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0日,德国巴伐利亚广播电台采访我,记者让我谈谈对中国的期待。我能说些什么呢?只希望中国逐渐有一个公民社会。1993年,德国主教会议请我作为中国人在会上发言,谈谈对儒家文化的看法,我地地道道的“罪人”一个,在台上说台上的话,在台下跟德国朋友们说,其实,孔子在中国很可怜,因为中国历史上太多的执政者,翻脸如翻书,需要的时候,孔子一夜之间成为“大成至圣先师”,不需要的时候,则 “打倒孔家店!”这个速度绝对要比你翻开一本《论语》要快。

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女士生前被告知“家乡为陈独秀建立了塑像”,她本能的第一反应是“哦!又在耗费纳税人的钱,不知道哪时又砸烂了。”

在意识形态对抗的情况下,把荣誉视为“耻辱” ,可以明白,但无法理解;若把“羞辱”视为荣誉,又将“羞辱”转嫁他人,则无法明白也无法理解。可怜的连战父子,儿子中黑枪,大难不死;父亲也中了冷枪。

”的评选委员会由五名北京学者组成,除了主席谭长流(北京人,1961年出生,孔子和平奖评委会主席,中国博士观点丛书编委会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著有《空间哲学》和《君子哲学》)外,还包括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羊涤生、北京大学西班牙语教授赵振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桂钿、北京大学研究员李继兴。

这些评选委员们具备教授资格,却没有公民意识。如此侮辱与消费连战,贻笑万世。

记者让我预测中国离公民社会还有多远?我无从回答。1998年以来,我一直在背后推动班贝格(Bamberg)与曲阜市结为友好姊妹城市,因为我们这代人在“批林批孔”中长大,到海外后阅读文革“破四旧”孔子墓蒙难,实实在在感到伤痛。

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经由当时《红旗杂志》的主笔林杰的推荐,而成为江青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爱将。根据谭厚兰文革后被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记述,林杰曾这样对谭厚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 ─ 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传说中,秦始皇曾经下令挖掘孔坟,而历史上真正有据可查的破坏孔子墓事件,发生在1966年、谭厚兰的手下。孔子故里在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

班贝格市,仅七万人口,居民对老房子的保护做得非常好,整个老城区1993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一定是名人的故居,才列为保护的对象,任何房子,只要房龄超过100年,均列为文物保护对象,被列为对象的房子,若没有钱维护,市政府会通过所有媒体(报纸杂志、网络、广播台、电视台)公布“危房”名单,动员社会上有钱有意者赞助。被列为文物保护的老房子,其维护费用个人出大头,市政府州政府都有补贴或给予税收优惠待遇。

班贝格大学的文物保护专业是国际一流水平的,我促成班贝格与曲阜市结为友好姊妹城市的动机是,让国内的人懂得“立新” 不一定要“破旧”,我整整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弄明白这一个小小的道理。

我真的无法回答记者的提问,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公民社会建立之前,中国需要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 1969 )这样的哲学家,带领民众反思罪痛;需要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 ,1878-1949)这样的法学者,带领民众思考法哲学,让公民逐渐懂得“恶法非法”,因为通常情况下法的安定性应居于首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动摇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与正义的冲突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律已经沦为“非正当法”(unrichtiges Recht),法律就必须向正义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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