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8日,美国《时代》周刊选出“20世纪25位最具权力的女性”,毛泽东夫人江青上榜。在撒切尔夫人、梅厄夫人、希拉里国务卿、默克尔总理等众多叱咤风云的政坛女强人中,她是唯一的华人面孔。

江青的上榜理由是:身为中国第一夫人,她借助丈夫毛泽东的权威,呼风唤雨,从不怯于夺取权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控文化部门时,江青下令“破四旧”,毁坏了数不清的文物古迹;她还大兴冤狱,涂炭生灵,仅1966-1969年,被其迫害致死者就多达50万人。

“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倒台,江青在法庭受审时,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毛泽东。这句为自己辩护的惊世名言,也被《时代》摄入,作为她死不认错的证据。此后,直到1991年自杀,江青在被监禁的10年中,对所有指控都拒不认罪。

1991年5月14日凌晨将近三点的时候,江青在北京酒仙桥寓所,用手帕结成绳套,将自己吊死在卫生间浴盆的上方,终年77岁。据说,临死前,她在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潦草留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这一天,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

美国《时代》周刊在半个月后率先报道了江青的死讯,据来自北京某匿名人士的消息,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

10年后的2003年7月,旅美青年作曲家盛宗亮根据江青生平改编的歌剧《江青》(Madame Mao),在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露天歌剧院首演。

“是的,我就是她,被你们这些男人虐待、背叛,你们教会我仇恨!”江青对着屋顶上来回晃动的自己的尸体独白,拉开了这部两幕歌剧的序幕。盛宗亮将江青定位为中国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是一个在党内斗争的绞肉机里被腐化了的人物。从上海滩的名利场,到延安的窑洞,再到北京中南海,江青77年的一生被盛宗亮浓缩成三个小时—她不断被男人引诱、利用、抛弃、压迫,痛苦而压抑,在“文革”掌权后,终于爆发为向男性社会的疯狂复仇,江青也在这场毁灭与被毁的游戏中走完她的悲剧人生。

歌剧《江青》轰动西方,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是“过去25年来产生的最为重要最有勇气的歌剧之一”。 而在中国大陆,江青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其公众形象被官方定格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她生前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则大部分封存在档案里。

图:1977年3月21日,时年63岁的江青第一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你写我,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迄今为止,西方世界关于江青最权威的报道介绍,来自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是西方世界上唯一有幸能近距离接触江青、并采访她长达60小时的人。

1972年夏,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做“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明史”课题研究的青年学者维特克,在主动通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表达到中国采访的要求后,得到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发出的邀请,于7月18日飞抵香港,取道九龙、深圳和广州,辗转到达北京。

维特克接触到一大堆只有“一成不变的政治性发言”的被采访者后,提出要“见一些不平常的人,她们的姓名起码要为国外所知”,以便更好地展现中国妇女怎样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维特克很快如愿见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经周恩来安排,8月12日,她在人民大会堂意外地被江青接见。

维特克这样记录成为“第一夫人”后第一次出现在西方人视野里的江青:

门打开来,江青一边快步向里走,一边向众人挥着手,带着居高临下的微笑。她握着我的手,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们松开手之后,仍相互凝视着对方,似乎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也许是两分钟,才开始交谈起来。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塑料边的眼镜,束腰上衣,里面穿一件白色丝衬衣,下着珠灰色裤子,白色的塑料凉鞋,配一个白色手提包。在维特克看来,这身打扮完全属于“美国的无产者文化”。

江青的皮肤保养得很好,她的鼻子和面颊,轮廓分明,跟毛泽东的有些相像。鼻子尖上和右嘴角的几粒雀斑,不仅不难看,反倒更显得增色。维特克估算江青身高应不超过5英尺5英寸,但在中国人已算高个,她的身材很苗条,削肩细腰,举止轻柔端庄。
江青对维特克显然很满意,她们漫谈历史和文学,持续了3个小时。江青设晚宴,用北京烤鸭款待维特克,还请她到天桥剧院观看《红灯记》。这是江青以无产阶级政治标准改编的第一部样板戏。

