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开车时间长了,我慢慢发现很多时候,什么样的人开什么样的车,而这车谱的两极,往往最为凶险。如果某人开的是奔驰或豪华别克,那司机很可能是刚刚暴富的生意人,开起车来横冲直撞。而看见最便宜的车,比如破破烂烂的夏利和长安铃木,我也是尽量躲开,那些司机早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如果是在小城镇或农村,遇见车窗贴反光膜的黑色桑塔纳,要格外小心。这些是领导用车,一般都是因为当地政府太穷或领导挪用公款不力而买不起奥迪。游荡的黑色桑塔纳活像小镇街头的流氓:猛按喇叭,右侧超车,别行人。而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腐败领导们一般买黑色的奥迪A6或A8,看见这种车务必要躲,尤其当你开的是自行车的时候。小型车比如都市贝贝,也很可怕,但原因不同。这种车一般是中低阶层的人购买的第一辆车,这类司机没有经验,而且开车极无章法……”

 

“在中国,汽车喇叭的功能实际是神经性的—它传递司机的反射。司机手不离喇叭,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喇叭声听起来都一样,但时间长了,你就能听出其中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讲,喇叭语的复杂程度不输汉语。汉语是声调型的语言,同一个音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字,声调不同,意思就不一样。而简单的喇叭声,起码可以有十种不同的意思。一声不间断的‘滴……’,那是为引起注意。两声‘滴……滴……,那是司机怒了。一声特别长的‘滴…………’是说司机堵车彻底堵死了,所有东窜西窜的招都用过了,只能等着路上其他车都蒸发了。而其他司机也长‘滴…………’就证明了确实走不动了。也有像结巴似一声一声特别短的‘滴滴滴滴滴’,那是司机完全慌了或吓坏了。还有一种事后诸葛似的‘滴’— 那是菜鸟司机在有情况的时候干脆就没反应过来。最后一种也是最基本的‘滴’一声,没来由也没特别的意思,就是纯粹‘滴’,表明:我的手还在方向盘上,所以这个车喇嘛依然还是我神经系统的延伸……”

 

“中国变化之快,和扩张时期的美国有相似之处。19世纪,当美国第一波城市化浪潮席卷西部的时候,对那些仿佛一夜间兴起的新居住地,欧洲访客往往赞叹不已。而今天我们这些身在中国的局外人,看着那些急速发展成城市规模的开发区,也往往有类似的赞叹。然而,我在浙江丽水待的时间越久,看着那些工厂慢慢兴旺,我就越注意到中美的关键区别。并不是简单的因为时代不同或文化不同,真正不同的是兴建并迁居到这些新兴城市的基本动力。在中国,那些率先进入新兴城区的人,是类型非常单一的一个小群体。而回顾美国那些城镇的成长史,第一批居住民一般肯定有律师,商人和银行家。当第一批居民还住在帐篷里的时候,第一份当地的报纸多半已经开始印刷了。城镇第一个永久性建筑一般不是法院就是教堂。生活虽然艰难,但起码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社区和法律的雏形。

而在中国的新兴城镇,则是完完全全的商业:工厂,建材铺子,卖手机的。在发展的初期,完全是市场主导,所以就算连当地的娱乐业也都开始兴盛了,各种社会组织都还差不多没有影踪。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工会,共产党禁止这些。也许在个人层面宗教盛行,但宗教机构肯定不成形;在丽水的开发区,没有一座教堂或寺庙。没有律师事务所也没有非营利机构。连警察和政府官员都很少—只有当有机会牟利的时候,他们才会出现。”

 

这几段话,我翻译自Peter Hessler的《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这是他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者从北到南开车走了一遍中国,写北方没落的乡村和南方新兴的城镇。我很久没有一字不落的看完一本书,这本书是例外,写的极好看,妙笔生花妙语连珠,跳读我怕错过了精彩段落。我翻译了三段,算是借用书本身的内容,极力推荐。

我曾在微博上说过,写当代中国的海外作家中,Hessler可能不是最深刻的,但如果是深刻加幽默再加善意,他是我心目中的一哥。

中文译本已经上市,叫《寻路中国》,我没看过,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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