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本是一场混合动力的革命。
从甲午（1895年）到辛亥（1911年）这17年间，中国内部养成了三种主要的政治动力。第一种是激烈的革命派，与清政府为敌，以颠覆为己任，以排满相号召；第二种是温和的君主立宪派，试图改良垂死的政府，并建立宪政；第三种是袁世凯的实力派，以袁氏为核心，以军队为资本，说不上有明确宗旨，惟利益所在，即驱驰所向。
清政府对第一种革命的力量固然要打压；光绪、慈禧两天内先后崩殂，宣统皇帝即位，摄政王载沣对第三种私蓄军队的力量也如鲠在喉，去之而后快，于是袁氏奉旨“回籍养疴”。而皇族内阁一建立，改良政府的宪政也就遥遥无期了，立宪党人自然不满。清政府就此隐伏下以一敌三的局面。
武昌首义，各省群相呼应，势如破竹，虽是革命党发动，而各省立宪派无不加入，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敌对。除了在海外的梁启超尚发表“虚君共和”的议论，国内的立宪派人物或任民政长，或任都督，尽入革命政府。而袁氏的军队一时战，一时和，终于劝动清室退位，把共和国总统的名位纳入囊中。
首倡革命者孙中山也，何以推翻前清以后，掌握政权的却是前清之罢黜再起的袁世凯？简单说，一个凭口舌笔墨相号召，没有巩固的力量；一个有军队做基础，靠实力驾驭政治；孙的声势固然为袁所忌惮；袁的实力，却远不是孙所领导的革命党所能消解的。所以袁氏当国，孙始终局促一隅。
从癸丑（1912年）到戊辰（1928年），又一个17年。
以混合力量得天下易，以混合力量治天下难。共和国建立了，建国的三种力量却不能和平共事。于是，民国初期的政治情势，大抵是革命派和北洋官僚派（此时尚无“军阀”之名）对抗，立宪派夹在两者中间，多数时候倒在官僚派一边，残余的保皇派亦偶露峥嵘。
有力量者不肯守规矩，守规矩者往往无力量。官僚派不肯守规矩，革命党也不肯。这些分歧力量不可能一夜间归于一统，于是有“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有袁氏称帝，有溥仪复辟，有南北对立格局，有两个政府两个总统，有联省自治，有军阀混战。
这17年，当时的人一定觉得异样漫长。
北洋练兵，始于李鸿章，成于袁世凯。袁若不为自己谋总统，则所谓师、旅长者，或许仍是老老实实带兵，不致存非分之想。而既要他们拥戴自己，就不能不假以事权。这些人一旦占得地盘，军队不敷满足其欲望，渐渐就干涉民政、驱逐省长，忘乎所以，视为当然了。对中央政府来说，授权易，削权难，局面一变而为唐代藩镇模样。袁世凯在世之日，军队统于一尊，还没有派系可言，也无人敢萌此想、敢倡此说。到袁失势时，群雄失驭，结派系，植势力，昵所亲，于是便有了直皖两系、各地“诸侯”。
之后，皖系又分为靳派（靳云鹏）、徐派（徐树铮）。直系又分为洛派（吴佩孚）、津保派（反吴佩孚者）。对外则还笼统称“北洋”。后起者如张作霖之奉军（东北军）、冯玉祥之冯军（西北军），附属北洋派，每自命正统，口口声声“北洋团体”。“北洋军阀”，就成了国人瞩目的新名词。
一百年后，一般人皆以为军阀即“大老粗”。大谬不然。除少数行伍出身者，成名军阀多受过正规教育，再不济也上过“速成学堂”。黎元洪（严格说不能算军阀）与段祺瑞更是其中佼佼者。二人有不少相似之处：父母早丧，家境贫寒，少年时曾在军营中生活，读过私塾，入过军校。黎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教材兼用英文，之后曾赴日考察3次；段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之后留学德国两年。
二人又都有“贵人”提携：黎为张之洞训练新军，段为袁世凯创办军校。黎在湖北，劝张派遣青年学生赴日留学，之后中国留日学生中，湖北竟占四分之一（1906年为1360名），时人称“学界军界人才如此之盛，皆当日元洪一言之力也”。段在小站、保定，督办随营军事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当时陆军最高学府）、参谋学堂，北洋军官多半受教于他，蒋介石即段学生。中国近代之军事教育段功不可没。
民国建立，黎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段五任总理，一任执政。
当其时也，中国政权不稳，财经崩溃，受制他国，亟需统一而未能统一，省能自立于国，国乃因此而不能自立于世界。统一之必要无人否认，牵涉己身便不肯就范。至于统一之方法，时人主张无非两种，一则倡和平法治，一则恃战争武力。17年中绝大多数军阀割地自雄，真正具有统一抱负者不过五六人，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是主和的代表，段祺瑞、吴佩孚是主战的代表，孙中山则时而主和时而主战。做出最初尝试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黎倡导法制、尊重国会，联络南方，以和为贵；段则力推集权，不守成规，团结北洋，以战为方。二人虽都无私心可言，于是亦不能合作。然而，和难，战亦不易，终于无一成功。统一之任留给了他们学生辈的蒋介石。蒋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说也维持了17年。
