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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493期      作者:杨敏

 内容提要:建国之初,北京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所有的妓院,并对妓女进行集中收容改造,这种断然禁娼的方式,被称为“北京方式”。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高度肯定了这项成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3000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1949年,政府关闭妓院后,在北京生产教养院中学跳秧歌舞的妇女。

      1949年11月21日晚,冬日北京的街巷渐渐地沉寂下来,但八大胡同却正是迎来送往的热闹时分。晚饭刚过,胡同里来了些穿干部服的人,他们将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俗称“老鸨”)叫去派出所开会。这并不是第一次集中开会,老板、领家虽心有不满,却并不反抗,乖乖地去了。

  大约8点左右,突然有几辆卡车疾驰入胡同口,“嘎”地停下。从上面冲下来带枪的解放军战士和穿制服的民警,他们堵住每一个妓院的门口,熟练地登上房顶,占据最高点,其余的人则迅速守住大门口、天井以及街角。

  这一日,北京市所有的妓院一夜之间被查封,无一漏网。

  行动由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就在此前,当天下午5点,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晚上8点开始行动,天亮前就把全北京244个妓院全部封闭,把1200多妓女集中起来。”时任北京市妇联联络部副部长、现年已89岁高龄的张洁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60年前的事情,思路仍清晰。

  第二日,《人民日报》即发表评论文章宣告:从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绝迹,妓女解放。

  但是,对于妓女们来说,她们并不知道被“解放”意味着什么。

1987年5月20日,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部分工作人员重聚于北京市公安局。

  一名妓女对着站岗的战士敞开上衣

  查封妓院的当晚,北京各处的妓女们被送到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来。

  “封闭妓院之前,市妇联抽调了10个人,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各单位抽调了一些女同志,一共80多人,成立了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当时是市妇联副主任杨蕴玉负责,我协助她。中途她走了之后,就是我来负责。”张洁珣说。

  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指挥部就设在八大胡同的春艳院,下设8个分所,集中在八大胡同的两条胡同:韩家潭和百顺胡同,任务是教育改造妓女,将她们变成社会普通劳动者。

  教养院工作人员的年龄普遍偏小,都在20岁上下。二所所长裴棣25岁,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调来,后来成为著名女作家的柯岩20岁,大学刚毕业的孟睿才18岁。孟睿刚剪了男式头,显得更瘦小,担心自己压不住场。曾做过地下学生工作的裴棣问她:“你身上穿着什么?”“列宁服。”裴棣说:“这就行了,这身列宁服,就是咱们的身份。”她们忐忑不安,为自己打气,因为后面有一场未知的战争。

  好容易把妓女们分到各个所,分了屋子,安排妥当,工作人员们就在被搬空的妓院床铺上开始工作。床铺潮湿阴冷,又是性病传染点,她们在床上洒了厚厚一层六六六粉,呛得直打喷嚏。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裴棣就听见从一个屋子传出哭声,紧接着,“哇——”,全所一百多妓女全部开始号啕大哭。

  一早赶到教养院来报到的柯岩,也见识到了同样的场景:扑面而来的是一片哭天抢地的号叫,一个个花红柳绿,又披头散发、捶胸顿足。

  事情报告到指挥部,等张洁珣赶到时,眼前已是一片乱象:又哭又闹的,上房逃跑的,寻死上吊的,往外冲的,还有凿墙洞的,无所不有。

  “之前妓院的领家、老板造谣说,共产党要把她们送到东北去配煤黑子,共产党要共产共妻,一个人配十个伤兵等等,所以她们很害怕,不知道把她们集中起来干什么,”张洁珣说,“当时每个所里有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是为了保护她们,以免从前的地痞流氓再来骚扰她们,但她们以为是来看押她们的,所以第一天反抗情绪特别激烈。”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裴棣负责的二所又出了状况。就在工作人员去打饭时,一名妓女突然对着站岗的战士敞开上衣,战士当即背过身去。半裸的妓女喊:姐妹们快跑,解放军不敢向我们开枪!裴棣和教管员们见势不好,拔腿往大门口冲,站岗的战士也回过神来,但仍挡不住妓女们疯狂的外涌。

  裴棣情急之中大喊:你们就是跑出去,也会给送回来!散居在外面的暗娼,今天也要被送回来,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呢?

