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編按:文章以紮實冷靜、理性有力見稱的內地時政評論人長平,終於也遭踢出媒體建制。昨日,內地新聞人艾墨撰述自長平事件看見「媒體小陽春」時代的終結;今天,由當事人長平親自剖白,在媒體內的多年博弈,厭倦而後生出的希冀——成為「自媒體」的一員,更是海闊天空。他渴望成為「連自由好像也帶在身邊,自由似乎就藏在牠利齒的某個地方」的豹子。明天,則將由新聞記者艾白總論現時的內地媒體生態。

我先後接到兩個電話。一個來自行政人員,要求我拿護照去複印一下,說是出國報備的需要。我以為,這是針對報社所有職員的新政策。另一個來自行政總監,像往常一樣友好,說是有事要找我談談。

坐下來之後,我被告知,經有關部門查實,我多次「私自出國」,違反報社規定,理當處罰。我這才知道,兩個電話說的是一回事。查看護照,「私自出國」純屬子虛烏有,大家都有些驚訝,不知道有關部門的工作是如何搞的。又被告知,因我一直寫批評文章,報社壓力太大,極需「切割」。又建議說,能否「自我冷凍」,一兩年不寫文章,以保住職位,我拒絕。

對於「私自出國」的誤會,我以為至少會得到一個道歉。可是沒有,而是「那就交給集團處理吧」。

南方報業做「同樣的事」不臉紅

隔日執行總編等人約談。我被告知,南方報業集團已找到「合法理由」,那就是查到和我簽訂的勞動合同快到期了,因為再也找不到「適合的工作崗位」,不再續聘。

我聽完之後,說了三個意思:第一,我對你們找什麼理由不感興趣,因為法律、規章和合同,此時已成,或者說一直都是,「以法治人」的工具。對於此理,當若干地方官員以懲罰謠言為由,跨省追捕揭露其貪腐的網民時,南方報業的媒體,發表了多少報道和評論,獲得了多少喝彩,賺得了多少利潤?自己做起同樣的事情來,怎麼就不知道臉紅呢?對此,我表示鄙視。第二,我在南方報業前後工作共計十年,三次被要求離職,但是我沒有愧對自己的工作。從報社的利益角度看,我也為你們掙名掙利無數。不過,如往常一樣,我願意就我的工作,對諸位個人帶來的麻煩表示道歉。第三,不要以為趕走了我,諸位就太平無事了。媒體的本分,就是要拓展言論空間。打壓言論自由,受害者是所有媒體人。

這一天是2011年1月27日。年逾不惑的我,再一次失去工作,難免有些憂傷。不過,呆在這個地方,早已令我厭煩,離開也是一種解脫。我年輕時精力充沛,走過不少地方,幹過很多工作。作為一個媒體人,我認為南方報業是一個最好的去處。但是,作為體制內的一分子,官僚機構及喉舌媒體所有的毛病,它也一樣不缺。由於逆淘汰的體制效應,執著於新聞理想者,很難當上領導,當上領導也屢犯「錯誤」,失去決策中的話語權。這裏與其他媒體最大的區別,是中下層編輯記者中,延續覑一種抗爭的傳統。他們冒覑被批評、處罰乃至被趕走的風險,一再地衝撞言論禁區,爭取報道和評論的權利。

同情南方報業的人士說,這是他們的無奈之舉。真正應該詛咒的,是中宣部某位姓蔡的副部長,他先後下令封殺我的文章,趕我離開報社。我在回答外國記者時說,我不希望冤枉蔡先生,但是假如有證據證明傳言,我一定會起訴他,追討我的工作權利和言論權利。為此,張思之大律師和浦志強律師已表示願意助我訴訟。然而,這個體制運作的特點就是幕後操作,甚至幕後也不留痕舻,很難找到法律上的證據。同時,我也困惑於指揮者與行刑者的關係。也許這也只是蔡先生的「無奈之舉」?

