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经济不再重要

 

温克坚

 

 

 

2011年中国经济形势如何?有各种版本的分析和预测在市面流行。不过人类预测未来的记录表明, 专业,地位和名声并不同步增加预测的准确性,社会的演变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混沌体系,出人意料的事件总会瞬间到来。因而预测未来,是一个开放的冒险游戏,人人都有资格进场。

 

我也决定冒点险,来勾勒下2011年的经济前景图,同时穿插一些基于社会和政治视角的点评,算是对2010108日突然来临的兴奋事件而导致的四处游荡,无所事事的一种弥补吧。

 

我的基本结论是2011年的经济发展将会表面光鲜,实则乏善可陈,是属于无趣无味无高潮的平庸故事,但是长期来隐伏于经济叙事之下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将日益凸显,成为主要的社会叙事,搅动公众神经,激发社会参与,聚合政治能量, 从而影响着社会进程。某种意义上,历史在这里停滞,历史在这里拐弯,下一个十年的大事件都将在2011找到端倪和影子。

 

让我们通过一些经济领域的关键词来勾勒2011经济基本面貌:

 

1. 经济增速没有悬念

根据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的预测,2011年中国全年GDP增长速度为9.8%左右,增速较201010.3%略低,国际上一些重要经济智库,投行和世界银行等的预测也大抵相同,经济发展数据区间都在8-10% 之间。从绝对数据来看,这个速度在全球经济体中无疑是极为亮丽的数据,可以吸引各种羡慕的眼光。

长期的经济发展记录,容易让乐观情绪流行。由于城市化,工业化都尚在半途,巨大的国内消费驱动,使得中国经济还有发展的巨大动能。很多经济学者认为,按照目前的增速保持下去,人们乐于猜想的是,到2025-2030年之际,中国经济总量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不过,关于这种经济增速的质量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止,其所付出的资源代价,环境代价,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体制,一直是公共争议的焦点。如同公众所感受的是,这种经济增长速度水分很足,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并没有同步转化为福利和财富的增加,因此粘附于经济增长率本身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总是那么的脆弱。

 

2. 十二五规划乏善可陈

 

在一个政府强势干预市场的经济体里,我们无法回避政府版本的经济愿景,而十二五规划就是官方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蓝图。不过,由于市场的深化,经济体已经有其独立发展的轨迹,官方的所谓五年规划对于经济的实质影响力已经大为降低。 但是可以预计的是,2011年作为12五的开局之年,肯定要做到开局圆满,因此为了保证经济发展速度,政府投资会继续高开高走,高铁,各地方重大工程等等依旧是重要着力点。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这些政府投资除了继续扭曲经济结构,造成越来越多的浪费外,不会有其他遗产。 这个从2011年所谓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可以得到再次确认。这种充满政治安抚意图的兴修水利政策,放置到一个日益现代化的经济体,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和不着边际,因此必然属于低效投资, 不过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个继续拉动政府投资的重要载体,可以推动GDP的总量增长,至于这种投资的长期效益,那不是目前关注的重点。

十二五规划本身是一个笼统概念,各个地方政府,各个部门和机构,都有相对应的版本,如果完全展开和实施,其对经济的干预将是灾难性的。不过幸运的是,各种利益旁根错节,政府官僚机构已经无能根据某种大而全的规划来重新配置。 因此,如果说12五规划是所谓的“顶层规划”,那只不过是一种话语标签而已。 当然,这个规划的制定和形成过程中,卷入了大多的机构,学者和官僚,实实在在制造了大量的垃圾。

 

3.房价趋势诡异

 

2011年的房价走势,无疑依旧是最为牵动公众情绪的一个经济指标,因此简单分析下房价走势是需要的。要预测房价走势是一个危险的差事。多少知名或者不甚知名的人士都在房价问题上被事实撞了一下腰。客观的说,这些年一直唱多的任志强先生的预测倒是基本符合市场走势。对于2011年的走势,我的基本判断是,上半年房价有小幅上涨的趋势,而下半年可能面临重大的回调压力。

 