分手时,她们谈到了斯诺。这可能是江青接见维特克的主要目的—请她为自己树碑立传。当年毛泽东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蜚声中外,江青也想借维特克的笔来延续自己的政治青春。

“我希望你能走埃德加·斯诺的路,”她盯着维特克说,“你是第一个听我讲述自己过去的外国人。人们也许会说我们给你洗了脑,但你必须意识到,我不曾以客人待你,我是把你当好朋友看……即使我现在快六十了,我仍决心保持自己的政治青春。”

江青认真地对维特克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8月25日,维特克乘专机秘密飞赴广州,在广州远郊的一栋别墅里采访江青。采访持续到31日,连续7天,她们每天晚上9时开始谈话,往往要谈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中间仅吃一次宵夜。

在总长约达60个小时谈话过程中,维特克不停地做笔记。江青对她说:“我的谈话怕你记不下来,你就不要做记录了。你注意听就是了。我今天特意录音,把我所谈的全部内容都录下来。我不仅给你全部录音稿,而且录音带也全部送给你。”

9月1日,维特克结束了她的访华旅行。江青在送别时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

维特克回到美国后,一直没有等到江青承诺她的录音带和中英文整理稿,而且,她与江青的中间人—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不断提示,她可以出版她自己的记录,但最好不要写成“传记”。

1974年5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首次报道了江青跟维特克谈话,获知消息的国务卿基辛格的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开始向维特克索取原始采访资料,但为维特克拒绝。

图:1945年,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这是江青与毛泽东度过的相对浪漫、美好的时光。

悲情童年与活泼淘气的青年

江青在西方视野的最早出现,可追溯到著名的医生白求恩。1938年8月2日,他在加拿大报纸撰文歌颂延安抗大时,提到“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江青:“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
文章最后问道,“她快乐吗?”白求恩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淘气”。这时的江青,刚到延安不久,还没有和毛泽东结婚。

1946年2月11日《时代》在《毛的一家》中对江青有更细致的描述:

秀丽、苗条的毛泽东夫人,计划离开延安,到重庆去治疗牙齿。问她是否会与蒋介石夫人见面,毛夫人笑笑,说:“我希望能见面。”

八年前,她一直生活在国统区,是上海的电影明星,名叫蓝苹。她为政治放弃电影,决定前往延安。1939年,在延安,她成为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

这期《时代》还配发了一张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两人站在延安山坡前,毛泽东左手夹烟,侧身注视江青,脸色平和,微带笑意。江青身着臃肿的棉衣,双手插在裤兜里,咧嘴微笑,轻松而快意,甜蜜而开朗。

由于江青在此后很长时间内不公开参与政治活动,西方媒体关于她的报道并不多见。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捕,江青再次现身《时代》。在1977年3月21日《时代》的封面上,江青作为主角讲述自己的故事《从演员到女皇》。

这篇封面故事正是出自维特克之手。她花费数年时间整理脱稿的《江青同志》亦随后出版,在美国、加拿大同时发行。

图:1936年,22岁的江青与她母亲(左)

 

维特克笔下的江青,有一个很不幸的童年。

《时代》报道称:在她出生时,她的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虽然她的妈妈也已年过40,但在江青的记忆里,她妈妈比她爸爸仍要年轻许多。江青还有很多哥哥姐姐,最小的一个都比她大12岁。她父亲是专门制作车轮的木匠,“由于家里很穷,粮食也不够吃,所以我父亲经常打骂我的母亲。”当他粗暴地殴打她母亲时,所有的孩子就都聚集在母亲的周围,这也是他们试图保护母亲的最好方式了。

中国虽以古老的文明著称于世,但在上世纪初,砍头示众等野蛮行为仍很普遍。江青小时候就曾被鲜血淋漓的断头吓倒,病了很长时间,“即使蒙上眼睛,仍能想象到那可怕的残杀情景。”维特克写道:

一天放学后,她正往家走,她的注意力突然被一种奇怪的脚步声所吸引。她抬头一看,迎面走来一个老者,扁担上挂着两颗人头,一边一个摇晃着,鲜血淋漓。她被惊呆了,慌忙调转头跑回家。到家后,她的书散落了一地,她本人扑倒在床上,大病了一场。

