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1 CCN特约记者  徐秋颖 综合报道

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极小的弯曲,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集体认识”所笼罩,你会怎么样?


2010年11月8日,中国第十一个记者节,照例也是一个记者不放假的工作日。这天,记者李普永远地休息了,享年92岁。

李普的一生注定坎坷,沉浮于历史的起承转合之下:生于1918年,炮火之中成长,新中国诞生之际声名鹊起,“文革”中被扣上“特嫌”帽子,退休前担任新华社副社长。

不过,他人眼中的“大官儿”李普,却更愿意别人介绍他为记者。在《》副社长杨继绳眼中,李普除了住的房子大以外,不像个“大官儿”。

李普的已故好友黎澍曾说“他在下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上级,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

照片中的李普鹤发童颜,大多都是微笑的表情,就像他喜欢穿红色衣服一般,带着些许喜庆。不过,“他是满怀忧虑离开人世的”,杨说。

李普退休后,并未沉寂。相反,他晚年笔耕不辍,对于公共事务积极谏言。9月24日杨去看望李普,谈起新闻自由,李普说:“新闻立法的关键是保护言论自由。有这一条就足够了……”这也是李普和杨的最后一次谈话。

“我们的民主传统”

刚满六岁的李普,被父亲带着去上学,因为在家时认识些字,父亲便要求学校让他跳级,在父亲的观念里,把进学校看成科举时代“进学”考“功名”一样,“进学”得越早越好。

李普的数学一塌糊涂,常常弄得汗流浃背,以致对以后学习自然科学课程都感到害怕。年老时回忆起来,李普将父亲归为“三个埋怨的人”之一。他感叹,“或许我能成为另外一个人,不只是个会耍耍笔杆子的吧”。

初中时代的李普爱好新文艺,可谓文艺青年,尚左,鲁迅则是青年导师,“鄙视一切古代典籍,连旧体诗词、乃至正规的学校教育一概在否定之列。”李普在《我要埋怨三个人》中写道。

即便如此,李普的写作才华并未止步不前。1938年10月,长沙大火,李普第一篇报道《长沙大火中的幢幢鬼影》发表于《观察日报》,此时李普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长沙县地下党嵩北区区委书记。

1939年初,李普成为一名正式记者,供职于《观察日报》,然而《观察日报》很快被国民党查封。

1940年,李普辗转来到重庆,成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的记者。这年,他22岁。

李普后来回忆说:“我在那民族危亡之秋受到了左翼文艺的影响,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要求民族独立、要求民主自由。逐渐模模糊糊地感到做新闻工作比从事文艺能够更直接地为我的理想服务。”

但是,国统区的新闻审查,让李普不快,他曾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中说道,“我实在不想当这个记者,记者一点味道都没有。”

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对当时新闻不自由的一种抱怨,李普从1942年开始任编辑、研究员兼专栏作者。

1945年2月,李普负责撰写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介绍中共解放区的专栏。随后,这些文章辑为《光荣归于民主》一书,由上海中共地下党以“拂晓社”名义于1945年底出版。1980年这本书再版时改名为《我们的民主传统》。

抗日战争结束后,李普重新做记者,曾作为随军记者跟随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其报道《揭开大反攻的序幕》后选入小学课本。不止这一篇文章,比如《开国大典》,此文令李普成名。

动荡年代的“读书人”

“他关于刘伯承的军事著作,受到军事家的称赞;他关于经济的论文,和著名经济学家的论著同列竹帛。”杨继绳曾如此表述。

建国后不久,李普调任中宣部任副处长(那时中宣部没有局,部长下面就是各处),地位不低。但这并没有帮他躲过一劫。

1955年“肃反运动”中,李普为两个亲属的冤假错案所牵连受审查两年,最后被认为“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而调离中宣部。

于是,在他的档案里就留下一顶“特嫌”的帽子。事后回想,未必是件坏事,靠边站的两年,打倒“右派”正火热进行中。随后,他到北京大学筹建政治系,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李普难逃厄运,他的“特嫌”问题再次引起注意,并成为“中南局第一大案”。

那时,李普已被关“单间”隔离审查,妻子沈容被关在办公室里接受审查,区别是沈容还可以定期放回家去洗澡。

很多年后,李普夫妇才得知,当时解他们困境的是两位同在研究室的同事——苏如拭和黄书泰,他们自告奋勇进行调查,才将李普头上的“特嫌”的帽子得以“甄别”。

1973年,李普被调回新华社担任北京分社社长,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第二天李普就回到新华总社,参与清查“四人帮”的余党活动,然后留在新华总社,从国内新闻编辑部主任一直工作到副社长。

这些都足以成为其后炫耀的资本,但李普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更多的是反思。

在旁人看来,李普在官场不顺,杨继绳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一直保持知识分子那种气质、那种独立、那种率真。“知识分子要独立思考,要有独立的人格。在中国官场,这两条是非常犯忌的。中国官场听话是第一位。”

李普在《洋女婿土老帽》一书中曾表述,更愿意做个读书人,“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两个称呼,都太空泛。读书人这个词比较实在,要真正读书的才能算数。我愿再读十年书,让自己加几分清醒,减几分糊涂。”

记者只能当丫环

为此,晚年李普还学会了电脑,“整天盯着电脑看啊看”,和李普相熟的戴煌夫妇说道。

李普生前为《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这本颇为大胆的杂志曾几度面临绝境,在以后的岁月,李普都是《炎黄春秋》的积极扶持者。

不仅如此,李普的文章开始见诸国外媒体,对于公共事务更是亲身参与。

戴煌曾撰文道,“李普对于独裁专制、官场腐败等仇恨至极,对批揭腐恶黑暗的种种举动,积极支持。”

李普曾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如果要对我也采取这种办法或者也把我监禁起来,我告诉你,我毫无办法,我毫无办法反抗,要把我投进监牢,那就投进监牢好了,没有办法。如果谁要把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也毫无办法。我跟你说,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那时候叫做: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工作、革命、不怕死。”

杨曾提出“两头真”的概念,而李普则是原型。“年青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

“人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一个人所思所想和所为,同他处的环境分不开。如果我再活一次,再一次处于那样的年代,再一次面临那样的环境,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小年轻,一定会再一次走我当初走过的路。”李普回顾他的思想历程如是说。

杨认为,李普说的是实际情况。但可怕和危险也恰恰在这里。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极小的弯曲,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集体认识”所笼罩,你会怎么样呢?你是将生命化作夜空的闪电,还是因势就范,坠入历史的陷阱?纵观历史,前者只是极少数殉道的烈士,多数人只能是后者的命运。

“我这辈子见那么多人,每个人写500字,留到今天就很有价值。可惜了。我经历那么多事,每天写500字,该有多大的价值?我现在不能采访了,参加活动也少了。”李普曾对杨说,“在我们国家,记者只能当丫环,不能当小姐,只能当陪衬。”

2010年11月12日,李普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兰厅举行,8月30日,他曾在众人搀扶下在这里送别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谢韬。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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