从空置率,租售比,房价收入比等指标来看,房价肯定包含巨大的泡沫,中长期来看,房价的向下调整是必然的。但是一直以来真正推动房价上涨的因素,土地政策,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以及货币政策等等短期来看并没有变革的迹象,房价一路走高又变得可以解释。 2011年,这些因素将如何角力?。目前来看,土地政策和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在2011年都不可能有调整空间,唯一的是货币政策面临巨大的压力,宏观货币政策基调已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加上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2011年的货币政策可能演绎出一条高抛低走的轨迹—-有消息称,20111月份的第一周,货币信贷投放就超过5000亿。因此,在这些力量的冲击下,2011年上半年的房价会温和上涨。 不过从一个综合角度来看,货币上涨的力量毕竟是强弩之末,要再如2009年那样的天量投放,估计是谁也不敢冒的一个风险。因此,2011年上半年房价不太可能下行,但是考虑到整体上的通胀压力,加上日益尖锐化的民意和舆论压力,估计中央政府会祭出新的调控房价的若干招式,比如部分政治上偏红的地区加快保障房的建设,部分地区的房产税会先行试行,当然,最重要的压力还是来自货币政策,如果下半年有2-3次的加息幅度,对于房价的冲击将是强烈的。这么多因素的叠加,很可能导致下半年房价下降,在部分泡沫化程度严重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杭州等等,房价下探个20%并不过分。总之,房价要降,和要房价降,都是十分简单的事情,也都是可以收获巨大民意的事情,不排除部分官员进行政治冒险,采取极端措施操控房价,比如重庆正在展开的所谓重庆模式。

 

 

3. 就业形势黯淡

 

据说就业形势是让领导人夜不能寐的一个原因,但是就业形势又是一锅坚硬的稀粥,被各种机构搅得面目全非,基本上缺乏可信的数据进行客观的分析。一个并不是笑话的信息是,根据美国Pew机构的一个民意调查,据说有超过47%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当下第一经济大国,理由是美国有接近10%的失业率,而中国的失业率只有4%
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2010年末,全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908万,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确为41%。 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根本不能降低社会对就业压力的高度关注。

 

最近一两年来,中低端的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冲击,这一方面是通胀压力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表明表明人口结构而产生的红利接近拐点。而2009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人为的创造出了许多简单的就业岗位,随着政府投资趋势的下降,2011年这些低端的就业岗位可能减少。另外,鉴于欧美开始温和复苏,这将促进中国的出口增长,也会吸收部分就业岗位。中国的就业,呈现某种不对称性。低端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供应持续减少,愿意干体力活的人口基数在下降,而工资在上涨,由于农产品价格上升,部分地区农民外出务工意愿下降,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反而抱怨招收不到足够的工人,

 

但是对于这些年来持续毕业的大学生们的就业状况,由于他们在教育领域的投资相对较多,因此自然期待一个有发挥其教育能力的舞台,但是由于关键产业的管制,和垄断企业对经济体的盘剥,使得中间态的中小企业,这些年来发育不良,创新不足,吸纳知识密集型人才的能力也就不足,这样估计这些年毕业的大学生都处在一种假性失业状态,没有充分就业,这些长期身处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队伍日益庞大,虽然暂时没有温饱之忧,但是这个他们的社会期待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很容易产生社会愤怒和压力, 如果没有被有效的整合到社会经济体中,自然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

 

 

 

4. 通胀牵动人心

 

2010年起,通胀就绷紧了社会的神经。201011月份官方公布的CPI数据到达了5.1%,成为28个月高点,虽然12月回落至4.6%,不过比较普遍的预期是,2011年的通胀压力依然强大,将压缩当局货币政策的空间。

 

通货膨胀有两个表现,一个就是根据弗里德曼的经典表达,通胀就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投放过多,自然表现为通胀;前些年,这些货币主要被蓄养在股市,楼市和银行存款中。因此,导致楼市泡沫一路扶摇直上。而官方通过对CPI数据的控制,成功的对社会的通胀预期进行对冲,赢得了更多调整的空间。但是正如那句话说的,当局不能控制温度,却可以控制温度计。目前政府的主要努力,就是在CPI 上下足功夫,通过行政管制,价格补贴等等措施,不许食品价格出现太大的升幅。因此,一个可以预见的情景是,2011年通货膨胀继续如脱缰野马,政府则出台更多的价格管控措施来装饰CPI数据。