《孙文学说》有言：然当同盟会成立之初，则有会员疑革命方略之难行者，谓“清朝伪立宪，许人民以预备九年，今吾党之方略，定以军政三年、训政六年，岂不与清朝九年相等耶？吾等望治甚急，故投身革命，若于革命成功以后，犹须九年始得宪政之治，未免太久也”云云。予答以“非此则无望造成完全之民国”。
望治甚急，而完全之民国非一革可成。共和时代，亦且不和。
黎元洪与段祺瑞，两位民国初年的斗争者、合作者，共和民主的蹒跚实践者，在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终了而民权中国未定的情势下，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历史舞台，其成败荣辱，堪为后人之镜鉴。
黎元洪与段祺瑞：和难，战亦不易
绝大多数军阀割地自雄，真正具有统一抱负者不过五六人，做出最初尝试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黎倡导法制、尊重国会，联络南方，以和为贵；段则力推集权，不守成规，团结北洋，以战为方。二人虽都无私心可言，于是亦不能合作。然而，和难，战亦不易，终于无一成功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发自北京、天津、武汉
劝进与劝退
当年，一位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后来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曾计划写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书。孙中山问他进展如何，他说，“已经写了，只有10个字：无须领导人，革命已成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仓促起事竟获成功，随即，将湖北新军第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推为鄂军都督。
随后各省纷纷独立。一个月左右，除直隶、河南、山东及东三省，革命军政府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了。情势危急，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袁提出6个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起事的人；四、解除党禁；五、委以编制和指挥军队的全权；六、给予充足的军费。
清廷已别无他法，只好命袁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军务。
于是袁世凯让幕僚刘承恩、蔡廷干劝黎元洪“务宜设法和平了结，早息一日兵争”。此时湖北方面，黄兴等人刚刚抵鄂，湖南援军陆续到来，士气高昂，颇欲一战。但黎元洪不忘做袁的“思想工作”：“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袁世凯知道革命军这时还不好说话，传令猛攻汉阳。不久，汉阳失守。
轮到段祺瑞出场了。袁世凯命他南下任湖广总督，兼领冯国璋所指挥的第一军。段清楚袁的心思，一到汉口就“主张和平”，任由部下“迭与湖北民军往来”。之后冯国璋被调回北京，南北议和开始。段的代表和黄兴的代表签订密约：其中第二条是“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袁世凯字项城）为大总统”。
12月25日，孙中山突然回国。次年1月1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段祺瑞震惊不已：他认为黄兴和南方背信弃义，“协约未约，南人先组织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前线又架起了大炮。孙中山不得不退让：“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于是，段祺瑞领衔前线四十多名将校联名吁请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之后又发电催促，“现在全局威迫，四面楚歌……是陷九庙两宫为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数日后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一个月后，段祺瑞就任陆军总长。革命军都督“劝进”袁世凯，清廷湖广总督“劝退”皇室，共和国奠定了。
