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社会生存的基础遭到破坏,建立在此社会基础之上的政权也自然就会失去根基。继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之后,第十二个规划再次强调要对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并且要有突破。这可以解读成为领导层对中国目前经济社会状况的担忧,并且开始行动。但也很显然,如果不能有效破除GDP主义的迷思,那么最终的结果不仅不能使得经济结构有所好转,而且会继续恶化目前的经济结构,从而对社会和政权产生致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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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合早报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单纯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弊端,并且多年来努力追求改变这个发展思路,但现实的情形是:各级政府已经深陷GDP泥潭而不能自拔。2007年,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开始质疑GDP主义。正在讨论过程中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也在努力淡化GDP主义。虽然还继续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不过,这里所指的更多的是可持续的发展。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想法则不是这样,他们仍然视GDP为重中之重,即所谓“光有GDP不行,但没有GDP万万不行”的说法。不管中国在纠正GDP主义方面有多么的困难,有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如果GDP主义继续,就会出现全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

在中国民众已经难以承受GDP主义所造成的负面效果的同时,无论从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来看,GDP主义不仅没有消退的趋势,而且在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动力。在内部,对各级政府来说,仍然有太多的理由去追求GDP增长。堂而皇之的就是就业问题。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人们都相信,GDP增长率和就业率之间的正面关联。给人造就的一种认知是:如果GDP增长不达到某一个点,就会造成失业率剧增,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第二个相关但不言自明的理由是,GDP和执政党的合法性之间存在着正面的关联。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大家都认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建立在以GDP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上。如果说西方民主政府的合法性来自选票,那么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就是来自基于经济发展之上的、为社会提供的经济利益。一些人把这一认知推向了极端,认为如果经济发展,尤其是GDP增长出现问题,那么就会危及政权的生存。

赶超或免被赶超的外部压力

在很多人的意识中,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也促使着政府继续聚焦于GDP的增长。首先是赶超美国的压力。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在是GDP总量第二,仅在美国后面。现在人们开始喜欢讨论再过多少年能够赶超美国这一问题了。赶超发达国家一直是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人的心态,并且这种心态具有了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迷思,很难把它去除。此外,中国也面临被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赶超的压力。作为中国的邻居,印度的发展越来越为中国所重视。如果中国被印度赶超,领导层也必然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在国际社会,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速度也普遍被视为是衡量制度好坏的度量衡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社会成员还是党政干部,都不可避免地被赶超或者避免被赶超心态所驱使,很难正确和理性地去对待GDP 的增长。

其实,这些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的认识,并没有和人们观察到的经验证据相一致。从内部来说,GDP的高速增长既没有为社会的大多数人带来更大的利益和幸福,也没有增加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说,实际的效果刚好相反。这些年来,中国GDP增长不可谓不快。即使受西方金融危机影响的年度,中国也取得了高速的增长,每年都有大量的富人产生。不过,除了中国的富人和政府让外在世界感到“嫉妒”之外,中国普通老百姓感觉到的是他们的生活越来越难过了。GDP的增长已经和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很显然,社会不满情绪的增长和GDP的增长是成正比的。 GDP增长越快,老百姓和社会的不满就越强。这很难说是在增加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如果说是GDP能够强化合法性基础,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政府只有通过 “维稳机制”,来维持社会的稳定这样一个事实。今天中国的维稳费用,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国防费用,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指标。

从外部来说,和其他国家竞争GDP增长也是误入歧途。前些年,美国依靠所谓的金融创新(实际上金融投机)取得了高速的GDP增长,但为世界带来的是一场迄今还没有恢复过来的灾难。和印度之间的GDP竞争也毫无意义。各个大国,无论是西方老牌国家还是新兴国家,为了GDP而展开的竞争,最终都会物极必反。实际上,自冷战结束以来,各大国为了单纯的经济发展,不顾一切地推动全球化,已经造成了目前人们所看到的后果,即世界经济的大失衡。经济发展很快,但发展的好处则流向了极少数社会群体,即那些控制全球化过程的经济群体,而各个经济体之内,各社会阶层的收入差异则越来越大,社会的不满已经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如反全球化)体现出来。