  后来裴棣知道,当时有妓女曾出主意想掐死工作人员再各奔东西。

  “当时给她们讲政府的政策,为什么封闭妓院,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人民大众的政府等,但她们根本不懂,也听不进去。后来吃了点东西,稍微休息休息,我们就去各个屋里看她们,跟她们聊聊,安抚情绪。”市妇联主任助理、时任一所副所长陈心濂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除了妓女的情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的情绪也需安抚。据柯岩后来回忆,每次所里开会,解放军战士都哭,因为许多妓女佯装不小心,往他们身上泼脏水,然后凑过去摸他们的脚。

  连管教干部都用不上的盘尼西林

  “现在回想起来,对她们最有效的安抚,是归还了她们的个人财物。”如今已80有余的裴棣家住南城,身体很好,每天早晨仍保持游泳的习惯。

  查封妓院时,所有人都不能将财物带出。有领家、老板企图通过妓院里的茶房把妓女们值钱的首饰送出院外,都被一一拦下,查清主人,加以封存。

  “她们都有些私房钱、首饰,一律贴上封条,原封不动。过了几天,情绪安抚下来,就有人问:东西还有没有?我们就组织她们回去拿自己的东西,”裴棣说,“看得出她们很高兴。”

  一些领家、老板的财物,被没收用来接济妓女。

  妓女家里有老母亲、孩子没人管的,都接过来一起住。

  “有些小商贩来卖东西,也允许她们拿自己的钱去买。”陈心濂回忆。除了不能走出院子,妓女们在教养院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她们穿自己妖冶的旗袍、化浓妆、留飞机头、给老相好写信,都没人干涉。

  除此之外,北京市政府还组织了北大医学院、性病防治所等单位给妓女们治病。经检查,1316名学员(包括后来收容的暗娼)中,有95%以上的人患有性病,还有人患有梅毒、淋病、第四性病等多种性病,连9岁的小孩都患有性病。

  “政府从国外进口了13000余针盘尼西林给她们治病,总共拿出1亿多元(折合12万斤小米)。其实当时国家财政还很困难,干部当时都是供给制,没有工资,女同志每人每月才有五角钱的卫生费。”张洁珣说,“病情较轻的,就在院内治疗,病情严重的,就送到医院治疗,反正一定要治好为止。”

  在裴棣所在的二所,年轻的孟睿半年后离开教养院时,发现自己患上了结核性脑膜炎,后来去世。葛翠琳也得了结核病。“极有可能就是在教养院被传染的,但后来她们去看病,也没用过盘尼西林这么好的药。那批药就是专门给妓女治病用的,用完就完了。”裴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尽管情绪渐渐安定下来,许多工作着手起来仍困难重重。柯岩到教养院不久,接到了给妓女们建立档案的任务,要弄清她们的真实姓名、年龄、何方人氏、家庭出身等。谈话常常这样开始: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哎,同志,你不懂,自古红颜多薄命,我不是长得俊么……”

  妓女们多半称自己为大家闺秀,和某公子私定终身,不幸遇上了薄情郎,被卖身为妓。但年轻的柯岩抹着眼泪递上去的材料,大姐们随手翻翻就说:假话,明天重说。

  第二天,柯岩不好意思地试探问:你们会不会有些地方记错了,不那么准确……立刻召来大哭:同志呀,真对不起你呀,我昨天骗了你……

  反反复复,几天的工作被拖至两三个月。柯岩有时还能一不小心窥见妓女们哭过之后偷偷地笑。

  后来她还知道,妓女们当面嘴巴抹了蜜一样甜,一口一个“同志哎”,背后则叫她们“工作们”。在花枝招展的妓女们眼里,“工作们”穿二尺半粗布衣裳,简直不是女人。

  改造陈白露们

  教养院还组织妓女看曹禺的话剧《日出》。

  “1000多人排着队走去剧院。好像不算太远。”时隔60年,陈心濂一时想不起来是去的哪家剧院。

  她记得,在灰白的大街上,妓女们穿着妖艳的旗袍,扭着腰排着队,一路上遇见老相好的,还飞眼。教管员们看见了,生气道:严肃点!她们就嗲声嗲气地哼一声:哟!