瀛台楚囚
当选之后，黎元洪坐镇武汉，遥领副总统和参谋总长之职。对有声望、有实力的“民国元勋”留守一方，袁世凯是很不放心的。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7月，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讨袁，两个月便告失败，原先掌握的4个省丢失殆尽，孙中山、黄兴又一次亡命海外。北洋势力发展到了长江中下游。认定“非袁则乱”的黎元洪这次站在袁一边。等战事告一段落，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黎元洪的湖北都督就做不下去了。
当年12月，袁派段祺瑞到鄂。段在汉口下火车后渡江见黎元洪，商量整顿军队之事。公务了结，黎送段过江上火车。不料两人上车之后段反而下车，把副总统留在车上。与此同时任命段祺瑞代湖北都督的总统令也就下来了。但两个月后袁世凯又令段芝贵接任湖北都督，段祺瑞回陆军总长任上，他这个湖北都督，纯属过渡。
致家乡父老的通电里，黎元洪写道：“……今者燕京之行，原因磋商要政，将来驻都回鄂，两难预揣……遥望汉江，不禁泪下……”他怕是想不到，回鄂，将是身后之事。
北京方面迎接的规格是很高的。黎抵达北京时，袁世凯以自己所乘坐的金漆朱轮双马车来接他–去年夏天这车拉过孙中山。他就这样被迎进中南海，袁早已替他安排下住处–瀛台，当年光绪被幽禁的那个孤岛，说是为了确保安全。他的房里，挂有楷书一幅，题款“臣全忠敬书”，正是光绪幽居时所写–他不敢以皇帝自居，只好假托“全忠”之名。“我做了光绪的替身。”后来黎元洪常常向故交这么哀叹。
时任总统府机要处处长唐在礼熟知黎当时的处境：
当时府里警卫严密，出进瀛台的人很有限，黎当然对于这样的“优待”不免有些情绪。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渊源，就叫我去联系黎、照顾黎，并且郑重地叮嘱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让他十足满意，不用请示，马上给他办到。所以黎那时推荐什么人，安排个挂名差事，每月拿几百块钱，只要黎开口，提示姓名，我如奉到袁的命令一样，总是当天替黎办到……黎表面上似乎没有担忧的神情，但他内心难免也有些不满……有时黎要见几个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给他找到……我病后就更常去黎处坐坐谈谈。黎不大说什么，送钱去，他总是如数照收。
后来，黎夫人吴敬君患病，黎向袁世凯提出：瀛台太冷，不宜养病，须另找住处。袁起先只是敷衍：“别的地方也是一样，还是这里好。”此时袁、黎两家已经订亲，黎家二小姐嫁给袁家九公子。黎亲家说得多了，袁亲家不得已，只好让儿子袁克定花10万元买下东厂胡同的一所房子，送给黎元洪。黎元洪一直记着这笔账。后来袁世凯病逝，他送了10万元的奠仪，把“房钱”还了。
我非亲王
东厂胡同的黎大德堂如今已烟消云散，只剩下一处当年的小楼委屈地守在中国社科院考古学所里头，边上是几年前新建的王府井访问学者公寓，隶属于社科院。
黎家从瀛台搬到东厂胡同，是在1915年下半年，这时袁世凯称帝的“谣言”早已甚嚣尘上了。
袁世凯先解散了国会，同时组织制订新约法。他设立了总统的咨询机关“参政院”，在立法院成立前代行职权。虽然黎元洪一再力辞，袁还是让他当了议长。而后，参政院修正了总统选举法。要点是：一、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无限制；二、总统任满时，参政院如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得为连任之决议；三、总统的继任人由总统预先推荐，写下名字，藏在金匮石室中。黎元洪对此类法案无不反对，但无可奈何，只有不到会消极抵制。待到代行立法院及代表“请愿”、“劝进”，黎即毅然辞职绝不参与了。在此期间他的湖北同乡张国淦常常去东厂胡同，两人谈到局势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相对泣下。
此时，袁世凯要当皇帝之心路人皆知。但袁坚决不承认，他曾对张国淦说：总之皇帝我决不做。大凡做皇帝者，多半为子孙计。我的儿子克定的本领，叫他布置锡拉胡同，尚能胜任，叫他布置洹上村，便办不了。中国这样大，他哪能胜任？”
袁世凯一旦称帝，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将何以自处？他的左右商议说，袁做皇帝，其子孙得以世袭；如果规定总统世袭，其子孙亦得世袭，有君主之实无君主之名，也许能将“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保下来。他找来张国淦等人讨论，无果而散。
