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还得说是张广天。这个人也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勤奋。那时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在一起聊天胡闹,可每天他都有新的作品出来。一般大家聊天时他如果没在说话,就是在一旁摆弄他的吉它,寻找灵感。那段时间他很少睡觉,却总是精力旺盛。他的口才极好,擅长辩论。在辩论时他爱引经据典,可以看出他读过许多书。我在这世界上还没见过任何一个能在辩论时占他便宜的人,因为他总是比别人多看过一本书,多听过一首歌。现在他和众多讨厌他的人在网上和报纸上打笔仗,大概只用了他十分之一的脑子。

当时我和一班小兄弟都很崇拜他,这包括我、垫子,以及一个人大新闻系的毕业生朱凌翔(后来去了北京广播电台)。那时我们都没有女朋友,而广天在这方面绝对是我们大家崇拜的对象。他经常会带领我们随便地闯进人大和北大的女生宿舍,要求和对方“聊天”。那时的女大学生对这种行为的宽容程度令人发指,我们屡屡得手,和一个又一个女生宿舍结为“友好邻邦”。广天的口才是这种时候必不可少的武器,但他的吉它却往往是最终取胜的法宝。

我必须说说广天的音乐。他那时虽然也写一些朦胧诗,但是却同时创作了一批通俗易懂的优秀歌曲。他在创作旋律上很有一套,写出来的歌都特别容易跟着唱。我至今记得一天晚上大家都聊累了。我和他从老王在红一楼的宿舍出来,坐在花园的板凳上。他弹起吉它,给我唱他刚写好的一首歌,题目就叫《京剧演员二三事》。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穿起我五彩缤纷的戏装
画一张正气凛然的脸膛
打起了锣鼓拉起胡琴
唱一段二黄却难以开腔

有多少英雄壮志难酬
有多少岁月人比黄花瘦
有多少往事比时光走得快
到如今想来不堪再回首

春去秋来又一年时光
里里外外不是从前的模样
打一壶浊酒再来点小菜
喝干了酒杯天还没有亮

锣鼓声震天却没有人出场
有情人断肠却没有戏好唱
为什么掌声听起来不一样
为什么故事不一样悲伤

不要说昨天不再回来
不要是一代不如一代
老戏和新戏还不都一样
你唱我唱都一样悲哀

不要说昨天想过未来
不要说未来太不实在
就一回人生一场初排
这里那里都是舞台

唱完他又用吉它弹奏了一段据说是给二胡写的过门,特别好听。听完我就说,这是你写的最好的一首歌。他也同意我的看法。在那个时代我一直都对伤感的东西特别着迷,这首歌恰恰伤感得一塌糊涂,深得我心。后来我们一起去迷笛音乐中心给这首歌加配器。那时迷笛还在海淀,就是现在双安商场附近。我听完广天给这首歌加的伴奏,却很不喜欢,因为它不再伤感了。我那时特别喜欢一把吉它一副嗓子式的表达方式,因为我每天听到的就是这种纯民谣的歌曲,任何配器都会破坏了那种质朴的感觉。

(这是张广天后来做的一张CD里的《京剧演员二三事》版本)

张广天还有一点很令我们这些20出头的人着迷:他虽然那时也只有25岁,却有着我们无法想像的复杂经历。他学过中医,搞过现代诗,组过乐队,蹲过监狱,在祖国各地流浪过,甚至还交过其它国家的女朋友。这些都是我们崇拜他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广天并不是一个爱显白的人,他的故事我们都是一点一滴拼凑起来的。

有一段时间广天和王以培结伴去贵州流浪。广天卖唱,老王给人算命挣钱。据说还是刘欢出的第一笔路费。那时我们都特别羡慕他们这种生活,可惜我们都已经是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了,离不开。回来后,两人受到了如同英雄般的欢迎。广天还带回来一首歌,名叫《一路走一路唱》,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有一天晚上,我照例去红一楼上班,却发现人群里多了一个漂亮的女孩。一问才知,她就是我们一直念叨着的广天的女朋友。她名叫张宇,我们都叫她小宇。小宇说话是典型的北京姑娘的口气,长得却更像南方人,乖巧伶俐,一双眼睛大而有神。小宇是学画画的,大概也属于漂流一族。认识广天后就甘愿和他同甘共苦,两人一起去江西行过医,后来为了多挣些钱,小宇一个人跑到广州,在一个什么广告公司之类的地方打工。这次终于决定回来了。小宇特别爱笑,性格开朗极了。有了她,我们每天晚上的聚会就更加开心了。那时我们都认为小宇和广天是绝配,因为小宇有一个“毛病”:爱抽烟。广天嗜烟如命,他的女朋友不抽烟是无法想像的。

那段时间我对这个小集体作出的惟一贡献就是介绍他们认识了Tracy Chapman。原来,动物所某研究员从美国带回一张Chapman的CD(Crossroads)。我从他那里拷了一盘磁带,特别喜欢,便推荐给大伙。众人一听之下也都赞赏不已。广天尤其喜欢,说她的音乐是美国的革命音乐。现在想来,那时的广天就很左,但我却并没有意识到。和现在不同的是,那时的他胸前还没有别上毛主席像章,他也没有把自己的理念强加给别人。比如他写《毛泽东》,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就向我解释说,老毛虽然做过很多糊涂事,但他的理想还是好的。对于经历过64的我来说,这样的说法我还能听得进去,这本身就说明广天当时的想法还是很温和的,起码在旁人看来是这样。

(这是Crossroads专辑中的一首歌《Be Careful of My Heart》)

老王怂恿我在人大开一个关于Chapman的讲座,向人大的学生宣传“革命”。我那时不知天高地厚,竟然答应了。老王帮我找了间教室,又帮我贴了几张广告,我就真的带着我的音响去讲道了。还得说那时人大学生的涵养好,要不然我这水平早就给轰下去了。不过还是有一个男生站起来问我能不能放点通俗的歌曲,结果我傻在那里不知道如何回答。还是老王救了我一命。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演说,把那个家伙镇住了。可那天广天居然没有来参加“革命”,他去看瑞典电影周了。为此我郁闷了很久。这件事也从侧面表现了广天和老王的区别。广天曾说,为了行大善,可以不惜行小恶(原话我忘记了,但大意如此)。而老王则是一个从里到外都很善良的老好人。

可惜的是,这段日子并没有延续太长,我终于要走了。我们在老王家开欢送会,一直闹到凌晨,连人大门口卖卤煮火烧的都撤了。那阵子人大门前的卤煮是支持我们熬夜的主要动力。没了卤煮,我们只好另想办法。老王带我们去人大院里堆放大白菜的地方偷了一棵回来,在屋子中间支上一个煤气炉,先烧开了一锅水,然后把菜叶子放进去煮,最后加上几个鸡蛋,几块豆腐,一把挂面,一勺盐,一锅味道鲜美的汤就做好了。我们给这锅汤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哲学汤”。老王说喝这样的汤补脑子。散伙前,老王还认真地给我写了封介绍信,把他在美国的朋友的地址抄了一遍,末了还写上:“这是我在北京最好的朋友,请你们一定好好照顾他”。看后令我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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