负面指标驱动的增长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GDP不是不重要。有发展就有GDP。关键是要看什么样的GDP。在经济领域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的提高而获得的GDP就是好的GDP;通过破坏环境、掠夺人民、牺牲未来而取得的GDP就是坏的GDP。就中国来说,在取得了 GDP增长的世界奇迹的同时,也在创造另外一方面的“奇迹”,例如环境、社会收入差异、老百姓的健康水平、人均寿命、社会公平等等方面的指标越来越差。(实际上,这些方面才是中国应当和其他国家竞争的领域。)

在所有这些负面指标的背后是中国GDP增长的来源。简单说来,中国高GDP增长是通过破坏社会而得来的。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但各种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并不是很大。在全球化时代,贡献给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还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而管理方式上,中国除了表现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中“适者生存”的恶劣面之外,毫无进步。在剥削劳动者方面,只有技术高低之分,而没有性质之分。技术高超的企业(如富士康)采用的是先进的貌似人性化的“压力”机制,技术水平低下的企业,仍然停留在早期资本主义式的非人道管理水平。

和其他经济体相比较,除了这些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之外,中国还表现出其特殊的增长模式,即通过政府动员的经济增长。在市场化国家,尽管政府也扮演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在中国则相反。尽管市场也扮演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通过政府动员来发展经济,在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毛泽东时代,因为没有市场,政治和行政动员是主体。现在除了政治行政之外,又加上一个市场的力量,因此具有更强大的动员能力。更强大的动员能力表明更强大的发展动力。中国的经济改革尽管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但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大力动员,很难想象中国的“经济奇迹”。

当然,强大的国家能力,也是中国这些年能够有效抵御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经济(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例如1997-98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中国政府的“国家能力”把中国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

“国家能力”滥用的后果更甚

但也应当看到,一旦过度使用,“国家能力”很容易造就非常负面的效果,破坏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就过度使用(甚至滥用)“国家能力”。过度使用经济杆杠,尤其是国有企业,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大扩张,从而破坏了危机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相对平衡的格局。过度使用金融杠杆,尤其是过度发行货币,导致了流动性过剩,从而加速了通货膨胀。过度使用财政杠杆,则导致了很多毫无理性的所谓“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使得财政支持不能导向真正需要的领域,例如社会改革。

也很容易理解,政治和行政力量加上市场,也使得“国家能力”具有更大的破坏(社会)力。在西方市场国家,政府是市场有效的规制力量。在经济领域,政府要规制有效有序竞争,调解劳资关系;在社会领域,政府限制资本进入;在政治领域,政府禁止政治和资本的勾结等等。但在中国则不然。政府和资本一体,一方面无能规制资本的有序运作(因为是左手规制右手),另一方面大力协助资本冲破社会阻力,进入各个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

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发展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好处被少数社会群体所垄断。发展速度越快,财富的转移(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从穷人转移到富人)的速度也越快。作为这一过程主体的国有企业,更促成了财富从民间转移到政府部门。又因为国有企业并非真正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国有企业的代理人,这一过程也就是一个变相的内部“私有化”过程。数以千万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离开了私营部门、甚至离开了待遇丰厚的外资企业,争相在政府部门谋取一职,就是这种现状的写照。

结果就是,在高楼大厦、大桥公路、高铁机场等这些构成中国GDP载体的事物变得耀眼无比的时候,中国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甚至细胞,则不仅得不到生长,而且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社会生存的基础遭到破坏,建立在此社会基础之上的政权也自然就会失去根基。继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之后,第十二个规划再次强调要对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并且要有突破。这可以解读成为领导层对中国目前经济社会状况的担忧,并且开始行动。但也很显然,如果不能有效破除GDP主义的迷思,那么最终的结果不仅不能使得经济结构有所好转,而且会继续恶化目前的经济结构,从而对社会和政权产生致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