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反应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等人,指出,我为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同日另电告刘、陈:我们已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之抗议,申明如不撤围,破裂之责在彼。中央决定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98]

1月14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八路军各师,新四军,各战区并周恩来、叶剑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速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苏北、山东我军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队须遵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应付最严重事变。[99]

1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出:“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这稳健的态度遭到毛的痛斥,他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指出:“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100]

1月23日,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应坚持华北为八路军生息之所,将八路军基干兵团转移晋西北以对付蒋之决裂。同日,毛泽东覆电:17日以后,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现已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根本决裂问题,唯军事方针还只能取守势,目前还不能下调动大部队的决心。要求彭答复:目前我能集中多少兵力?三个月内能否从华北抽五万兵力,筹五个月经费?[101]

同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称:“我们与蒋合作已经没有好处,对我们没有好处,对蒋因日本停止进攻,也没有好处,因此这种合作已无存在之可能。”“如果日军与国民党反共军配合,那我党有很大危险,将会受到损失。同日,他致电刘少奇:“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我们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前的估计不适用了。”[102]

1月26日至30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八路军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挺进军司令员萧克,一二零师师长贺龙,鲁南八路军将领徐向前、朱瑞,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等连电中央及朱彭,请缨南下驰援新四军,讨伐亲日派,驱逐国贼何应钦,并要求召回重庆代表,撤回各地办事处,拒绝考虑继续撤退等任何条件。30日,彭德怀致电各师并报毛泽东、朱德:因蒋介石消灭新四军,应讨伐亲日派,以八路军主力向西北突入四川。[103]

毛泽东同意攻入四川,认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但中共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夺取西北,控制中苏西北交通枢纽,就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因此,他强烈要求苏联停止对国府的军援,立即准备“公开援助我们”,特别是设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以便通过兰州接通苏联,接取援助。他明确表示:“如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问题迟早必须解决”。[104]   

这真是莫名其妙的群体歇斯底里。皖南事变完全是项英等人故意违抗军令,不惜挑起误会引出来的冲突——顾祝同的担忧确有道理:皖南部队既不走北路,也不走东路,却突然秘密南下,那当然有可能不是准备从镇江一带渡江,去参加攻击韩德勤军,就是根本不准备渡江,却想打到国军后方去,国防军当然只能以武力制止。更何况项英事前就准备以战斗消灭国军,那打起来又能怪谁?哪怕是国军蓄意歼灭之,那共军也不过损失了区区七千人,而光是在此前的黄桥战役与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就消灭了国军一共两万余人。若是再把此前新四军在苏南、苏北、皖东等地消灭的国军以及八路军在华北各地消灭的国军算上,少说也有十几万。和这比起来,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袖还有什么气不平的?却“只认进,不认出”,竟然不惜孤注一掷,欲以重兵突袭抗战大后方四川,甚至不惜乞求苏联派兵援助自己。这岂能是中国人(遑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想得出来的?

可惜斯大林不听毛的指挥。他只要中国拖住日本,以便他心无旁骛地与希特勒分割欧洲,于是毛泽东只好悻悻决定推迟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105]

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河南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毛泽东欣喜若狂。2月2日,他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起草致重庆、、上海、新疆等办事处并八路军、新四军各师、各战略区电,谓: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之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已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各地应强调宣传蒋介石此种全力对内的反革命作法,完全为敌人造机会,如不变计,必至闹到亡国。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收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周恩来坚决拒绝。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106] 所以,哪怕形势危急万分,蒋介石为保存民族血脉忍气吞声谋求妥协,他仍然要“坚持尖锐斗争立场”。

同日,毛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雪枫、李先念、黄克诚、张云逸并告彭德怀、左权,通知他们:敌向豫北进攻有六个师团之众,汤恩伯五个军受大损失,尽撤向平汉路以西,桂系八十四军亦受损失,正在混乱中。你们应不失时机集中大力向河南发展[107], 要他们再度趁火打劫,与日本友军夹攻国军,并再度强调“全力以赴”,不留半分余力给日本人。

刘少奇立即响应了毛的号召,2 月8 日,他致电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罗炳辉,指出:“汤恩伯部已狼狈西撤,损失极大。敌占太和、项城、南阳、镇平等地,并有向洛阳进攻之势。我彭雪枫部主力已西进至阚集及其以西板桥集、口孜集、江口集等地,设法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并相机以一部渡过新黄河,向平汉路东发展。彭部现正肃清皖北地方顽固势力。我李先念部已北进向豫南发展。皖东四、五支队及游击纵队应密切注意敌人对大别山的‘扫荡’,而不失时机的向皖西发展。目前你们在战略上的任务是建立桐城、庐江、舒城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加强无为阵地。”“同时你们要负责到江南芜湖附近建立根据地。”[108]

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毛指出日本人为什么要进攻河南:

