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改革》2010年第12期
弱的一方基本上集中在独联体，就是前苏联国家。发展最坏的（不等于是最穷的）是乌克兰。它在过去是中央计划经济最坚固的部分，是苏联的工业基地，也是传统上“欧洲的粮仓”。它是当时执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的一个“急先锋”，政治上又高度不稳定。结果，乌克兰是所有转轨国家里增长最慢的，从1991年经济转轨开始，到2008年，GDP下降到 1989年的70%，它的缓慢恢复远远抵不过其90年代的大萧条。
财新-《中国改革》：俄罗斯几任领导人，叶利钦、普京和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施政纲领有什么不同，对转轨的影响如何？
许成钢：叶利钦做的基本上是破坏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之所为不到一半。可称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他有一个很强的观念，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其任内，俄罗斯建立了选举制度，有了政党竞争和媒体自由，这些很多是纸面上的进步。因为他同时扶持了寡头垄断，这不仅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而且是从基础上反民主的。俄罗斯出现的最大的问题恰恰是在他执政期间快速生长起来的反民主、反市场的寡头力量在起坏作用，导致俄罗斯一系列的政治经济问题。
普京上台后大力集权，碰到了叶利钦扶持的寡头力量的竞争，他千方百计打压他们，石油和银行业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政治和经济稳定了一些。1998年以后，经济开始从大萧条中逐渐恢复。1998年后油价狂涨以及趁1998年债务危机之机俄罗斯“赖”掉了大量债务，这些都帮助其经济得以恢复。到2008年，俄罗斯的GDP才第一次勉强超过其1989年的水平。现任总统基本上是在延续普京的政策。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路径依赖。俄罗斯走的路是叶利钦时代奠定的，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寡头垄断。政治上，它名义上是选举制，是多党制，然而，当政者用了很多在民主国家不合法的手段来打击其对手。
财新-《中国改革》：你对转轨的未来作何展望？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克服这种寡头垄断？
许成钢：有许多中东欧国家已经做得很好。他们会时不时遇到问题，甚至危机，但是，这是任何一个民主社会、市场经济体都会遇到的。在成功转轨的国家，因为国家的政治是透明的，问题出现了会马上暴露，然后公民辩论。不满意的人可以公开表达，局势是比较和平、比较稳定的。当然，这些国家受金融危机冲击很大。但是，这种冲击跟转轨没有紧密的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比较小，在转轨过程中有大量外资进来，尤其是金融外资。它们受到的冲击是这些外资金融企业带来的。
中国亟需忧患意识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和前苏联的改革走了很不相同的道路，结局也大不相同。你怎么看这其中的异同？
许成钢：为了深入理解中国与苏联在体制和改革方面的差别，让我们看一下中国改革前夕发生了什么。首先，在改革前夕，中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治力量、经济结构的特点和苏东集团已经有了明显不同。最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这个世界史上奇异的事件，在中国造成了一个奇特的后果：在行政体制上，中央计划的官僚体制被极大地削弱；在意识形态上，多数人民群众，普通共产党党员，甚至高级干部在“文革”后期，尤其是1975年到1976年间，都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经济体制上，在改革前夕，中国经济已经大幅度向地方分权了。所有这些都是在苏东集团国家根本不存在的现象。分权实际上是由历史上的两次重大运动造成的。第一次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中央直属企业的70%以上下放给地方，以后再没有完整地收回来；第二次是“文革”，进一步把中央各部搞垮了。中国经济在没有中央计划的情况下，靠层层地方政府协调运行。历史上形成的向地方的大规模分权，无意中为1978年以后的经济改革创造了重要的体制上的条件。
这两个前提，一个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第二是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的，是中国改革的前提；也是中国改革区别于苏东集团的重要特点。打倒“四人帮”不仅巩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条件；并且为改革提供了组织条件。相比之下，苏东集团国家的改革面对着与中国非常不同的条件。
具体说，有这么几点重大的不同：第一，在苏东集团国家，中央政治统治、中央计划经济的力量非常坚强，任何改革都要触动中央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这就很艰难。因此，没有政治改革无法推动经济改革；第二，除波兰、匈牙利以外，苏东集团经济是高度集中、高度专业化的，使得改革的起始条件要比中国困难得多。
当人们讨论“应该政治改革在先、还是经济改革在先”这个问题时，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条件：在中国，虽然没有启动政治改革，但是，“文革”是一个反面的“政治改革”，它炮制了一个恶劣的反例，迫使人们要把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这样，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中国在1975年到1978年里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财新-《中国改革》：改革顺序一直是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看来，你认为中国因为“文革”震撼，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之大事实上为此后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许成钢：实际上，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已经经历了显著的变化。首先，由于“文革”，在经济改革的前夕，政治制度框架已经非常虚弱了。今天看到的这些框架基本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完善甚至重新建立的。现在的中央决策过程同“文革”中或“文革”前相比，也有了很大变化。那时，毛泽东个人基本上决定了中央的所有重大决策。个别重大决策虽然不一定是他亲自拍板的，但所有人都必须看他的眼色行事。现在，中央重大问题的决策已经不是这样。