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第一道诏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命在京一定级别以上官员赴东厂胡同致贺。
册封之前消息已传出。黎元洪在家里召集会议，商量如何应对。张国淦说：“副总统果能保持约法上名义，中外观瞻所系，比较上还能达到安全地步，况且事变尚未可知，容有转危为安之一日，即不幸危险发生，副总统为创造民国之人，与民国始终，亦自足以千古。”黎于是点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不惜。”
12月15日晨，京城文武由国务卿陆徵祥率领请见致贺，黎元洪回答说：“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革命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支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转身就走。
袁世凯不死心，又派成衣匠到黎家，说要为黎元洪量制亲王制服，黎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坚拒。之后政事堂送公文到黎家，上书“武义亲王开拆”字样，也被黎退回。自此，袁派驻黎家的旗牌官、内卫等无不深恨黎元洪，终日大声痛骂，故意使他听见，“黄陂置若罔闻”。
两位亲家就这样来了几个回合。向例过年时两家有年礼相送，年末袁遣人送来的年礼以红帖书“赏武义亲王”字样。黎拒收。袁改为“姻愚弟袁世凯”，黎才收下。
君子动口不动手
府学胡同36号的段祺瑞旧居，现在已无从寻觅了，附近倒是开了家叫“府上”的咖啡店。据说，袁世凯和人打麻将赢了，对方把一套值30万大洋的房子抵押给他，他转手就送给了段祺瑞。这是袁的优点：不贪财货。段不肯接受如此大礼。袁就说，这是我送给干女儿的嫁妆。
袁世凯所说的干女儿是段祺瑞的继室张佩蘅。当年她的父亲随袁的叔祖打捻军阵亡，袁世凯把她收为义女，视若己出。她在洹上村长大，袁家称其大小姐。段原配吴夫人去世，袁世凯把她嫁给了段，所以说袁是把段当女婿看的；段则始终以恩人视袁，因为袁对他还有知遇之恩。
不过这房子就在陆军部后面。也许袁还有督促他上班之意。须知这位陆军总长常常不到部办公，把事情交给次长徐树铮处置。袁世凯曾感叹：“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华甫（冯国璋字华甫）要睡到下午；芝泉（段祺瑞字芝泉）则经常不上衙门！”
当年的“北洋三杰”中，王士珍归隐家园；冯国璋外放南京；只有段祺瑞在中央，不但长期任陆军总长，还兼总统府军事处处长，军队的编制调遣、将领的选拔补充，几乎由他说了算。加上长期担任各军校校长，北洋军新生力量多是他“门生”，他不听袁世凯调度的时候渐渐多了。
袁世凯怎么会容许下属“功高镇主”？1913、1914年，他忽然重用蒋方震、蔡锷、王士珍等人，并设立陆海军统率办事处，裁撤总统府军事处，陆军部也被削弱。不久，又成立一个“模范团”。袁世凯自任团长。第一期毕业，成立拱卫军四旅、炮兵骑兵各二团、机关枪一营。第二期时改任袁克定为团长，毕业时成立拱卫军二旅。这就相当于“皇家武装”了。
当时袁、段之间磨擦最巨的，就是模范团。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部分条款，段祺瑞更不上班了，说是病了。袁准了他的病假。到8月，正式免去了他的陆军总长，因为他反对帝制。
段祺瑞曾几次向袁劝诫，帝制不可为。袁恼羞成怒说，“这是克定和杨度他们讨论研究的问题，你何必这么多话！”后来，就以身体不适为由不再见他。段夫人几次骂丈夫“没有良心”，段怕老婆，低声说：“我对老总统爱莫能助啊。”
当时陆军部曾发生茶役偷安炸弹的事件，日本外务省办的《顺天时报》说这是政治阴谋，袁世凯想要除掉段祺瑞。据任陆军部卫队营长的曹树洞说，段在家中差点遇刺，他干儿子罗凤阁因受他多年厚恩，事到临头不忍下手，正要说是受谁指使，段说：你别说了，我也不问。你要说了你的命也没了。你称病吧，以后不要来了。
此后段祺瑞更加闭门不出了。有人传说他被软禁了。软禁倒还真没有，但袁克定对段反对帝制非常不快，便打算用恐吓手段对付他。段夫人听到传闻后通过养母于夫人告诉袁世凯。袁当即把儿子叫来了，说：“你姐夫是对帝制有意见，但不是用兵而是用口。我听说你在外边对他有不利行动，应尽快停止。他是我们家的至亲，现在事还没有定，我们内部就这样，将来更不堪设想。”之后段的安全算有保障了。