 

目前官方的手段是以提高对最底层收入群体的补贴和增加公务员群体收入等方式来控制通胀的杀伤力,而在舆论上,则宣扬提高对于通胀的容忍度,认为温和通胀的后果并不可怕,以隔离可能的社会连锁反应。在目标设定上,官方对于2011年的CPI控制目标有了松动,从原来坚持多年的3%改变为4%,根据官方对于数据的操控惯例,在实际经济表现中,这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通胀幅度。在经济数据上,1%似乎是一个微小的调整,但是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举动。
根据许多国家的经验,3%CPI上涨率是经济要素调整所需要的灵活性,但是超过3%,尤其吃持续超过3%,从理论层面来看,将意味着货币流动速度加快,通胀预期强化,对于不同资产配置的财富剥夺效应增加,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是一种严重的经济风险。为什么4%–5%的通胀差异,就是巨大的差异,而3%4%的差异则是可以容忍的呢?这已经不是经济学可以解释的,这更多的是社会心理和群体行为才能回答的问题。

 

持续的通胀往往孕育巨大的社会不满以及基于其上的突发性事件,可以在瞬间动员广泛的社会参与。2011年的通胀既然不可阻拦,那么其所引发的社会裂变,也可能在不经意间突然到来。

 

 

5. 金融体系定时炸弹

 

2011年还有一个值得观察的领域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表现。根据2010年的数据,全国各地政府融资平台的信贷总额接近8万亿,虽然银监会系统一直试图在对这个8万亿进行解包还原,进行分类,落实担保,降低系统风险。 但是在目前的结构下,这种左手监管右手的方式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同时8万亿贷款的安全性和土地价格走势息息相关,如果房价撑不住,开始掉头向下,那么 8万亿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就是埋藏在金融体系的定时炸弹。

 

只要对地方政府的GDP考核机制不取消,只要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权能不被限制,只要宏观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变化,那么地方政府肯定是金融体系中最大的信贷接收者,那么这个埋藏在金融体系中的定时炸弹就不会得到拆除,一个中国特色的金融危机正在孕育中。 别以为这种危机离开我们很远,最近爆发的齐鲁银行的信贷黑洞就表明这种危机就在我们身边,随时随地都可能裂变开来。当通货膨胀剥夺着公众存款,而类似银行丑闻又动摇着公众对于金融机构的信任的时候,那么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可能是极度脆弱的,一些小小的谣言就可能引发一场挤兑风暴,问题只是,这种风暴什么时候会发生?!

 

在现代社会,金融体系的风险具有极大的传染力,和通货膨胀一样,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动员机制。而从一种冷峻的视角来看,2008年以来中国官方特殊的市场干预政策(积极财政,4万亿,地方融资平台等等都是关键词)已经为中国版本的金融危机奠定基础。下一个金融地震的震中,将会出现在中国。 我们是在地震爆发前,给金融体系灌输更多有毒资产还是及时清洗掉既有的有毒资产吗?

 

6. 垄断国企坚不可摧

 

对垄断国企的舆论讨伐已经成为常态,官方对于垄断企业的举措也事实上成为能否继续展开经济改革的风向标,只不过,这些人来公众日益失望,而国企的业绩日益亮丽。最新的信息是,垄断央企在2010年的利润超过八千亿,同比增长40%多,国有银行与金融机构利润增幅也不相上下,又一次创造了国企赢利的世界纪录。垄断国企的亮丽业绩照亮了经济体制改革低矮的天花板。

 

打破国企垄断,深化资源要素价格改革,释放更多经济增长空间,这些认知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任何试图捍卫国企垄断地位和为垄断辩护的说法,都在公共舆论中受到叱责,但是为什么一个准共识的内容没有转化为政策层面的行动呢? 这里面就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博弈的内容,旧有意识形态的顽固,依旧依附于其上的特定权势阶层,对于垄断的维护可谓是不遗余力的,而客观上,他们又基本掌握了国家机器的关键岗位。因此国企改革,口号空喊多年,但是几乎没有兑现为实质行动,这就是政治结构本身的问题了。

 

可以预见,2011年国企不但不会被消解,反而会继续扩张,吞噬市场空间,包括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依赖其政策优势和信贷保障,国企很容易在房地产市场重压重组的时候攻城掠地。

 

 

7. 结构调整走进死胡同

 

留意经济话语的人们肯定熟悉一种说法,那就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官学商都共同使用的语汇。那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结构有问题,需要向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去转变。问题是,这么一种流传多年的说法,为什么就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呢?

