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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爸是我爸,李刚是李刚。”据说这是中国2010年最为悲摧的网络恶搞诗。李刚是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分局原副局长,其子李一帆在河北大学校园内醉驾肇事,致两名女生一死一伤之后,说出了“我爸是李刚”这句网络名言。这句话在转发过程中成为“官二代”作恶多端、无法无天的象征符号。无数人因此而作身世之慨,对自己的父辈恨铁不成“刚”。

然而,回首2010年的时候,我看到了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含义,那就是很多人开始把自己和“李刚”(事实上或者想象中的不正当权势)区分开来。从这些区分的努力中,我们可以看到,“我爸是我爸”不再是对命运的抱憾,而是为自身的独立和清白感到骄傲。

在我看来,中国的2010年以始于谷歌事件,终于诺贝尔和平奖。这年头年尾两件事情互相呼应,连成与某种强大势力进行切割的一条线索。谷歌公司退出中国市场最能让人接受的理由,至今仍然是商业上的失败。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一月的刺骨寒风中,很多网民赶到谷歌的北京办公楼前敬献鲜花,并高唱《草泥马之歌》。

百度的确从谷歌的退出中获利甚丰,但是它的股票增值幅度还是比不上新浪。新浪今年最耀眼的成绩是微博。在饭否被关、推特被墙之后,新浪微博的崛起是一个奇迹。它见证了新浪如何适应中国特色的网络环境,也见证了网民们对话语平台的如饥似渴。从普通网民到媒体从业者,从地产商人到娱乐明星,所有人似乎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话痨。在这个话语的实验场中,对话的规则让位于事实的呈现。

发生在九月间的江西宜黄自焚事件中,媒体从业者综合运用传统媒体与微博的优势,使舆论监督达到了一个新的境地。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网民关注一个叫“钟九如”的网络新ID。强行拆迁造成一死两伤的自焚悲剧之后,钟家姐妹在赴京途中,竟然遭到官方四十余人的围追堵截。她们在得到记者帮助进行抗争的过程,在微博上全程直播。此后受伤者也通过微博寻求救助,直到今天这份关爱都还在延续。

强制拆迁遍地施暴,悲剧连连。其行为之粗野和卑劣,往往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还是以地方政府的名义。不仅现行“拆迁条例”重重违背现有法律,而且执法权竟然可以移交给地痞流氓。因此“拆迁条例”的“变法”难产,让更多的人看透了政府。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新法,被舆论认为是当下最急迫的事情,可是在1月29公开征求意见之后就不见踪影,直到12月15日才突然钻了出来,第二次征求意见。这中间,野蛮拆迁事件一直在持续发生,悲剧从被拆迁者自焚发展到拆迁者被刺。

多少有点讽刺的是,如此艰难孕育的新的“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并没有惠顾到占中国土地绝大多数份额的农村“集体土地”。正是这些沉默的土地上,记载着中国最大的不公正。改革开放前,农民们把土地上的大部分收成上交国家来支援城市;改革开放后,他们离开土地把身体挪进沿海的工厂来支援城市。他们的子女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却被人叫做“新生代农民工”。到了2010年5月,他们发出了和父辈不同的声音。一方面,他们接二连三第从深圳富士康工厂的宿舍楼顶跳下,沉重地落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虽然血迹很快被打扫干净,可是肝脑涂地的声音烙印在无数人的心头。于是在另一方面,就在相距不远的佛山本田公司,爆发了罢工事件,并且工人代表与资方实现了较为成功的谈判。

产业的升级换代,是中国经济历年来的重要问题。在往年的讨论中,只有政府、专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的身影,而今年这些跳楼和罢工事件,让人们听见了产业工人的声音。他们不愿意仅仅被当作生产要素,而是呈现为要求公民权利的个体。随后,罢工事件在很多地方出现了不成功的复制。

这些声音往往被当作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事实上他们是向上生长的力量。真正令人不安的是长期被压制的情绪或者未能得到救治的疾病,转换成屠杀弱者的暴力。在福建南平、陕西郑南、江苏泰兴、山东潍坊都相继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屠童事件,突破了人伦道德的底线。

并没有清晰的证据表明,这些残忍的屠童者心怀对政府的不满。但是,在民间舆论中,政府官员纷纷成为“替罪羊”,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这种现象在2010年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叫做“王家岭后遗症”。三月份山西王家岭矿难发生之后,政府组织了有效的救援,115名被困矿工获救。但是遇难名单自始至终未能公布,而且疑点甚多,使得政府信用大打折扣。

民众自身的信用和信心,则在“11.15”上海静安大火之后得到了重建。火灾后的“头七”日,数以十万之众的上海市民手捧菊花,自发走向火灾发生现场,就这样开始走向公民社会。

历史又到了一个关口,再次追问中国往何处去。温家宝总理多次“政改”呼吁,唤起了千百年明君贤相的历史记忆。而薄熙来领导下的“”,从“打黑”到“唱红”,将“我爸”与“李刚”的区分,升级成了政治道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