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涵漠 《 》( 2011年04月06日  10 版)

赵亮

  从外表上看,纪录片导演赵亮是个打扮光鲜,走在时尚前线的“潮人”,但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用摄影机执著记录下那些苦难的人群。抬起摄影机时,这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工作狂,但放下摄影机之后,他却始终流露出一种精疲力尽的无力感——

  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一栋极具朋克风的电影院里,当来自中国的纪录片《在一起》放映结束后,等待导演赵亮的是500多名观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在如此热情的表达方式前还不太自在的导演,甚至不由得感觉“让我站在那儿半天,挺尴尬的”。

  两个月前,这部反歧视艾滋病纪录片成为第61届柏林电影节全纪录单元中唯一一部华语影片。“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一名坐在观众席的德国记者赞叹道:“它让我看到中国人对艾滋病人的态度。”

  当回到北京的最近一次放映,能容纳100多人的影厅里座无虚席。仅仅85分钟的影片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仍然没有人起身离去。墙壁上贴着不太显眼的电影海报,春天里,漫山遍野开着粉白色的杏花,3个身患艾滋病的主人公在杏树下微笑着谈论生死和未来。

  “我想下辈子投胎变成鸟,飞到哪儿都能去。”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女孩就在这海报前重复着11岁男孩胡泽涛的愿望。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眨巴着哭红了的眼睛,“我从没想过艾滋病人会是这样一群人。”

  巨大的电影幕布上,是曾经被刻意忽视的感染者。云南、黑龙江、上海、四川……赵亮几乎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这些城市寻找这个人群。防艾组织向他推荐感染者,上百个人与他在网络上联系,他们因共用吸毒注射器、母婴传播、卖血、宫外孕手术输血或不安全的性行为,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着。

  云南的一个大男孩,迫于经济压力,只能吃最廉价的药维持生命,每天卷起裤管,用蘸着碘酒的棉花棒一点点地涂抹正在腐烂的双腿。“那种味道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赵亮说。

  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老人,生活节俭,一辈子连烟都不抽,在山里植树造林。可一次去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同村人都嘲笑他“搞破鞋了”才得这种怪病。老人生命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等死。过年时,只有暖气包上几个皱巴巴的小苹果陪伴着他。

  还有一个黑龙江的女孩,“结实又漂亮”。在正式拍摄前,人们都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个小姐”。可在镜头面前,这个女孩哭着说,自己的第一个男朋友、也就是之后的丈夫,在结婚前就因卖血得了这种病。对她来说,保持活下去的勇气是很难的事情,“每天晚上做梦都在哭”。

  看起来,那是一个和赵亮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40岁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黑色皮衣和米白色窄腿裤,即使安静地坐在电影人扎堆儿的咖啡馆里,也是打扮最潮的人。有时,他每分钟就会用iPad“织条围脖”,并不忘记用自己的iPhone4手机上传“山花烂漫野长城”的照片。

  “我喜欢穿得好看一点。”他笑起来。随后又歪着头反问,“难道外表光鲜的人,就不能去拍那些苦难吗?”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用镜头记录苦难。1995年,这个生长在边境小城丹东的男人,从丹东电视台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认识了一些“主动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一带的流浪艺术家”。在那里,他记录下圆明园画家村被强制解散的事件。

  此后,他又用12年的时间拍摄北京的上访村。这个长发青年,每天骑着自行车寻找拍摄对象。苦难是那里生活的主菜,他常常“一边扛摄影机一边流眼泪”。

  “憋12年拍一个片子,这得是个什么人啊,我挺想不通!”《在一起》的录音师施谦感叹。

  但赵亮声称,就是在长达12年的拍摄过程中,他“变成一个老爷们儿了,不再轻易被感动,更多时候会在脑子里思考”。但那段回忆已经无法抹去,这个工作起来总是“苦瓜脸”的导演,曾经认真地问录音师:“我十几年都和这样的人交流,面相都变苦了吧?”