 

那么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表面来说,可以理解为提高消费比重,改变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科技创新,打破垄断等等,但是熟悉中国语境的人们明白,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经济选择,正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所说的,经济结构的改善其实是政治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进行进入政治经济学的阐述,才能明白经济结构调整的真实涵义。经济本身是镶嵌在(embedded)于一个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目前的经济结构之所以形成和固化,是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共同作用。 比如国内消费所占GDP比例不高,自然和个人和家庭在分配过程中的所得比例较低有关,而这又和个人和家庭在政治结构上权利的严重缺失相关,可以明确的说,没有人权的充分发展,自然不会有合理的分配制度,一个消费主导的经济体就是不可能的。 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其实是需要政治结构的调整为前提的,而政治结构目前的唯一思路是内部激励重组,外部强力维稳,总体上是维系一个僵化体系。因此,政治结构的调整目前来看,除了外力压力之外的强行调整,内部基本不可能进行主动调整,所以经济结构调整,是一句空话。

 

 

8. 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

 

2010年最高兴的还是官方。根据最新资料,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比上年增加14562亿元,增长21.3%,  去年全国财政支出89575亿元,比上年增加13275亿元,增长17.4%。

 

对上述数据最直观的解读就是,一个攫取型的政府日益膨胀,膨胀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发展速度。或者换句话说,GDP增长带来的财富并没有被大众分享,而是用来养肥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公共机构的臃肿,冗员,低效,腐败行为是这个论断的最好支撑。

 

与巨额财政收入一致的还有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公众对于财政收入的支出并没有任何控制权,各种各样的支出黑洞,资产转移,等等都是这个生态的基本特征。

 

与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对应的是,劳动力在经济增长的分配比例最近数年来几乎没有增加。根据一些分析,劳动力报酬在经济体中的占比仅仅只有9%,这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有显著的差异。这也导致另外一个反常现象,虽然连续多年经济增长,但是最近数年中国穷人越来越多了。

 

2010年的某个时段,官方曾经试图推动一个新的概念:包容性增长,虽然这个概念后来无疾而终,其实也折射出原来发展模式的困境,那就是社会的中下层并没有被包容进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发展本身的成果并不给大众带来相应的收益,那么公众为什么这么在乎一个其实和自己的收益并不太相关的GDP 数据呢?

 

 

9. 市场派经济学家边缘化

 

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其实和某些经济学的被重视程度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从2010年以来,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开始逐渐旁落,一方面,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在逐渐衰落,这表明原来长期以来的自由化改革的建言不被决策层待见。

 

从客观效果来说,最近多年以来市场派经济学家倡导的政策要点,比如打破国企垄断,放开资源要素市场,包括更有争议的土地政策,户籍政策,以及外汇管制政策等等,都如泥牛入海,不见痕迹。

 

另外一方面,经济学家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走下坡路,民众似乎认为经济学家对于改革带来的巨大成本视而不见,因此颇有怨恨虽然这种指控未必公允。不过这说明了撩拨民间兴奋点的议题不再是经济发展,而是更为一般意义上全面改革。

 

当然,市场派经济学家边缘化是相对的,准确的说,只是经济话语的边缘化,那些能有效把握社会潮流,不再停留在原来单纯的经济领域,而是大量涉及到社会和政治结构,并进而用经济学话语来分析其中症结的学者,依旧受到公众的追捧。这方面,,张维迎等等都是代表性人物。

 

经济学话语的这种衰退当然不一定是坏事,客观上给予了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分析视角提供了更多触点,使得公众对于中国社会的走势有了更复杂和深刻的理解。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也不一定带来公共福利,只有和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相匹配的经济发展,才是有效率的。这种多学科视角的复兴,是中国公众认知逐步成熟的必须。

 

 

10. 精英阶层的未来期许:

 