總是有人問,既然體制如此糟糕,你為什麼不主動辭職?我的回答是,中國有這麼多問題,很多人不是也沒去國外嗎?那些高喊「你這麼不喜歡中國,就滾到美國去吧」的網民,好像不明白呆在這裏是一種公民權利,甚至是一種想要建設好它的使命。當然也應該看到,很多想要改造體制而留在體制內的人,最終都不敵體制的攪拌,成為體制的一部分。

當天下午,我看見twitter和微博裏,數以萬計的人在討論我的被解聘事件。我的新浪微博粉絲數量,一天之內增長萬餘人。有人發起了聲援我的聯署活動,截至此時已有2471人簽名。還有人發起了為我捐贈五毛錢的「新五毛黨」運動。這個活動頗有創意,我也樂意確認我的支付寶帳號。到此時為止已收到捐款8559.17元,單筆捐款中絕大多數是0.5元,也就是說有上萬人參與活動。

新的博弈誕生了

我並不因此認為,我的讀者就一定更多了。三天之後,新浪就受命遮罩了我的微博,並關閉了一些「頻繁談論長平事件」的微博,也不斷有新的新聞讓網民關注。但是,這顯然是一種新的博弈。我意識到,成千上萬的網民既是在聲援我個人,也是在為自己的言論權利而呼喊。

這讓我進一步反思體制的迷思。我以前說過,我並不刻意區分體制內和體制外,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重要的是個人的獨立意識。我總是記得卡夫卡的小說《飢餓藝術家》的結尾,描述一隻關在籠子裏仍然活蹦亂跳的豹子,「失去自由對牠似乎都無所謂,這個高貴的軀體應有盡有,不僅帶覑利爪,而且連自由好像也帶在身邊,自由似乎就藏在牠利齒的某個地方」。

我渴望做那樣一隻豹子。但事實上我是受體制教化多年的中國人,不僅受體制壓迫,而且被體制綁架。我在說到自己的媒體履歷時,通常會略去第一份工作。那是我參與創辦的一個為小企業主服務的商情雜誌,因為正當其時,需求旺盛,為老闆賺了不少錢。我也會略去第二份工作,那是一家綜合性的報紙,我從一個轉包人那裏再承包,出任常務副主編,組織了一幫朋友,準備幹出一番事業來。因為沒有拉到廣告,兩個月就玩完了。

那兩份刊物對我的媒體認知和能力,有很重要的塑造作用。尤其是第二份報紙,我每周參與採寫深度報道,而且在頭版開設時評專欄。為什麼我會略去它們呢?因為按照體制的規範,那兩份都是「內部刊號」(彼時「內刊」可以公開發行),而且是承包經營,不夠正式。他們現在都已不復存在,寫下來也頗費解釋。另一方面,我去CCTV做過兩個月欄目主編,它對我或我對它,都毫無影響,純屬過客,但我有時也會寫進簡歷。我為此感到羞愧。

連自由都帶在身邊

我在此時回想起頭兩份媒體工作,是因為在體制看來,它們大概就相當於兩個被永久刪除的微博帳戶,雪泥鴻爪,湮沒無聞。體制的教化會讓人以為,這些東西毫無價值。事實絕非如此。我的博客和微博都被遮罩了,但是它存在,或存在過,這就是意義,這就是力量。

在被宣布解聘的十多個小時前,我貼出新寫的文章《哪兒都是杏壇》,講我的老友樊陽,一個中學教師,二十年來堅持在家開設免費「人文私塾」,為學生們補充學校教育的闕失。有三年時間,因為沒有住房,他帶學生在室外草坪上課。這讓我想到孔子的「杏壇設教」和釋迦牟尼的「初轉法輪」。我感慨說,「只要我們想要分享知識,哪兒都是杏壇;只要我們想要學習,哪兒都是鹿野苑」。

我離開體制內媒體之後,失去的並不是枷鎖,因為我本來就沒有戴覑它;我失去的是一個說話的平台,我曾經把它想像得比實際更重要。現在我想要說,只要我們想要表達,哪兒都是空間;只要我們想要傳播,哪兒都是媒體。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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