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围观”会成为热词,然而所谓“围观改变中国”的说法,我以为实在过于夸张。

围观(),只要不涉及“有司”,还是颇能“改变”的,“犀利哥”一被围观,就脱离苦海——尽管目前还是怕围观;富士康一被围观,就立马整改,“珍爱生命”的誓师大会开过多次;张悟本、唐骏和李一的命运也如此,一被围观,风光不再。但一旦涉及有司,胜负就不好说,最典型的还是那位负气“借用”记者录音笔的大员,事后虽然被媒体围观,但就像群犬围大象,远远地叫几声而已,或者干脆“只看不议”,而且很快撤围,论腔调,还真“不动如山”。

稍次的,则“被围”后,大不了易地为官。因“三鹿”事件被中纪委处以记大过处分的重要责任人、质检总局食监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已出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其行政级别也从副厅升为正厅。不但鲍俊凯异地复职,因对贵州瓮安“6·28”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而被撤职的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也已悄然“复出”,调任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任副局长;前不久与克勤兄在杭州见面,因他的报道而“举国围观”的山西疫苗事件又有哪个大员被追责的?我们大抵只能相视苦笑:能咬一口算一口吧!

当然,围观有司并不都是没结果的。比如“宜黄血拆”,围脖一怒,厕所“血战”,“宜黄”的上级有司“抚州”便发力了,邱建国就挂了,钟家处境也大为“改变”;胶州路火情亦如是,围脖一怒,“主任”拿下,政府的赔偿还算主动的(当然,最关键的主,还是不动如山)。

问题是,种种社会纠结还在不断产生,产生纠结的土壤依然故我,围观真能改变什么呢?人一走,茶就凉,公众都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整天专业地围着不放,对张悟本的围观算是不依不饶的,因为他没有公权力的背景,但是一个张悟本倒下,新的“神医”又崛起,围观能铲除“大仙”辈出的土壤吗。

舆论监督(围观)既非公权力,更没有强制力,不能罢免谁、逮捕谁;如果侥幸发生作用,那真要“感谢政府感谢党”,因为只有良知还在、廉耻还在的政府还在乎舆论。换句话说,围观倘能改变什么,一定得有个前提,那就是那一级有司必须还有责任心、公德心,最低限度还有廉耻心、还要一点脸皮。老话“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就是这个理。

全民的围观,最大规模莫过于“文革”,那是一种聚歼,谁挨谁死,我们弄堂有个地主婆叫“田晶如”的,那年三十七、八岁,白天人人可以骂她,晚上人人可以看她——她家浴室的玻璃涂白漆,有个变态把漆悄悄刮掉了一角,一群下流孩子就天天晚上围观她用水———大人知道了非但猥亵地笑,还有加入围观的,这么一来恶童们就更德瑟了,索性白天看到她也频频比划:地主婆!剥削鬼,吃得介好,屁股养得介大介白呶!

他们把手势比划到一只浴盆的直径,原先还懵懂的“地主婆”一下就明白了,怪道最近用水的时候老觉得窗外有点异样,原来在全弄堂的眼球下,她竟一直是全裸的!回家和儿女交代了一下,凌晨就上吊了。

那年头围观的杀伤力就是这样地大。相形之下,当下被围观者的幸福指数可要高多了。不要说什么围观致死,围观后反而官运亨通的比比皆是——还有几个有司要脸的呢。

笔者因此常想,一个社会的进步,没有围观固然不行,但仅靠围观,而且夸大围观的力量,事实上恰恰掩饰着体制的追责机制和纠错机制的瘫痪。

围观围观,多少官员假汝之势而官。

围观围观,多少看客假汝之名而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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