童年记忆刻骨铭心,在人的一生中很难磨灭。透过“文革”中种种非人道的、司空见惯的武斗场面,依稀可见江青早年记忆中的血腥和暴力。

由于受不了家庭暴力,江青很小时,母亲就带着她离家出走,靠给大户人家佣工谋生。晚上,母亲经常把江青独自一人留在家里。维特克用很精细的描写向读者暗示,她的母亲这时可能已沦为暗娼,以此来维系她们两人的生活。

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待在与母亲同住的房间里,雨水流过那破烂的窗棂,窗上已没有几片窗纸了。借着仅有的一盏小油灯所提供的光亮,江青一动不动地在炕上坐了几个小时,什么事也没做,一直等她母亲的归来。天快亮了雨才停下来,这时母亲出现在门口。

为了在深夜找到母亲,这时年仅五六岁的江青,就试图克服走夜路的恐惧。她害怕恶狗,还曾经被恶狗咬过。维特克在她的传记作品《江青同志》里提到,江青曾撩起裤角,让维特克看她的脚踝上部,仍可以看出恶狗咬过的疤痕。

演员时期的江青登上《中华》杂志封面。

“我只生过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就是主席”

1929年,江青入读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主要学习现代戏剧,同时也学习一些古典音乐和古典戏剧。学校免交学费,而且提供免费食宿,每个月还发给2元钱的津贴。“那时我只有15岁。”江青对维特克说,“我并没有技术和学业方面的入学资格。我之所以被接收,仅仅是因为学校女生太少的缘故。”

在这里,江青发现了自己的演艺才能。尽管在校只有一年,但她学到了许多东西—不仅广泛地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接触到各种乐器,包括钢琴。

此后,江青与该校师生赴北京演出。江青对维特克说:“那年我只有16岁,在北京的生活非常艰苦。我那时的装备太寒酸了,甚至没有什么内衣和内裤。尽管我把家里最好的棉被带来了,仍冷得发抖……那时我还不懂得政治,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没有什么重要的见解。我只知道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非常喜欢戏剧。”

1931年初春,江青来到青岛,在学校、工厂和农村巡回演出时,还是青岛大学的旁听生,她上过闻一多的课,听他讲唐诗、小说和戏剧,也经常听沈从文讲授小说。她的大学生活很清苦,每天只吃两个烧饼,因为两条腿骨瘦如柴,又细又长,朋友们给她起绰号,叫她“麻杆”。

1933年江青在青岛加入共产党,随后,由党组织安排赴上海,开始其演艺生涯。她在《玩偶之家》中扮演娜拉而一炮走红,其后又出演过不少左翼电影。期间,她还因涉嫌参加进步活动,坐过国民党的监狱。
1937年,抗战爆发,江青辗转由上海抵达延安。在这里,她遇到了毛泽东,两人很快同居并正式结婚。

江青知道国际上关于她同毛结婚时的各种流言蜚语。因而,她有话要说。维特克写道:

在共产党抵达延安时,毛主席和他的第三位妻子贺子珍已分居一年有余。而江青本人则是1937年夏末从上海经西安到的延安。这时,贺已经离开了西北,在苏联疗养。“谁该对离婚负责?是贺子珍,而不是主席。”江青尖锐地指出。

江青认为,贺子珍是一个极固执的女人,她“从不曾理解毛主席的政治世界”。她对维特克说:

长征期间贺子珍几次负伤,红军到达西北时,她的健康状况使她无法照顾孩子,无法与其他人正常相处,毛对她的行为也无法忍受。贺自作主张去了西安,没有人能劝她回来。

1939年,贺子珍及两个孩子(女儿当时还很小)被送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她得到很粗略的治疗,那些试图控制她的专家们使她的情形更糟。由于绝望,她开始打孩子,最后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孩子们被送进了孤儿院,而她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四十年代后期,贺子珍被送回上海,住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里,定期接受电疗。

一些国外媒体称江青有过两个女儿或许还有一个儿子。维特克就此向江青求证,江青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说,她只生过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就是主席。