当时有人劝他秘密去天津住，他不为所动。后来他对弟弟段启勋说，我受袁氏数十年知遇之恩，如潜出去声讨他，违背旧道德，更遭袁氏父子之忌，也许更危险。只有将死生置之度外，听其发落了。这次的荒唐事，完全是袁克定一手造成，将来的史家可大书曰：袁克定弑父。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劝进，次日临时通知在居仁堂登基。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这两位“重臣”都没来。
各为其主
时任美国大使芮恩施这样评价段祺瑞：他不是一个政客，厌恶政治理论。他总是愿意把事情交给部下去处理，而部下往往使他采取一种他本来不愿采取的方针。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气息奄奄，进入弥留状态。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被召入府内，待袁托孤。那天徐世昌到得最迟。袁世凯看到他，轻轻摇头，意思是自己不行了。徐宽慰他：“总统静养两天自然会好的，现有何事吩咐？”
袁以家属托付他，还没来得及提出继任人选已不能言语。良久溘然长逝。经过商议，在场诸人决定推举黎元洪继任–黎具有法理优势，可以安抚袁世凯称帝后独立的各省。
6月29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确定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为当前要务。同日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半个月后，南方撤销袁世凯称帝后建立的军务院。
在废除帝制前后，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为挽救时局有不少合作，常常联名向西南各省通电交涉。段祺瑞在袁世凯时代也不轻易去总统府，这次为表示客气，亲自到府向黎元洪面呈阁员名单。黎要求补充两人更换三人他也答应了。至此两人的合作还算顺利。
不久黎元洪在湖北的幕僚陆续来京，都觉得段祺瑞不如冯国璋好说话，主张联冯抑段。而段祺瑞那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非常跋扈，常常因小事和总统府的人冲突。见黎元洪时只管催促盖印，黎问及公文内容就以不应干预责任内阁抗辩。
此时国民党阁员、议员占大多数且拥护黎元洪。挟黎自重的内务总长孙洪伊和徐树铮无日不起冲突。结果两人双双去职。
使府院彻底失和的是对德宣战案。
1917年2月3日，美国与德国绝交，准备参加“一战”，随后便展开对中国的外交活动。段祺瑞召集在京外交家商讨后，提出一个方案：先向德国抗议；继而绝交；绝交时再讨论宣战与否。对这个步骤，黎元洪起先没提出异议。
2月9日，中国对德国提出抗议。3月14日，与德国绝交。绝交后就是参战了。
国民党议员不愿段祺瑞在外交政策上获得成功提高威望，便想先借机倒段再议外交。黎元洪左右的倒段派也是这么想。黎本人也担心一旦参战，一则胜败难料，二则军方势力可能加强，尤其担心段接近日本会惹出事来。段那边除徐树铮独持异议，其余人多主张参战，并希望借机倒黎。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总编辑、传记《段祺瑞》作者周俊旗认为段坚决主张参战是因为看到了以下可能性：一、摆脱政敌的掣肘；二、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三、得到协约国方面财政上的支持；借参战之机加强自己控制的军事力量。
请看段祺瑞在《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中提出的参战条件：一、停付德、奥两国赔款，暂缓10年偿付协约国赔款；二、进口关税增至7.5%，待厘金裁撤之后增至12.5%；三、取消《辛丑条约》中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
如果这些条件能兑现，中国政府的财政问题可以得到极大缓解。
有话好好说，宣战案原本是可能通过的。段祺瑞左右的人却提议联络督军开会，给总统府和国会施加压力加快进度。督军们应召到京，知道不需出兵，纷纷赞成参战，还集体拜会各协约国的公使。
他们也去拜见了总统。一向好脾气的黎元洪怒不可遏：你们为什么擅离职守跑来北京？你们都是军人，凭什么闯入国务院和总统府干涉国政？你们有什么资格与外交使团往来？督军们意外遭到痛斥，有点懵了，唯唯诺诺退了出来。
5月6日，内阁通过“对德宣战提交国会案”之后，办了对德宣战大总统提交国会咨文，段祺瑞率阁员请总统盖印。这是交国会审议的正当程序，黎元洪稍稍翻阅即交监印官盖印。不料监印官唐浩镇（黎元洪长子黎绍基岳父）认为参战必败不肯盖印。段怒而离去。黎只好亲自盖印，让张国淦带回国务院。
5月10日，国会开全院委员会审查提案，并未表示反对。不料外面忽然来了数千人的“公民请愿团”，要求当日通过宣战案，否则不许议员出院。这是段的下属傅良佐自作主张，段并不知情。弄巧反拙的是，国会受威逼之后决定搁置宣战案。于是督军们联合签名要求解散国会。