对于社会现实和经济走势的感受,精英阶层的话语往往提供了一种风向标。岁末年关大型机构主办的活动,是一个观察的窗口。具有深度业内影响力的财经年会选择再辩中国模式作为年度话题,由门户网站网易组织的经济学家年会主题为“曲折复苏,重启改革”, 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组织的年会则是“ 中国下一站, 机遇与选择”, 经济观察报的年会主题则是:“ 再思与重构”,从这些年会主题的设置来看,呈现的是知识精英们对于经济发展单一路径的不满,反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焦虑以及对更深度改革的期许。

 

这些冠盖云集,包括学界,媒体,法律,政府官员参与的各色人等参与的年会,其中一个反复被提到的主题是,改革,深化改革,或者是政治体制改革。当然,由于公开的语境限制,人们对于具体的改革步骤,往往都是语焉不详,欲言又止, 但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是,目前经济领域,能变革的其实已经不多,接下来要改革的经济领域,比如财政税收,土地制度,垄断国企等等,都是包含着诸多政治敏感性色彩的政经领域,这些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要害部门, 不是一个宏大部门的一纸文件可以解决的,如果真要有所行动,需要政治决策层重新积聚变革动能,或者面临来自社会的足够大的压力,目前来看,两个条件都有,但是都不充分。

 

总体来看,精英阶层对于社会和政治结构变化的态度,已经从明显的抵触到中性态度,部分精英甚至积极的参与到倡导行动中来,原来那种通过发展换取稳定的保守姿态逐渐失去认同。

 

11 为什么经济不再重要?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波澜不惊,重要经济议题长期停滞,经济发展不再能有效刺激大部分社会阶层,那么自然可以说,经济发展不再那么重要。正如郑永年教授最近在其一篇文章里提到的: 高楼大厦、大桥公路、高铁机场等这些构成中国GDP载体的事物变得耀眼无比的时候,中国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甚至细胞,则不仅得不到生长,而且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当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分裂和怨恨的时候,意味着从有更重要的社会议题需要回应。

 

简单的说, 这么多年持续积累的社会矛盾已经不是经济数据所能对冲的,这其中,贫富差距,失业率,环境成本,权力腐败,这些才是更加契合社会情绪的这些支流和潜流,如今要取代经济发展的表征,而成为影响社会议程设定的最重要的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发布了一个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报告,分析对比了世界上一些国家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的社会结构,这里面包括就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阶层结构等等。它的结论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15年以上。

 

 

而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2011年显然还有更重要的议程,那就是权力格局的重组和传承,这是关系目前政治结构性命攸关的头等大事, 任何其他议题与之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事实上,细心的观察者已经可以看出,表面的人事变动,政策变化,包括政治符号的争抢等等都隐含了这个重大议题的考虑。 至于公开讨论的那些议题,那些牵动社会精英关注的话题, 比如财政税收制度,分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体系改革,国企改革,资源要素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既然可以被拖延5年,甚至10年,那么不妨继续拖延下去。

 

 

 

12. 宏大事件空档期

 

如果我们回首看最近数年的公共叙事,除了经济发展持续的高歌猛进提供的幸福想象之外,其实还有官方主导的诸多重大事件,提供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幸福感受。 这种感受当然未必是真切的,但是官方通过有意识的新闻议程设定来影响大范围公众的心理感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等重大事件的持续进行提供了必要的传播图景,的确使得公众产生了民族荣誉,社会幸福等等的心理想象,这是一个有待去魅社会所必要的心理粘合剂。

 

但是从2011年开始,在接下来的数年之间,似乎是这种宏大事件的空档期。权力主导者缺乏类似的宏大事件来主导公共话语和要挟社会其他阶层的服从。建党90周年虽然可以候选成为这样的宏大事件,但是把这种早已破产的意识形态话语重新置入高度多元化的社会空间中,可能激发更多的反感而不是认同。

 

缺乏重大事件的支撑,政治精英们试图来主导社会进程的时候,就缺乏底气和说服力,尤其是政治精英们本身高度投身于权力再分配的游戏中的时候,也意味着这个群体本身的内耗增加。

 