  但是在幽暗的剧院里,许多妓女都哭了。故事里有她们的生活。

  观剧之后,教养院组织小组讨论,妓女们开始抹着眼泪主动诉说自己的身世。

  最难改造的是“头等妓女”和“二等妓女”,她们人数多,风华正茂,有点文化,学过吹拉弹唱,接待的都是达官贵人、资本家、美国军官之类的中上层人物,收入颇丰。对她们来说,仿佛无苦可诉。

  据作家柯岩回忆,教管员们从三四等老病妓女中请了一些人来和她们谈心。

  老妇们先对她们发出赞叹:姑娘你好漂亮!接着顾影自怜一番:谁没有过花一样的年纪呢?然后说:不错,姑娘们现在是有模有样,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你们能年轻多久?“你知道八大胡同当年有个喜连红吗?——那就是我。”

  原来这些老妇都是当年在八大胡同红极一时的名妓。她们回忆起当红时的风光和得病之后沦为四等妓女的惨痛,号啕大哭。

  教管员们还带这些头等妓女和二等妓女去参观三、四等妓女住的“白房子”“老妈堂”“烂土坑”。

  “我们所里有六个头等妓女,都是苏州的,有的是逃难来当的妓女,有的是被拐卖的,后来她们和别的妓女一样,自己组织起来烧水,打扫卫生,安排值班表。我们就很省心了。”裴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诉苦运动之后,教养院安排了对个别恶劣领家、老板的批斗会。“最大的一次,是斗争外号叫‘母老虎’的领家黄宛氏和妓院老板‘活阎王’黄树清的大会。”张洁珣回忆,“批斗会上,有妓女要冲上去打他们。”这两个人最终被判处死刑。在执行死刑之前,教养院特地安排囚车从教养院门口路过,妓女们激动地喊口号“打倒母老虎、打倒活阎王”。执行枪决时,也派了妓女代表去刑场观看。

  除了教养院,社会上许多组织和个人也前来帮助妓女进行改造。剧作家洪深亲自给妓女们排戏《千年冰河开了冻》,为了一句台词的语气,一个手势的高低,累得寒冬腊月里满头大汗。

  1950年春节后,这出戏在鲜鱼口华乐戏院(即后来的大众剧场)演出,连演一周,一天两场,戏票总被一抢而空。据说抢购戏票的人群中,有不少是想来重温旧梦的“老客”。

  因为出色的表演,有好几位妓女后来都被国家剧团吸纳为演员。

  不久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烟花女儿翻身记》,由妓女们自己演自己的生活。有一次拍两个妓女夜里搬梯子想跳墙逃走的情景,拍了好几条都不行。休息时她们说:演逃跑,抗拒政府,太丢人了。

  据葛翠琳的文章回忆,有一天,妓女们住的屋子突然塌了一面墙,这才发现,原来墙里面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小门,直通外面的胡同。但是没有人逃跑。

  重返社会

  半年后,改造工作基本结束,妓女们可以由家人领回家,可以出去结婚,也可由政府安排工作。但是教养院也有一些条件。

  “家里来接的,一定要有当地政府的介绍信。结婚的对象一定要有正当职业,不是无业游民。而且保证生活,不能再做暗娼。”张洁珣说。“到1950年6月底,有596人与工人、农民、摊贩结婚,379人被亲属领回家,有62人被吸收进剧团和医院,最后剩下209人,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纺织机器,办了一个新生棉织厂。”

  裴棣因为怀孕,提前离开教养院,1955年又随丈夫到新疆工作。1959年,她回北京办事,到中山公园看淮北抗洪的展览。“上面有张大照片,看起来特眼熟,后来发现就是我所里的一个河南小姑娘,她在苏北救灾当了英雄模范,挺好的。”

  时隔不久,裴棣又在电车上偶遇了另一名妓女学员。她身穿灰白干部服,很自然地与裴棣打招呼,说话与姿态已毫无当年的风尘痕迹。她笑说她后来学了医,在同仁医院工作。

  当时的社会对妓女多怀同情之心,能平等看待,但也有人心怀疑虑。在张洁珣的印象中,有一个妓女学员叫张金香,年轻貌美,有一副好嗓子,人称“郭兰英”, 后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走。但1952年,她又被公安局当野妓收容,嗓子也坏掉了。“据说是剧院里有人看不起她,怕她有病,总和她保持距离,后来就跟嫖客跑了,沦为野妓。”张洁珣如今回想起来,仍一脸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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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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