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不从造成不稳定的根源着手解决问题,中国政府常常只是提供肤浅的短期解决方案,结果更有可能只是将许多问题掩盖起来或敷衍了事。


原文链接:China’s Gradual Revolution
来源:
作者:杨国斌(Guobin Yang)
发表时间:2011年3月13日
译者:蓝枫
(@lawrence2020

在埃及示威者迫使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差不多一周后,要求在中国发起类似革命的匿名号召出现于服务器架设于国外的网站上。匿名活动家要求民众每周日在中国13个城市的指定地点聚集。

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应,逮捕了不少知名异议人士并在预定的城市部署了大量警力。在接下来的星期天,警察在指定地点集结叫人们离开,并将反抗者拘留。外国记者受到了粗暴对待。

这就是中国“茉莉花革命”如何只走到迄今这个层面。虽然这一切的确显得有些突然,但巨变不太可能发生在中国,不过也没有理由感到绝望:改变已经在中国持续了数年,但在形式上显得比大部分身在该国之外的人所理解的更为微妙。

中国政府于1989年对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进行镇压后,人们普遍认为北京已粉碎了任何供重要异议人士成长的机会。但抗议活动在此之后却变得越来越普遍,抗议的议题多种多样,从薪资待遇和土地污染到修建大坝和动物权利。参与者有工人、农民、移民、环保人士和公益律师。

互联网上的抗议活动也是日益普遍。我最近统计的网络行动有60例,从数量众多的博客到很是活跃的论坛再到请愿书,统计年限仅仅只是2009年和2010年。然而,这些抗议活动只是要求诉诸改革,而非革命。它们通常只是地方性的,抗议对象聚焦于腐败的政府官员和施加于中国公民的具体不公,并且不同活动的参与者并不相互之间进行联系,因为当局禁止出现组织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基础广泛的团体。

因为存在种种政治禁锢,抗议者只是表达适度和具体的诉求,而不是要求诉诸整体的改变。中国社会的多元性意味着人们有时会出现利益冲突,因而也难以形成任何相左的全局性观念形态。换言之,政府可以接受某种层面上的地方骚乱,只要它清楚它有能力防止骚乱蔓延。

虽然互联网具有开展革命的潜能,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也牢牢地掌控着互联网局势:他们对网络力量的领悟要远甚于他们的中东同行,在他们感受到骚乱势头蔓延之时,他们经常会限制互联网接入。

与此同时,他们小心翼翼地不让互联网接入被完全切断,他们清楚莽撞对他们而言只会适得其反,而且还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

然而,圈外人所常常惦念的是对强有力的政府控制作出回应。深谙中国政治反抗的种种可能性和限制的活动家已开发出了开展网上和网外动员的新形式。

例如,利用互联网迅速组织非正式的“散步”,而不是正式的示威,这是当代的行动主义大趋势的一部分,中国活动人士通过挑衅行为而非直接对峙来挑战,为难甚至羞辱中国当局。

这种行动主义是有效的:即便中国政府进一步强化社会控制,但它仍然采取了措施去安抚公众焦虑。中国总理温家宝为了表明他对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察觉,他在过去两年里三次在网上和中国网民进行交流。 不断有新出炉的法律和政策被用来解决活动人士所提出的问题:例如,在一宗毒奶粉丑闻曝光还不到一年之后,中国制定了该国第一部食品安全法。

然而,不从造成不稳定的根源着手解决问题,中国政府常常只是提供肤浅的短期解决方案,结果更有可能只是将许多问题掩盖起来或敷衍了事。例如,《食品安全法》的出炉迄今并未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更何况,北京投放于“维稳”的力量和资源——中国2011年的国内“维稳”经费预算要超过其军费——意味着中国当局几乎没有致力于实质性改革的任何意愿。

某种可能性一直存在,若这些趋势延续下去,现实与民众期望之间的一系列落差将会激化为更富有雄心和组织性的现实行动。不过,考虑到当前中国当局和公共活动家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这种行动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出现。

杨国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亚洲与中东文化系教授,著有《中国互联网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一书。

本文刊载于2011年3月14日的《纽约时报》纽约版A叠第2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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