在宏大事件缺席,经济发展叙事不再动人心弦的时期,如何维系一个落后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这是执政当局迄今没有应对过的挑战。

 

13. 历史意象和公众情绪共振

 

虽然2011年没有单一性的重大事件成为公共话语的重心,但是在一个暗流汹涌,情绪变幻的社会情境中,历史和文化的记忆很可能在某些特别不被欢迎的时候照进现实,并引导现实。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百年历史轮回积累下来的类似的社会焦虑和愤懑都需要在现实中得到宣泄。 今天和百年前社会图景的对比,政治的昏庸等等对比性的历史意象经过无数自由派学者的强大叙述,已经成为社会精英阶层中极大的心理意象,那就是类似清末的衰败和变革的双重奏,当这种心理意象和当下的社会冲突事件像关联,相互强化的时候,很容易引发人们模仿性行为,这种跨时空的情境联想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增加了既有政治结构的脆弱性。同时考虑到既有政治结构的惊弓之鸟的心态,在应对日常性的社会抗争的时候,很容易反应失当,导致查枪走火,引发连锁性的社会嬗变。这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蝴蝶效应。

 

参照最近数年来社会冲突的规律,2011年常规性的冲突也自然不可避免。可以合理预测的是,由于公众参与范围的广泛和深入,由于信息传播的快速,同样性质的社会冲突往往会掀起更强烈的社会舆论热潮。地方政府和单个机构已经无法有效应对这种表面原因可能简单而背景复杂无比的社会冲突事件,任何一个点上的冲突,都可能激化为整体性的社会危机。钱云会事件就是这种典型案件。

 

14.重新设定社会议程。

 

基于上述分析性的描述,以经济发展为主轴的“中国故事”已经失去了那种让人激动人心的力量,毕竟随着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门槛,公众的偏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温饱,住房之类物质财富,虽然依旧是公众关注的基础,但是基于人性之上的那些基本价值,比如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等等开始成为主流的叙事话语。

 

其实,对于中国社会有一定认知的人们,都早已明白中国社会内在的断裂,权力的日益衰败,经济发展带来的光环虽然亮丽,但是已经难以一俊遮百丑,30年以经济发展换取社会稳定的统治秘笈已经不再有效,社会需要新的治理机制。当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叫嚷到达顶点的时候,中国模式其实已经破产。

 

经济发展给了官僚系统自信,能力和骄横。现在他们会惊讶的发现,经济发展不再重要,GDP高增长也没有相应的降低社会不满和社会冲突,原来的发展型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应对一个多方主体参与的权利博弈游戏。官员们惊恐的发现,他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处在网络舆论的炮声中,而原来可以依赖的管控手段不再起作用,原来信赖的上级领导也会在关键的时候和下层进行责任切割,甚至把下级当成替罪羊。当经济发展不再重要的时候,长期习惯于GDP主义的官僚系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措,他们需要新的社会规则来引导和制约,社会需要新的运行程序和规范以及基于这些规则和程序之上的公平公正的价值共识。那种粗鄙的“发展是硬道理”的叙述需要退隐,社会需要启动新的进程,来回应和解决长期滞后的关键性的社会和政治议题。

 

那变革的动力机制在哪里?其实,历史发展从来不缺乏动力,缺乏的是发现。比如经济发展带来的后果的确成为民间社会重要的赋权机制,更多的公民们有意愿,有闲暇,有物质基础来参与更多的公共事务。另外,由于信息传播机制的变化,民间社会在话语权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官方控制的话语平台影响力在下降。 虽然无从充分论证,但是我们可以乐观的认定,民间社会已经不再处在襁褓之中,民间社会已经可以有效的参与社会议程设定。

 

社会变革从来不遵循定势,因此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想象力,突尼斯最近的变化其实就是挑战着我们的思维定势,一个经济发展不错的北非,就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公众对于社会腐败的愤怒成为基本的情绪之后,极端偶然的事件,比如一个水果摊贩的自焚,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社会抗议事件,最终导致独裁者和专制体制的倒塌。告别不可能的思维定势和悲观情绪,新的故事就会展现。

 

经济叙事不再主导社会进程,基于经济发展形成的多元社会力量如何协同博弈,推动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优化,才是最新的最激动人心的主题。

 

20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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