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
王二是个有钱人，很多很多钱。王家的高墙大院，既为邻里所艳羡，又被人厌恶。艳羡是因为邻里们其实也想有高墙大院，厌恶是因为只有而且偏偏是王二住在高墙大院里。
王二不是一直都很有钱的，当年他和所有人一样穷。只是王二从来都不甘于贫穷，他需要的只是致富的时机。王二发的第一笔财是靠种地种出来的。他不仅干活干得比谁都卖力，而且很有商业头脑。别人都种粮食，他种的却是蔬菜，然后可以赶上几十里地去城里卖菜。一年下来，他挣得比谁家都多。没几年，王二就有了一点积蓄。因为进城多，他发现城里什么都好卖，而且越来越觉得靠天吃饭挣钱总是有限的。于是，王二就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钱，在村里办起了一个小作坊。王二买了十几台缝纫机，找了村里十几个中年妇女，开始做点衣服、鞋子、毛衣什么的，然后拿到城里去卖，生意很是不错。王二的小作坊不久就变成了大作坊，然后生意也越做越广，钱也越挣越多。直到那时，王二在村里都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红眼的人总是有，但多数人还是觉得王二的钱是他该得的。
初尝挣钱滋味的王二这时才发现，原来他那种挣钱的方式是属于又累又慢的，还有很多不累又快的挣钱渠道。
首先是土地。村里的土地全是公有的，公有的特点是这些地值多少钱给谁用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村里的干部说了算。王二很轻松地就从村里拿到了大片几乎是免费的土地，造别墅，建农家乐。这些别墅和农家乐，自然是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或者运营。王二从中赚的当然也有辛苦钱，但算来算去，最大头的钱还是来自于他的土地几乎是不要钱的。
然后就是贷款。村里农业银行给的贷款利率才5－6个百分点一年，王二心里一算，这么低的利息，做点什么买卖也不可能亏啊？就算是贷款买点钢、买点铜或者买点房子囤着，一年的回报也够还利息的，这钱也太好挣了。王二去找银行贷款，银行自然是非常欢迎，一路绿灯不说，最后利率还能下浮10％。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王二贷款贷得越多，他挣得也越多，而且一点都不费劲。
最后就是专营权。王二起家靠的是卖菜卖衣服，但那些市场竞争太激烈，利润越来越薄。但有些生意，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意，利润空间却一直很有保障。这样的生意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当然，恰恰就是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利润才可能这么有保障。王二花了大功夫，终于也分上了“国计民生”的一杯羹。
王二自从抓住了“土地”、“贷款”和“专营权”这三个关键词之后，其财富的增长立刻变成爆炸式。但村里人对他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不少人觉得：王二发的是不义之财，他挣的钱是以牺牲村里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恐怕是中国正在面对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挑战之一。说到收入分配，笔者上个月去了一次墨西哥。下了飞机我就被同行的人告知，墨西哥有两个世界之最：这里有世界上活着的最胖的人，还有世界上活着的最富的人。当然，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听到这件事情，你就不得不好奇：世界上最富的人怎么会出在墨西哥这么一个无论按人均或者按总量都不算很大的经济里？又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比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人更富有？听到谜底之后，恐怕没有人会觉得惊讶：卡洛斯•斯利姆旗下的通信公司碰巧几乎完全垄断了墨西哥的电信市场，他拥有的公司市值占到整个墨西哥股市市值的接近2/3。之所以提起墨西哥，是因为这是一个收入分配一直很成问题的国家，而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水平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恐怕已经超过了墨西哥。
当然，中国不是墨西哥，在很多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墨西哥的经济在过去这十年里的增长率大约只有3％，中国则是超过10％。换句话说，墨西哥是在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大的分配差距，你甚至可以大胆猜测，也许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增长缓慢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中国则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伴随着高速的增长。在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微妙的权衡：中国有很多又累又慢致富的人，就像早年的王二，也有很多不累又快挣钱的人，就像后来的王二。前者贡献了中国的增长，但这两拨人同时都在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毕竟这两拨人都在富起来，只是方式很不一样就是了。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如果仅仅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收入”上，是很难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的。中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现在是45％，这个税率，对于那些早年的王二而言，恐怕是一个很高的税率了。你辛苦的挣了1块钱，4毛5就得当税交了，这还是在公共服务不是很到位的情况下。这么一个高税率，即便可以缩小分配差距，恐怕也会遏制创新、努力和增长。但45％的边际税率，对于后来的王二而言，恐怕只能说是太低了，这里的假设还是王二真的会交税。因为王二后来挣的钱，已经完全和他的努力无关了，他多挣的钱就是别人少挣的钱，他财富的增加等同于他人财富的减少，这里即便是100％的边际税率恐怕都嫌少。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效率损失的问题，价格的扭曲和垄断经营，造成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王二挣的钱要严格小于整个社会其他人的净损失，因此就算王二把全部的钱都交出来也不足以弥补损失。
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中，想把早年的王二和后来的王二分开是很难的。在中国现存的市场环境下，在不少时候只有一个王二，你可以在很多中国富人身上同时找到早年的王二和后来的王二的影子。因此，任何再分配的方式，都会面对无法区别两种王二的难题，这使得再分配不会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方式。
但收入分配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不通过再分配，如何治理呢？很难也很简单：先消灭第二种王二生活的土壤。这几乎必然意味着，要撼动中国经济中尚未真正市场化的部分，要明晰在中国仍然不够明晰的产权，要让政府从一个市场的参与者变成一个维护者。如果土地是谁的都不清楚，如果银行利率完全不反映真正的资金成本，如果竞争被人为的消除，公平从何谈起呢？这样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不管是大还是小，都很难是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分配总会有很大的人为成分。不要忘了，30年前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分配问题是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那个时候我们更不市场化，产权更不清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大。
这里并不是说只要是市场决定的，政府应该完全不去管收入分配差距。即便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产生的收入分配状况，也未必是社会选择意义上最优的分配。但如果我们分配的基础，因为人为的原因，就是不公平的，那最好还是先去修理这些基础为好。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在一个不公平的基础上，通过再分配得到一个公平社会的。
（本文作者郭凯是专注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问题的经济学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专业方向为国际金融和中国经济，现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1月出版新书《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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