图:1967年4月21日,出席北京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从左至右: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杨成武、姚文元。

样板戏是“真正的革命”

1949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北京。中共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及孩子,在中南海这座从前的皇家大院里都分到了一套住宅。

但是,这些警卫森严的深宅大院,并没有给江青带来绝对的安全感,她经常怀疑暗中有人在谋害她。1969年,已经被正式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被称为密谋抢班夺权,刺杀毛泽东。对这场震惊中外、至今仍迷雾重重的权力斗争,《时代》披露了很多细节,都是江青向维特克说的:

“林彪的人画了我们住所的地图,企图发动袭击,炸死我们。”江青说,1969年,林彪还准备给主席和她的食物里下毒。江青因此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直到最近才渐渐康复。

《时代》还用很大篇幅报道了江青的“样板戏”革命,从中可以看出江青在京剧改革初期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和孤独无助。

当她在60年代初着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工作时,世界上几乎没有用芭蕾舞来表现军事行动的先例,而且几乎也没有一个人支持她的意图。为了在领导人中寻求支持,她邀请周总理观看早期排练,周总理去了,指出很多缺点,她们都一一改正了。

为了用军队的方式教育她的舞蹈演员,江青决定把她们下放到部队里生活几个月。就在她刚刚发出指示时,周扬就从文化部他那“高高在上”的办公室宣布:他已经派这些芭蕾演员到香港表演《天鹅湖》!

图:1967年5月,北京街头的红卫兵。此时的江青已经登上了她权力的顶峰。”

不顾周扬的反对,江青继续与芭蕾舞团一起到几个城市巡回演出。回到北京后,她特意为周总理安排了一次演出。周总理说这是“真正的革命”。显然,来自总理的支持,帮助江青克服了文化部门的阻力。而江青本人在指导样板戏时,要求也非常苛刻,对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不放过。维特克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描写:

一位演员记得,当小常宝唱一段戏,叙述她母亲被土匪杀害了时,她坐下来,用双手遮住脸,让眼泪在手指间流淌。江青说:“无产阶级不这样哭。”江青挺直了身体,让她面对想象中的观众,让泪水流下来。“工人阶级哭的时候不是坐下或把头低下来,他们站着哭。”江青说。

江青把京剧改革中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到电影界。她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导演中心制”,代之以“党的民主集中制”。但和维特克谈话时,江青从不掩饰自己对资产阶级电影的喜爱,她不止一次提到美国著名影星嘉宝,“我非常喜欢嘉宝。她气质高贵,性格有一点叛逆,她的表演毫不做作,也不夸张,在19世纪资产阶级电影中绝对是一流的。为什么美国的金像奖不发给嘉宝?这简直不公平。”她问维特克:“她还好吗?如果你回到美国,能见到嘉宝,请你把我的话转告她,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

采访中,维特克向江青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这么喜爱嘉宝的电影,为什么不公开放映,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看到?”江青回答:“我们允许资产阶级电影在小范围内放映。如果公开放映,人们对这些影片会展开政治上的尖锐批评,这对嘉宝显得太不公平了。”

在这次采访后仅仅4年,江青就从她人生的巅峰迅速跌落。《时代》在全文的结尾提到,毛泽东在辞世前,写了一首诗给江青,提醒她在此后的政治较量中,有可能摔得粉身碎骨。江青把它当作毛泽东的临终遗嘱,在她的支持者中广泛传阅—

图:1980年11月20日,被隔离审查四年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进行了公开审判,12月24日上上午江青为自己辩护时大喊:“我怕过谁,我就是无法无天。”

“你被冤枉了。”毛告诉江青,“我老了,就要死了。今后我们阴阳相隔,彼此都可以安宁。这是我给你的最后几句话:生命有涯,革命无涯。过去的十年,我努力攀登革命的高峰,但是没有成功,你可以做到。但如果失败了,就会落入无底深渊,粉身碎骨。”

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毛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江青被逮捕隔离,从权力的巅峰跌下无底深渊。但在《时代》眼里,她仍是20世纪最有权势的华人女性。


© superlee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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