财新-《中国改革》：有什么重大不同呢？
许成钢：重要的是体制发生了变化，从以个人决断为基础的体制变成了 “集体领导”为基础的体制。苏联也经历了从斯大林时期转变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体制变化。从表面上看，现在中国的体制同勃列日涅夫体制很相似。但是，今日的中国与那时的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例如，关于市场经济和所有制方面，有重大不同。没有政治改革，在苏联推动市场改革是基本不可能的。在改革前的中国，倡导市场经济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改革以来，经济体制方面的变化最为显著。在改革前，市场要么是“灰色”的，要么是“地下”的，在国民经济里比重很低。而现在市场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在80年代初，虽然改革已经在轰轰烈烈地推进，国家计委和经委是实质性操作机构。现在，有些中央部门虽然有很强的集权意愿，但是并没有相应的权力。经济主体并不在它们手里，即便是央企也并不一定必须听它们的。
财新-《中国改革》：站在中国的角度，前苏东集团国家转轨的经验和教训有什么值得汲取的地方？
许成钢：对经济改革相对成功的中国来说，前苏东集团国家转轨带来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民主自由对社会稳定的决定性价值。没有民主自由，经济发展自身不能保障社会稳定。在转轨前夕，所有苏东集团国家（除了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的人均GDP绝对水平都大大超过当今中国。从国际相对水平看，更是远远高于当今中国：当时苏东集团国家人均GDP达到或超过当时美国人均GDP的三分之一，而今天的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十二分之一（按汇率平价计算），最多七分之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水平。
但是，苏东集团的极权统治在政治上从上到下打击异己，压制言论，践踏人权。这从根本上破坏了整个经济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这是苏东集团经济靠粗放投入和重工业一度达到较高程度后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更重要的是，这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因素。管控政策总有难于维持的一天，届时，历史上积累的矛盾将使得任何改革家都难以应对。
中国“十二五”规划讨论了全方位的体制改革，温家宝总理更多次公开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此时应该特别重温苏东集团国家几十年否定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普世价值，导致社会越来越不稳定的历史教训。有人也许会借用俄罗斯、乌克兰的例子来反对普世价值，那完全是找错了论据。国家多难，民生多艰，恰恰是由于那些国家反对普世价值的历史更长、建立民主制度更艰难。在前苏东集团国家里，在最近20年里，所有真正按照普世价值推动政治改革，人民赢得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都政治更稳定、社会更和谐、经济更发展。例如，波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等。反之，则政治动荡、社会冲突、经济停滞。
在金融危机以后，无论在国际事务中还是在国内改革的问题上，有些国人似乎颇为自负。这对中国十分危险。忧患意识从来是推动中国改革的基本动力的一部分。应该清醒观察现状，中国现在面对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不仅相当严重，而且在逐年迅速恶化。例如，据官方统计，全国恶性群体事件的数字逐年增长，且暴烈程度逐年迅速恶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几位学者数月前发布的一份全国范围的调查报告发现，全国“维稳”的开支已经与国防费用不相上下。在“维稳”方面花这么多钱，成效却极不理想。原因是，在许多地方，“维稳”的手段是收买与压制，而收买与压制不是解决问题，只是在掩盖、拖延，甚至恶化问题。
因此，中国最令人担心的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如果过多地以各种手段压制社会内在的矛盾和问题，如果司法体制不能实质地独立于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意志，社会内在的矛盾和问题就得不到正确处理，腐败就会蔓延，民众的基本权益就得不到基本保障，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威胁。惟一的选择是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让民众通过选举对各级政府的权力有实质性的制约，保证各级政府的统治是以民众的意愿为基础，为民众的利益服务；保证各级政府必须直面、解决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而不是为应对上级的考核来虚与委蛇。同民主化共生的基本条件是言论自由和保障人权。
一个社会只有持续地、通过透明的渠道把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及时地、充分地暴露出来，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媒体的自由是民众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基本部分，也是民众维护自己权力的必要部分，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