？至少从目前来看，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和中国民众的期待方向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认识差距”，如果不引起决策部门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那么，政府所采取的抑制通胀的办法就会事倍功半。比如，老百姓的通胀预期强化后，就会大量囤积看涨的消费品，这种“过度需求”也会催生通胀或商品短缺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具体而言，政企之间、国民之间对抑制物价所应采取的有效措施，今天没有达成“共识“的理由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是“打破垄断”和“民生安全”之间的关系权衡问题。比如，无论是打破垄断还是放开贸易限制，都是有利于中国要素市场的“均衡价格”机制的形成，避免出现价差套利的投机行为和依靠特权和垄断地位进行寻租的腐败行为。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市场机制在形成均衡价格的时候，并不能保证可以排除金融资本绑架大宗商品和农产品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和由此带来的过分高企的均衡价格。尤其是和民生相关的资源型价格如果一旦急剧上扬就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国家常常对资源类行业实行市场准入管制来防止市场出现恶性竞争或逐利性的控制供给和价格的垄断行为。但是，大众却认为自己今天没有享受到这种本来应该出于公益性要求的资源供给方式所带来的好处(国外很多发达国家直到今天还是存在很多类似的“补贴”现象！)，反而让他们感到上游资源类企业正是利用自己的特权和垄断地位在利用这次国家价格飙升的外部环境来谋求自己的商业利润。
二是“放松管制”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权衡问题。比如，政府减税和放松管制等都是增进市场活力的重要手段。如果行政措施的结果都是在增加企业成本，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因为企业具备成本的转嫁能力而最终推高了消费品价格。当然，市场需求没有充分饱和的情况下，即使粗放型投资的企业也有生存扩张的余地。你拉闸限电，它也会抢购柴油靠自己发电来谋求眼前存在的商机。除非市场自己发展到了一个“破坏性创新”的阶段，才会出现自愿型的结构调整的冲动。这一阶段的形成除了供给面的技术创新有了新的突破以外，还要仰仗需求面对供给面成果的接受能力。但是，目前政府可能更多地是从供给面的角度考虑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样就会忽视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大众购买力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就会无视中国今天财富积累的旺盛需求(大多数中国人目前都不会像欧美社会那样铺张浪费而是节俭持家)和投资活动创造财富的动力。于是，如何克服成本上升财富下降的高昂代价下企业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动力不足问题是今后国家在制定具有前瞻性发展的产业政策时所不能忽视的因素。
三是政府“加息让利”和国际资本“搭便车”问题之间的利弊权衡问题。比如，在通胀高企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应该通过及时的加息手段来减少国民财富(尤其是大多数贫困群体的财富)的损失。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应该通过“政府让利”的方式(比如减税)来缓解企业高成本负担所带来竞争力下滑的问题。但是，政府决策部门担心今天在内外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加息实际上承担了美欧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给世界经济所造成的市场风险乃至第二次探底的经济风险。因为热钱过多的流入会催生本币升值、通胀加剧和资产泡沫，从而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金融泡沫化的“日本病”特征，于是，外部一旦发生一个逆转的局势，比如，美国加息，比如地缘争端爆发，就很有可能突然之间这些热钱大举离去，今天人民币国际化和经常账户下本币与外币自由兑换的深度，和加入WTO之前的状况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打开了热钱自由进出中国大陆的通道。所以，加息不仅不会减少负利率现象，反而因为流动性进一步泛滥而导致物价更加大力度的上扬。另一方面，让利给出口为主的国内企业，国家又担心会惹来贸易摩擦的麻烦，甚至在与外商价格谈判的时候，也让别人利用自己的定价能力来搭中国政府“补贴”的便车。
为此，我想提几点抑制通胀的政策建议，虽然想法中已经考虑了上述多重因素，但是，还是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科学论证，有的措施还需要其他更完善的配套措施一起实施才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走到今天这一步，仅靠紧缩的货币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决策部门找到一个组合拳的平衡点和政策导入的最佳时机与合理的实施力度。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1. 差异性地推行结构转型的产业政策，替代现在对所有企业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措施，采取企业自愿和政府扶持相结合的方式，去控制节能减排的目标。从不增加企业额外负担的前提条件出发，可以先让国有大型企业和央企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和碳排放权合理交易模式的探索。民营企业在政府有效的扶持下和过期的成功经验指导下来逐步完成碳排放的任务。
2. 努力确保供给渠道，并及时动用战略储备增加对市场的供给，并打击金融资本绑架资源类商品的投机行为。通过有效的价格控制来缓解人们对通胀的预期强化问题。对于最近由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所引起的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的暴涨，则应该呼吁国际监管部门和相关国家监管部门投入及时的调查，并对发现的投机行为实施严厉的制裁。
3. 要通过大力的政策扶持和税收制度的引导，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到企业创新的融资平台中。对其中不顾风险，肩负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要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支持。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与范围的经济性来降低新产品成本和“替代掉”处于垄断地位或投机状态的高价格的商品。
4. 上游资源类垄断企业要对价格形成机制赋以向公众说明的义务，要接受代表群众利益的“第三方”客观的监督。原则上要反映出市场价格波动的趋势，但波动造成的影响可以通过事前的价格“平滑”管理原则(双向而不能单边调整)或事后有针对性的损失“补贴”措施(尤其是国家扶持的产业和对民生举足轻重的产业)来加以缓解。
5. 对资源类产品的进出口要设定一个“价差”开关。当内外价差低于某个临界值，就要限制其出口而保证国内的供给，以免因为放任资源类产品的无限制的逐利行为而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民生问题。当然，我们在制定临界值的时候还是要强调汇率、税收调整后的相对价格水平。
6. 对民生相关的资源类行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一方面都应该在整个产业链的环节上强化自由竞争的格局，另一方面也应该请所有从事这一行业的企业加入一种“安全保险”，防治逐利型的主动退出行为。一旦供给冲击导致企业资不抵债的时候，经第三方专业机构确认后，可以动用这笔保险金来度过难关，以保证市场稳定的供给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