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时，我上初中，那时的政治课就是“宪法课”。而“宪法课”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做“公民”。合格公民是能“自觉地尽到义务，享受权利”。这句话隔五十余年，我仍旧没有忘。这种意识与蒙学中教给孩子的东西大相径庭。

作者：王学泰

王学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退休研究员

最近，山东省教育厅下发通知，严禁该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向学生“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担心“带有糟粕性的内容”会“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念，腐蚀了中小学生的心灵”。随之，湖北部分学校专门删节了《三字经》等经典文本，重编后再让学生学习。于是，删还是不删，便成了问题。

这个问题源于2007年启动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于是，中小学生诵读蒙学小书蔚然成风。我对这场“读经”热，当时就有不同意见，曾指出儒家经典是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儒家学说虽然有它超越的一面，但就总体来说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是皇权专制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传统经典特别是用来教育当时少年儿童的蒙学书籍，更充斥着这种意识形态，让刚刚接触文化、有待于启蒙的儿童诵读这些，害多益少。

为什么说“害多”？因为这些典籍有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强调“君父”对他统治下的子民、臣民的绝对权力。如果说，原始儒学中孔孟还主张处于上位与下位的不同人群的相对关系，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父慈子孝”等，不赞成单方面的权利或义务。可到了宋代和宋代以后，皇权专制日益加强，产生于宋代的程朱理学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下，限制甚至要消除出于人性的正当欲求。这样，孔孟所倡导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相对性主张，也被消减了。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把程朱理学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君权越来越强，涵盖了一切。在这种情势下，强调统治者绝对权力的，所谓“君要臣死，臣若不死为不忠；父要子亡，子若不亡为不孝”就出现了。这在通俗文化和蒙学中表现得特别强烈，上面所引就是出在明中叶成书的《大唐秦王词话》。

《弟子规》是清初李毓秀写的，这本小书就是讲怎么做弟子（儿子、兄弟，总之是在宗法网络中处在下位的人）的。在父子关系上，作者不讲是非，片面强调服从。比如书中讲到“孝”时有云“亲憎我，孝方贤。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这里虽然说的是“侍父之道”，古代君父一体，事君如同侍父。

《三字经》中虽然没有《弟子规》那么明显，但其中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也是这一套。少年儿童初接受教育时仿佛白纸，此时用什么原料做底色很重要，难道孩子一接触文化，我们就要给他们的心灵笼罩上皇权专制的阴影？让他们从小立志只知绝对服从、没有丝毫个人意志与权利的子民、臣民？

中国皇权专制的社会基础是宗法社会，因此不管统治如何严酷，总有温情脉脉的一面。匍匐在绝对专制下的奴隶，往往称臣民甚至子民。皇帝以大家长自居，把这种统治装饰得有点儿“人情味”。百年来，这些都是学界反复讲、讲烂了的问题，但直至今日，许多做教育工作的人对它还是缺少警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一再强调“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什么叫公民？记得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时，我上初中，那时的政治课就是“宪法课”。而“宪法课”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做“公民”。合格公民是能“自觉地尽到义务，享受权利”。这句话隔五十余年，我仍旧没有忘。这种意识与蒙学中教给孩子的东西大相径庭。

是不是应该对这些书籍加以删削再让孩子读呢？我看大可不必。学习传统文化为什么非得要“读经”或背诵这些呢？如果希望趁着儿童记忆力好时，让他们背诵点儿东西，以了解传统文化，对儿童无害有益的传统文化读物车载斗量，如唐诗宋词元曲、两汉唐宋文章，甚至《诗经》中也有不少短小通俗有趣的诗章。

甚至有些枯燥、孩子不懂、不能理解的东西，比如《易经》的“六十四卦歌”，小时候背了，长大了理解起来就很容易了。古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关键是孩子们愿意，如果不考虑个人意志，填鸭式硬灌也不好。读书应该是有乐趣的事。统一要求“诵读”，并不一定符合儿童教育规律。

文革“批林批孔”时，把蒙学如《三字经》、《弟子规》、《神童诗》、《名贤集》等拉来批判，为了“批倒批臭”，举国上下用尽了污言秽语。不想三十年河东转河西，现在又要求少年儿童“诵读”了，又在讨论删不删的问题，照我看还是让它们寿终正寝吧，它们的历史作用早就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