  3年前,顾长卫筹拍与艾滋病有关的电影《最爱》,并打算寻找到一些艾滋病人进入剧组。顾长卫找到了已经在独立纪录片界颇有名气的赵亮,试图为这些病人拍摄一部纪录片。

  对于赵亮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小世界”。《最爱》和《在一起》两个剧组的成员都难免会生出担忧,布景部门的人担心,“盖房子、搭景常会有伤口,这会感染吗?”还有人担心,夏天男人们都打赤膊,流汗会不会引起传染?

  剪辑师冯章顺还记得,第一次和感染者们吃火锅,他心里一直犯嘀咕,“吃完一顿饭,连菜是什么味儿都不知道”。施谦最早见到的则是一位异装癖,“当时我得在他身上别话筒,可我手一直抖,怎么都别不上。”

  “我们对艾滋病只有最粗浅的了解,一开始时,心里难免会害怕。”导演助理耿军回忆,那时赵亮只是扯着脖子喊了一句,“操,没事,不传染!”

  “虽然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怕不怕。”耿军笑着补充了一句。

  渐渐地,这个“不K歌也不闯夜店”的导演发觉,“就这么在一起生活,像亲人一样,真没什么。”但当恐惧消除后,另一种更复杂的情感又出现了。

  “特别纠结。”他叹了口气,再一次在镜头之外产生焦灼的无力感。

  2010年除夕,赵亮前往山西临汾拍摄胡泽涛的家乡。全家只有这一个孩子是病人,母亲早逝,父亲续弦,在那个穷困的小山村里,这种病足以让家人难堪了。镜头中,煮着粉条、腐竹、青菜的火锅就是这家人的年夜饭。但那一张脏兮兮的小脸吃得再起劲儿,也从来不敢把筷子伸进火锅夹菜。

  “爸,给我夹块豆腐。”孩子举着碗怯生生地喊着。

  同行的人还记得,当时这个东北男人“气极了”,他甚至大声质问那位父亲,“是你不让他在锅里夹菜吗?”

  如今,这个小男孩就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童星一样,坐上飞机,参加柏林电影节、香港电影节,和国际明星一起走过红地毯。

  但赵亮总还是会担心,一旦他们回到家,将要面对的还是低矮的土房和破旧的土炕。可他相信,“尽管这个片子不可能一下改善个人的命运,但让更多人看到他,逐渐或缓慢地让感染者的生存处境稍微改善,总有些现实意义。”

  而对于小男孩胡泽涛来说,影片拍摄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和家人同锅夹菜了,这或许就是最现实的意义。

  没有人知道,这个仍然常常被称为“新人导演”的40岁男人,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地对灰暗的现实感兴趣。因为在生活里,他无疑是鲜亮的,“挺时尚的一个小伙儿”。

  工作伙伴们还记得,在拍摄《在一起》的4个月时间里,尽管那片山区甚至没有网络,但这个导演从来没有忘记“臭美”,“总穿特别紧的T恤,有点英伦范儿,一天一件新衣服,连颜色都不重样”。

  但是,当他扛起摄影机,一切就改变了。在同事们看来,他是“对待工作最认真的人”,漂亮的衣服“蹭得满身泥也不在乎”。平日里,虽然“很真诚,掏心窝子”,可是一旦走进镜头的世界里,就“常态性歇斯底里”。

  “你傻啊,这么好的镜头,全被你毁了!”这个工作狂不只一次对不小心穿帮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

  可当他卸下自己的摄影机,却常常感到精疲力尽,“做纪录片真的太苦”。因为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可除了这些,还能关注什么?我想不出来。”这个总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的男人相信,“只要是个人,有点良知和正义感的话,都会去关注这些,否则,就是愚昧和懦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如今,他40岁了,他的纪录片第一次真正走进电影院,排队等候的观众将整个影厅坐满。而在电影人聚集的咖啡馆,这个男人在接受采访时连续吸了5根香烟。一个朋友走过来调侃他,“哟,主流导演来啦!”

  “马上就回归了。”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能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是件很愉快的事,可我的立场和观点不会改变。”他更坚信,自己关注的苦难,其实“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主流”。

  “每个人不都在遭受着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吗?”一个短暂的疑问句之后,他吐出一口烟,“这是一个多么粗糙的世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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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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