“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109]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若共军撤到黄河以北,失去了在国军根据地内扩张的可能,当然要“破坏日本利益”,却能增进中国利益;而中共留在黄河以南大规模歼灭国军,破坏了中国的利益,却增进了日本的利益。所以,当国府试图逼共抗日时,日本人当然不能坐视,要对中共慷慨施以援手,使国府的逼共抗日政策不得不流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针对国军在河南的重兵集团下手,而不能在国共杂处的华中地区发动进攻,以免不慎摧毁共军,使得那事实上的第五纵队再也无法从内部颠覆国府。日本人从来精通这一套,当年纵容孙中山颠覆大清以及先总统袁公,在日俄战争爆发时资助列宁,早就是轻车熟路了。毛泽东因为不学无术,对日本人毫无了解,才会“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 ,只知道庆幸日本人代他粉碎了国府逼共抗日的计划,为此幸灾乐祸:“(蒋介石)又没有料到华中大举剿共的军队会遭到敌人的扫荡,破坏他原来的计划。”[110]

但毛将抗战时国内的三大势力看成是“蒋、日、我,三国志”,说得确实很准确。不过,那是中共和日本人形成事实上的蜀吴联盟,彼此默契策应,共抗国府那“魏国”。在对下级的指示中,毛多次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敌我友关系的实质。

1940年11月30日,毛致电周恩来等,指出蒋介石“对敌对我没有防线,这是其外部不稳固。” [111]  明确地把中共与日寇一道划为国府的“外部”。

1941年4月5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彭德怀、左权、陈毅、刘少奇,对山东、华中的战略部署提出意见,指出:“在日蒋矛盾依然尖锐存在条件下,反共军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给我党在山东、华中巩固扩大根据地以有利条件。”“但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题。”“因此你们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112]  

这就是说,“三国”的实力达成了一种均衡,谁也无法迅速吃掉谁,至少在山东与华中如此。既然如此,将“顽、我”的力量加在一起,不就能压倒“敌”的实力,将日寇至少从这些地区中驱逐出去么?“砥柱”为何不愿这么干?很明显,若是这么干,我党便再也没有机会发国难财了。同理,“我”若和“敌”联手彻底灭了“顽”,则也就无法再养寇自重、籍寇自肥,只怕还要被“敌”彻底扫荡。因此,最有利于“我”的办法,还是将“敌”视为统战对象,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将“顽”视为打击对象,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8月17日,毛泽东与王稼祥致电陈毅、刘少奇:“对待伪军应采用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对伪军中的两面派分子,应控制使他们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们。”“我们应耐心地采取七擒孟获政策。”[113]  

由此可见,中共对“顽军”与伪军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对“顽军”是“全力打击”、 “全力以赴”、“全力对付”、“不怕破裂”、“猛烈反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对伪军则示之以威,结之以恩,只需让其承认并尊重自己的实力即可,不能“结成生死冤仇”。这种“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令侵华日军极大受益。国军地方部队受不了两面夹击,纷纷投降日本人。“顽军”长官们这么干,倒不是出于其“阶级本性”,而是共党不给他们别的选择:投靠日军后反倒成了“孟获”,能享受中共的“恩德”,从而保存实力,而若投靠共军就只会被我党将其部队彻底消化后,把他们当作粪便排出去。

据冈村宁次说,他在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后,了解到防区内的国军没有中央军,都是地方军,乃是各派系旧军阀,虽接受中央政府军饷,但对蒋介石未必忠诚,只求保存实力,因此他要求部下对这些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有效。从1942年春开始,那些将领陆续投降,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日军。据他估计,到战争末期,投降日军的地方军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约30万。他说,这些将领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初次见到他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道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114]

如所周知,除了个别例外如何键外,抗战前还真没有几个地方军阀与我党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都对剿共毫无兴趣,更对共党本性毫无认识,因此多与我党密谋倒蒋。陈济棠、蔡廷锴、陈铭枢、李宗仁、刘湘、杨虎城、张学良、阎锡山等人,都曾与我党有过勾结。抗战爆发后,许多杂牌部队开头还打得非常勇敢顽强,然而滞留在敌后的军阀们到后来却与我党成了仇人。这仇恨竟然大过了国仇,以致连在台儿庄战役中拼死杀敌、死不后退、因此立下大功而被举国爱戴的名将庞炳勋都投降了日本人,您说我党“反摩擦”的威力大不大?

注释:

[1]《毛泽东年谱》(中),203页。
[2]《毛泽东军事年谱》,27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3]《毛泽东年谱》(中),280页。
《毛泽东军事年谱》,262页。
[4]《毛泽东军事年谱》,276页。
[5]《毛泽东军事年谱》,264页。
[6]《毛泽东军事年谱》,278页.
[7]《朱德年谱》,212-21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
[8]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273,276,279-28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9]《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4856/74857/5095526.html
[10]《彭德怀年谱》,220-221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彭德怀年谱》,222页。
[13]《朱德年谱》,215页。
[14]《彭德怀年谱》,222页。
[15]《毛泽东军事年谱》,293页
[16]《朱德年谱》,215页。
[17]《彭德怀年谱》,223页。
[18]《彭德怀年谱》,224页。
[19]《朱德年谱》,217页。
[20]《彭德怀年谱》,224页。
[21]《朱德年谱》,217页。
[22]《彭德怀年谱》,224页。
[23]《彭德怀年谱》,226页;《朱德年谱》,219页。
[24]《毛泽东年谱》(中),193页。
[25]《中央书记处致中共中原局》(1940年3月14日)。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7页。
[26]《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7页。
[27]《毛泽东军事年谱》,273页。
[28]《毛泽东年谱》(中),134-135页。
[29]《毛泽东军事年谱》,275页。
[30]《陈毅年谱》,264页。
[31]《陈毅年谱》,264页。
[32]《陈毅年谱》,265页。
[33]《陈毅年谱》,266页。
[34]《彭德怀年谱》,226页。
[35]《陈毅年谱》,270页。
[36]《陈毅年谱》,269页。
[37]《叶飞回忆录》,157-1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38]《陈毅年谱》,272页。
[39]《毛泽东军事年谱》,312页;《陈毅年谱》,274页。
[40]《陈毅年谱》,276页。
[41]《陈毅年谱》(上),275页。
[42]《毛泽东军事年谱》,313页
[43]《陈毅年谱》(上),277页。
[44]《毛泽东军事年谱》,314页
[45]《陈毅年谱》(上),280页。
[46]《叶飞回忆录》,177页;《陈毅年谱》(上),280-284页。
[47]《毛泽东军事年谱》,317页
[48]《陈毅年谱》(上),287-288页。
[49]《陈毅年谱》(上),288页。
[50]《陈毅年谱》(上),291页。
[51]《毛泽东军事年谱》,318页。
[52]《陈毅年谱》,293页。
[53]《陈毅年谱》,294页。
[54]《陈毅年谱》,294-297页。
[55]《毛泽东军事年谱》,321页
[56]《毛泽东军事年谱》,322页
[57]《陈毅年谱》,301页。
[58]《陈毅年谱》,304-307页。
[59]《毛泽东军事年谱》,322页
[60]《毛泽东军事年谱》,322页。
[61]《陈毅年谱》,310页。
[62]《陈毅年谱》(上),317-319页。
[63]《陈毅年谱》(上),321页。
[64]《毛泽东军事年谱》,332页
[65]《毛泽东军事年谱》,332页
[66]《陈毅年谱》(上)323-325页。
[67]《彭德怀年谱》,241页。
[68]《毛泽东军事年谱》,335页
[69]《毛泽东军事年谱》,336页
[70]《毛泽东军事年谱》,337页
[71]《毛泽东年谱》(中)273-274页。
[72]《毛泽东年谱》(中),276页。40年12月25日。
[73]《毛泽东军事年谱》,341页。
[74]《共党二年来在各地破坏抗战之非法行动纪实》,1940年3月印行,42-55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75]《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最高原则》(1939年9月27日);《对某党应取态度之原则》(1940年2月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藏档,特009/16-12,15。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1-412页。
[76]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643号。417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1-412页。
[77]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9廿五)973。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9页。
[78]《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电》(1940年10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504-506页。
[79]  《彭德怀年谱》,240页。
[80]《毛泽东军事年谱》,326页
[81]  《蒋委员长令》(1940年12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印,第521页;《徐永昌致蒋委员长签呈》(1940年12月1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4页。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82]《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呈蒋委员长》(1940年12月3日),来源同上。
[83]《困勉记》卷六十三,1940年12月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来源同上。
[84]  《周恩来关于和蒋介石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40年12月2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121-12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85]  《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1940年12月29日,《皖南事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8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第520页,来源同上。
[87]  同前引《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呈蒋委员长》(1940年12月3日),来源同上。
[88]  《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8页,来源同上。
[89]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32-433页。
[90]  《毛泽东、朱德关于皖南新四军应分批走苏南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2月3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5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34页及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91] 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92]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36页。
[93]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37页。
[94]《徐永昌日记》(1941年1月8日条)第六册,第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95]《困勉记》卷六十四,1941年1月12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国民政府在皖南事变前对四十八军所发阴谋部署之密电》(1941年1月),《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9页,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96]《徐永昌日记》(1941年1月15日条),第六册,第11-12页。
[97]《困勉记》卷六十四,1941年1月16,17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98]  《毛泽东军事年谱》,342-343页。
[99]《毛泽东军事年谱》,343页。
[100]《毛泽东年谱》(中),289-290页, PDF版电子书。
[101]  《彭德怀年谱》,245页。
[102]  《毛泽东关于“一•一七”命令后形势的估计给刘少奇的通报》(1941年1月2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87页。
[103]  《彭德怀年谱》,245页。
[104]  《毛泽东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关于请问崔可夫苏联何时可以公开援助我们给周恩来电》(1930年1月30 日),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0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05]  《毛泽东军事年谱》,344-345页。
[106]  《毛泽东军事年谱》,347页。
[107]  同上。
[108]  《刘少奇年谱》(上),PDF版电子书,无页码。
[109]《毛泽东关于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2月7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06页。
[110] 《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報》,《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46頁。
[111] 《毛澤東關於目前蔣介石反共政策的實質及我之方針致周恩來等》,1940年11月30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104頁。
[112] 《陈毅年谱》,346页。
[113] 《陈毅年谱》,361页。
[114] 《冈村宁次回忆录》,327-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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