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崩溃、权贵盛行时汇率市场化绝不可行

 

2011-4-12 FT中文网

 

   
货币市场化、金融自由化的前提是坚实的实体经济,以及独立而严厉的法律,当这两个条件不具备时,所谓的货币市场化就是权贵套利的机会,破碎的经济与贪婪的权贵使社会走向深渊。

 

   
抗战之后的汇率市场化不仅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反而成为经济衰退最有力的推手,这恐怕是宋子文始料未及的,这位被诬为大贪的中国第一大银行家,真正的罪过是在条件不具备时,在战争时期、恶性通胀之时,过早地推动了中国汇率市场化。

 

   
194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由代行政院长兼任该会委员长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经济政策核心是通过开放金融市场,稳定币值,重建统一的经济体系,恢复经济活力。

 

   
二战后中国经济一度有复苏趋势以内资论,战后经济复苏较快,就工厂和工人数统计,1947年底全国登记工厂数为15048家,工人100万人,比1936年分别增长了1倍多和64%,在棉纺织等领域厂家与产量超过战前。这让宋子文在1946年上任之初充满了经济与货币改革的信心,但与包括外资在内的1936年全国总产量比较,则火柴为0.70,棉纱0.67,煤0.52,面粉0.37,钢0.17,铁0.05,只有电为1.21,棉布为1.28。战后轻工业尚未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距战前有相当距离。

 

   
要命的是,经济正待复苏,中国陷入内战,导致民国政府的经济从常态体制向战时体制,很快陷入新一轮恶性通胀状态。1945年8月,法币发行额为5569亿元,为战前的395倍;到1947年2月,达到48378亿元,为战前的3430倍。1946年初,法币月增发1千多亿,而到1947年4月,月增发额已超过1万亿。物价上升速度更是高于纸币发行速度。

 

   
宋子文看到财政收支急剧恶化,声明“事实上在预算外之支出,为数过巨,且多系临时支出,事前难以预计,收支相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赖于中央银行之垫借。此种超额之支出,则以军费为最巨”,宋子文的此类声明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再度恶化了他与蒋之间的关系,蒋认为其卸责,不顾现实不尽筹资义务,将罪责推给最高领导人。这也是孔贪腐而更受蒋信任的根本原因,因为孔不问不声明,任劳任怨为蒋筹资。

 

   
此时作为财政、货币大员,需要做的是牢牢控制住货币,中央银行回笼纸币抵押物贵金属与外汇,以免货币体制彻底崩盘。但宋子文所做的恰恰相反,二战后他自信十足要复苏经济、实行货币自由化。

 

   
1945年6月25日,时任行政院代院长的宋子文在重庆宣誓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在此前的2月25日,在宋子文的主导下,已经通过《开放外汇市场办法》。办法主要是1美元合法币2020元,指定中外银行27家及少数行号及经纪人经营外汇买卖;贸易划分为自由进口,许可进口,禁止进口三类;出口除了特定禁止出口商品外,其余均可自由出口,但须先结汇。由于当时外汇黑市基本徘徊在2000法币兑一美元,一般低于2000法币的水准,定在2020上比黑市略高,有利于推动出口,限制进口,吸收侨汇。3月4日开始,中央开放外汇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中央银行每天以明配和暗售的方式在上海买卖黄金,控制市场走向。

 

   
货币稳定计划的乌托邦无法抵挡日益恶化的实体经济的进攻。法币购买力日益下降,大众争先将手中的法币转换成美元、争购黄金以保值,到8月19日,中央银行不得不宣布将法币与美元的比价下调到1美元兑换3350法币,但法币下跌无极限,1947年2月,黑市美元兑法币比价突破l万元。与此同时,上海黄金外汇市场价格暴涨,金价每条超过600万元,较一年前上涨了4~5倍。央行无可奈何,不得不停止出售黄金,这更引发对黄金的疯狂抢购。

 

   
1947年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决定自即日起禁止黄金、外币买卖及流通,加强金融业务管制;将法币与美元比价调高为l2000比1;严格管制物价;实行主要日用必需品对公教人员的定量定价配给制度。不到一年,宋子文的金融自由化、汇率市场化彻底垮台。

 

   
宋子文之所以敢实行金融自由化,一是因为在30年代废两改元与法币改革这两大货币改革均取得了成功,第二是因为其手中握有王牌。王牌一是美国的贷款援助,美国顾问扬格在宋子文的耳边灌下迷魂汤;二是抗战之后孔祥熙留下的外汇与美元储备。1945年底,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达到其历来的最高峰,为85805万美元,其中黄金为568万盎司。1947年孔祥熙赴美定居以前,对旧友表示“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事实是,到1947年2月,央行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三是抗战胜利后接收的实物物资。苏浙皖区接收物资实物即有棉纱4万件,棉布454万匹,棉花9.7万担,黄金51万两,白银857万两,住宅2424幢,办公大楼75幢,店铺283幢,各种船舶l603艘,各种车辆6229辆;l946年仅上海变卖的接收物资收入即达6698亿元。

 

   
每次的汇率自由化,权贵资本都成为最大的获益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币外汇汇率的挂牌以美元为准,官僚资本企业便长时期以20元法币合1美元的低价,获取官价外汇。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重新开放外汇市场,并改定外汇汇率为法币2020元合1美元,权贵资本抢购廉价外汇,据国民党内部相互揭露的数字,单是宋家的孚中公司和孔家的扬子公司就在开放外汇市场的短短一年间,分别从中央银行“申请”到外汇153万美元和180万美元。不仅权贵家庭,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别,在痛斥金融自由化伤害国本的同时,以冲锋的速度抢购外汇与黄金。为了利益,无法扭转乾坤,每个人清醒地往绝路上走,政权必然垮台。

 

   
金融自由化与汇率市场化的失败,说明任何依靠外界的援助都不可靠,实体经济破败时实行金融市场化是自寻死路,而难以抑制的权贵套利让民国的金融市场化加快往绝路上走。

 

注:记得有一次见到吴景平教授,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宋子文的同情。

   
在特殊的背景下,常有特殊之举。

   
大痛苦中,任何常规政策都难以讨好。

   
此文的出处,难一一注明,事实上,资料研究已经非常详尽了,这是学者们的贡献。

   
从资料到逻辑、到历史与金融的结果,还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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