黎元洪扣下呈文，发表了“三不宣言”抵制军人干政：不怕死，不盖印，不违法。
因“督军团”和“公民团”的事，各方面抗议声此伏彼起。内阁成员纷纷辞职，段偏偏不辞，还拟了补充阁员名单。当夜黎元洪原本要发罢免段的命令，看到这份名单并无段派中人，又放下了。但第二天早晨他受倒段派影响，还是免了段的总理。
段祺瑞在免职令发布后就去了天津，致电各省说：“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负责。”之后各省督军就开始闹独立。国会已经通过的总理李经羲不肯到任，声言必须十三省督军盟主张勋同来才能就职。于是黎元洪发出请张勋进京“调停国事”的总统令。段祺瑞得知后对幕僚曾毓隽说：黎此举必上当也。
张勋6月8日到天津后，提出了解散国会的条件。黎元洪明知违法，时势所迫，只好听命，并通电说：“……安徽张督军此次北来，力主调停大局，以解散国会为前提，如不满足其要求，他将不再负调停之职，各省军队将自由行动，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三，为保存共和政体，保护北京人民，保持南北统一大计，迫不得已，才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
14日，张勋入京。
今日君再来
张勋这人，有时还蛮天真的。
6月30日晚，定武军统领苏锡麟接到命令：明日一早挂龙旗。他连忙赶往张勋公馆劝说：“大帅！从徐州出发前，张文生（张勋部属）要我向大帅说，复辟这件事办不得，他们大家签字赞成复辟那是假的。再说，把国家大权交给皇上，那是总统和国务总理的事，咱们办不了。请大帅千万别管这件事。”张勋说：“事情弄到现在，不办也不行了。再说我也愿意办，就是他们骗我，为这事死了也心甘情愿。”
次日张勋拥清帝复辟，溥仪连发9道“上谕”。北京城里冒出了各种各样的龙旗和清朝袍褂。紫禁城内，几位太妃乐得天天去烧香。张勋飘飘然说，“他们推翻清室的人，被称为革命伟人。现在老夫推翻民国，难道不该称为复辟伟人吗？”于是，张大帅又有了“伟人”的名号。
段祺瑞早就明确表示，张勋如复辟，一定扑灭之。7月2日，陆军部机要科科长龚维疆跑到天津找段祺瑞，提议去上海联络孙中山，通电讨张。段笑着说，如果不去南方呢？龚说，您在北方主持，学生即刻去陕西。段说，你小子怎么这么霸道！说完抬头看钟，手夹纸烟出门，龚维疆跟随他来到一个地方。一看，梁启超、汤化龙、叶恭绰、靳云鹏、傅良佐、段芝贵等人都在。秘书张伯英同译电员正在另一间屋译电，凑上前一看，正是段祺瑞讨逆通电文稿–梁启超、汤化龙的手笔。
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成立讨逆军，兵分两路向北京进发。同时他接受黎元洪任命，恢复了总理职务。
张勋进京，只带了十营兵马，大部队还在徐州。他事先跟张文生说好，宣布复辟之后，由张再调四十营兵马开赴北京。电报只说“速运花四十盆来京”，以免泄密。结果这时他真收到了四十盆花，气得连连说，“坏了坏了！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
“辫子军”一触即溃。8日讨逆军兵临城下。东路军进逼北京时，航空学校有两架飞机飞临“辫子军”阵地投弹，继而又在紫禁城投弹两枚。据说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以空军配合作战。
12日，讨逆军攻城。战斗中途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劝张勋去荷兰使馆躲避。张不肯，被强行架上汽车送去使馆。后来，他向人骂那些“盟友”背信弃义：“就是你们总统（冯国璋）从前亦是赞成的，我有大家开会时的签字凭据，宣布出来让全国人看看，是不是我姓张的一个人要这样做？只有段芝泉是劝我不要干的，惟他可以打我，别人不配！”
段的亲信徐树铮参加徐州会议时就没反对，私下还对人说：“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机会就来了。”所以有人说他诱引张勋复辟，假张勋之手驱黎，然后再打倒张勋，以恢复段祺瑞的地位。
7月14日，段祺瑞亲至日本使馆请黎元洪复职。黎心中有愧决心下野，一个月后去了天津。
和难，战亦不易
2011年1月12日，我成了天津小站练兵园唯一一个参观者。设在城墙内的军事博物馆很有特色，然而除了军史展览竟间或有钱币、雕塑、佛像等展出。担心纯正的历史无人关心吗？忽然想起段祺瑞：到天津后他可曾回自己最初发迹的地方看看？
