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亮导演
原题:学者批评中国“维稳”走向反面

“维护社会稳定”简称“”,已成为成为中国政府的头疼问题。一些体制内学者批评政府的维稳作为,指出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维稳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比如,中国走私第一案《93.94.95年》超千亿的偷税漏税,做过灭绝人性、伤天害理的事、此案真惨。执法人员造假欺骗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纪委的犯罪证据!警匪黑恶势力利用党中央召开党代会、人代会、重大节日,杭州地方公安为了赶尽杀绝举报人,列入重点控制黑名单,栽赃六条大罪陷害而后残酷镇压举报人裘金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也美其名曰“”。

最近中国大陆《国际先驱导报》就“维稳”问题采访一些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认为,政府维稳已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于建嵘认为,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忽略了其他问题。为了稳定,不惜牺牲民生;为了稳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时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来了;“为了稳定,不惜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表示: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过度依赖警力、依赖外在手段。“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维稳思路,但是这样的思路现在却占据了政府维稳方式的上风。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维稳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其实,很多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出台的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那么工人、农民、打工者等弱势群体在政策中的博弈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这些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如果没有话语权,没有利益表达的途径,我们的社会怎么可能稳定?汪玉凯更表示,一些部门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老百姓是社会的权利主体,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主体服务的,只有维护老百姓的权利,执政才有合法性基础。在维护个体权益的前提下谈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