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90岁生日来临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部用了16年时间只写了29年的历史的历史书,平均每年只写了1.8年的历史,出版前还经编撰者“务虚”,认识上统一思想,多次重新修改提纲。经历了数十轮次修改,并报送百余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审查、讨论,才通过。可见编撰者的艰辛,但归根结底是他们并没有秉笔直书。

   
编撰者之一的张启华认为,对于1948年至1978年期间中共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是主要领导人,负有主要责任,但中共作为一个领导集体,也负有集体责任。

   
认识到党在这段期间犯有错误,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当时党内民主极不正常,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是他一个人掌握了党、一人指挥了枪。当时党所犯错误实质上就是毛泽东所犯错误,把毛泽东所犯错误转嫁到党的集体身上,甚至平摊到每个普通党员身上是极不公正的。

   
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广大党员是以不同方式同毛泽东的错误路线做了坚决斗争的。在关于大跃进、三年大饥荒的问题上刘少奇就向毛说过:我们会被写进书的!为此毛就下定决心整掉刘少奇。彭德怀就人民公社问题向毛进了万言书,为此毛将总结大跃进经验的庐山会议改造成了反右倾的会议,使三年大饥荒得以继续。在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中,涌现出了像遇罗克、林昭、李九莲、张志新等英雄人物,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捍卫了真理。毛泽东所犯错误难道是广大党员的错误么?

   
所以写那段党史必不可免地要写毛泽东,不可避免地要对毛泽东进行批判,可惜的是编撰者并没有这样做。张启华认为“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但是不批判毛泽东,怎样能写好党在那段时期所犯错误?

   
张启华认为,“党的历史上犯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因为他是主要领导人”,但他同时认为,“批判毛泽东的错,批判毛泽东如何品质不好,如何整人,这里有个人恩怨在里头”,“现在有些人把这段历史闹成一个个人因素”。张启华把大是大非的问题转换到个人恩怨上来,转移了问题的本质,不知道这是不是张启华的发明。

   
反右运动,将50多万国家建设急需的知识精英(这其中许多是建国后为了国家建设,抛弃舒适的生活特地从国外回来的)打成右派, 造成后来的万马齐喑的局面,这是个人恩怨吗?大跃进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这是个人恩怨吗?所谓文化大革命整了无数干部群众,将中国建设拖后了十年,这也是个人恩怨吗?  

   
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李先念在1977年12月20日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这么严重的损失也仅仅是个人恩怨的问题吗?

   
张启华还在使用“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说法,刘少奇当时就说过,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国这么大,地形复杂,哪年不出点自然灾害?为什么单单那三年饿死那么多人?是毛泽东制定的政策错误造成的!

   
关于三年大饥荒饥饿而死亡人数的问题,张启华认为是1000万人,他说这是采用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但据我所知,国家统计局从来没公布过这样的数据,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来的。1000万人,这是一个被大大缩小了的数据,实际上还是在掩饰三年大饥荒的严重性,还是在掩饰这个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重大灾难的严重性。    

   
关于编写党史的一个原则,张启华认为仍然要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这个决议在当时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至后来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许多问题没有说清楚,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的错误。经过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的认识已经得到提高,编写党史就是体现这种提高的一个好机会,遗憾的是张启华们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或者说他们的认识还停留在30年前!

   
张启华认为:“错误不可避免,对前人不能苛求,同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性问题。”错误为什么不可避免?是因为当时党内、国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是因为当时是全党、全国是一个人说了算,当然错误不可避免!什么叫“不可苛求”?难道批判“前人”所犯错就是“苛求”?难道这种错误还应该延续下去?

   
张启华说:“不说清楚以前,就说不清楚以后。”遗憾地是张启华对以前历史并没有说清楚。当然也就对以后的历史就没有警示作用,当然也就没有了编写党史的必要性。他说“错误是不能回避的”,遗憾地是他回避许多问题。 

   
建国以来我党所犯错误,实际上是毛泽东所犯错误,最后被我党纠正过来。但是这个纠正过程花了30年时间,国民经济发展付出了重大代价,还牺牲了几千万人的性命。这个代价太惨重,我们不应该认真总结一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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