黎元洪走了，冯国璋来了。段祺瑞眼下有两个紧要问题：一是参战，一是改造国会。段对旧国会早不耐烦，要以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选举法，召集新国会。对此，西南各省一致反对。孙中山率海军南下，请国会议员到广东集会，拥护黎元洪组织政府（黎未去）。于是集合一百五十余位议员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元帅，成立南方护法（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军政府。南北形成分裂格局。
段祺瑞一贯主张武力统一。他的战略是用湖南、四川做征服两广、滇黔的基础。直系经常以号召和平掣肘。段知道这是冯国璋的意思，就递了辞呈。冯就势免了他的总理。激愤的段向北洋军人发了一道长电文，说，“就任以来……私冀发挥我北洋同袍之实力，统一国家，奠宁宇内，庶几人民得以安堵，法治乃能设施。此次西南之役……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黩武佳兵，耿耿此心，可对同志……今日中国……所谓法律护国有名无实……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伏愿诸君子……以北方实力即国家实力为念……”
简略地说，他以为要社会安定、法治通行，就要统一中国。他不信约法、国会能护佑中国，认定惟有北洋军人的实力可以巩固国家，挽回时局。
此时独立各省也不愿和解，一面联合，一面进攻湖北。皖系乘机重提武力解决的主张。冯国璋只好命曹锟等率兵入鄂。徐树铮又引奉军进直隶胁迫冯氏。段祺瑞的总理又复任了。起先战事很顺利，曹锟的部下吴佩孚很快攻下长沙、衡州，段祺瑞还亲往湖北犒师。
但直系的江苏督军李纯和江西督军陈光远仍不出力；曹锟回了天津；吴佩孚因湖南督军被无功的张敬尧夺去不愿再战，后来干脆公然通电请求停止内战。
武力统一政策执行不下去了，但段手头还有两个锦囊。一是号称要参加欧战的“参战军”，一是徐树铮通过“安福系”控制的新国会。当年10月冯国璋结束任期，新国会选徐世昌为总统。同时段祺瑞辞去总理之职，继续任参战督办。
南方军政府内部也矛盾重重。所谓的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军阀有军而无政府，除了海军孙中山得不到支持。
1918年4月非常国会提出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孙辞去大元帅，不久赴沪。
年底，协约国与德国签订和约，中国也兴起呼吁和平的声浪。南北双方次年2月开始和谈，谈了几个月最后全无结果。
欧战既已结束，“参战军”名不正，先改为国防军，又改为边防军。徐树铮担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1919年10月他率军进入外蒙，使其在11月17日取消自治回归中国。
皖系又得意了。直系则一面与南方妥协，一面与奉系接近。1920年3月开始，由南方军政府提供数十万“撤防费”，吴佩孚撤兵北上。直奉两系8个督军暗中组织八省联盟，预备倒段。
7月，徐世昌免去徐树铮的职务，命边防军由陆军部直辖。段祺瑞愤而召开军事会议改组边防军为定国军，讨伐直系；曹锟和张作霖也联名通电讨段。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直皖战争只进行了5天就以皖系一败涂地告终。
直军进逼北京城时，徐树铮乘着汽车到银行提款，去琉璃厂书店还账。店主惊愕地说，如此小事何劳总司令大驾。徐笑道：“此刻不来还就还不了了。”后来他进日本使馆躲避，日本人把他藏在汽油桶里，装上汽车直驱天津，搭日轮到上海。
段祺瑞则自请免去职务，仍坚持住在府学胡同家中，听凭处置。直到局势稳定下来，才步黎元洪后尘去了天津。
依法而来，依法而去
1922年6月1日，吴佩孚在洛阳和参谋长李济臣通电话，问到北京情形。之后李给北京的钱宗泽挂电话责问：吴大帅发怒，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好好办？钱宗泽着慌了，忽略“将来”二字，次日一早即向总统府喊话：吴大帅要徐世昌赶快腾出总统府！当日下午徐世昌匆忙出京。
吴佩孚一向不喜欢徐世昌，通电不称总统而称菊人先生。但此时刚打赢第一次直奉战争，原本还想暂时由徐来维持。
此前，孙传芳通电说：“……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法，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销。倘有扰乱之徒，即在共弃之列……”吴于是响应“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主张，拥护黎元洪复出恢复“法统”。这样，一则孙中山无法再以“护法”为名，二则利用旧国会制宪可以遏制联省自治潮流。
黎元洪起先拒绝了。他当过一回没有兵权的总统知道其中苦楚。但经过和幕僚商议，他以大局为重，发出主张“废督裁兵”的通电，痛责督军制造成的危害，以督军们解除兵权、还政于政府为出山的条件。曹锟接电后大骂：“做现成的总统还要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但为了实际利益，还是发动督军们做出口头承诺。于是黎元洪11日通电：“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候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更富政治经验的孙中山则提出“工兵计划”，说直系要表示诚意就先把半数军队改为工兵，否则他还要把“护法”的旗帜打下去。然而直系的武装还没解除，他的武装反先被陈炯明解除了。孙远遁上海，次年才回到广州自任大元帅。
西南各省已经树立自治的旗帜，一面表示尊重中央，一面主张“建设联邦化的单一国”。一些言论团体–如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也赞成采联邦制，说“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
7月1日黎元洪发布命令：地方自治，原为立宪国家根本要图……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定审中外之情形，就偏畸之弊害。一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国家统一前途，实嘉赖之。
8月26日，宪法审议会通过两个议案：一是各省在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可自制省宪；二是地方制度章中应规定关于省宪的原则。
民国的和平统一，此时仿佛有些微茫的希望了。
哪会这么容易呢。在直系来说，黎元洪是个过渡性的招牌，曹锟迟早取而代之。问题就出在“迟”、“早”上。曹锟急于做总统，吴佩孚却想先借黎统一南方再选举曹锟。以曹的津保派为主的议会开始闹事，借财政总长罗文干涉嫌受贿案把以吴的洛派为主的内阁倒了。这是1922年底的事。
此前国会刚刚恢复时有一些议员主张此次国会专事制宪：民国成立10年多了，竟还没有正式的宪法，实在不像话。另一些人则主张先解决总统任期问题。热心制宪的议员想拉长黎的任期，制定宪法再选举总统；另一批议员想缩短其任期，以便早日和曹锟交易。制宪派不得已决定“大干快上”：1923年8月31日前完成宪法，9月30日前选举总统，宪法于同日公布。但附曹派不到会，凑不足法定人数。制宪派就提出修改会议规则：一是减少所需的法定人数，二是出席者可得出席费20元，缺席者扣岁费20元。
但出席费从哪儿来呢？
两院议长去见黎元洪，请他设法筹措。黎见事关制宪，立召总理和财政次长、税务督办等当面议定由海关建筑费中拨120万。曹锟方面得知后，责以事先未交国务院主办，违背责任内阁精神。黎回复说：“……当时国会议决、议长请求……元洪曾遍约阁员，下及财次、公司筹议，始转商税司，缓筑海关，批明用途，乃获定约，不虞今日复有后言。元洪赞助制宪，心在救国，纵责过失，犹胜阻挠，此可请邦人共鉴者也……”
管你是何程序、目的，曹派的人先胁迫内阁辞职，然后就开始“逼宫”。
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警察总监薛之珩等于6月7日集合数百人到总统府，借口内阁无人军饷没有着落，要求总统负责。8日，乞丐公民团到府闹事。9日，北京警察全体罢岗。随后黎宅电话和自来水管被阻断。12日，冯、王辞职，不负维持秩序之责。经历过复辟的黎元洪决心不轻易言退。请看他的通电：“罢岗开会，全城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而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
13日，黎元洪决定离京。他咨请两院撤销复职时提交的辞职公文，并向两院和外交团声明：“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定于本日移津。特闻。”
同日，他发出了7道大总统令，交印铸局发布。其中一道是：“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着即一律裁撤，所属军队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此令。”但印铸局已经被曹派把持，这些命令都未发出。
下午1点多，黎元洪乘火车赴天津，临行将大总统印信交如夫人危文绣带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但火车行至天津新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下令摘去火车头，相持之中黎开枪自杀未遂。次日凌晨他告以实情，印信交接完，这位民国总统才重获自由。
黎元洪刚走，冯玉祥、王怀庆马上自己复了职。曹锟笼络了五百多个议员贿选成功。这些议员想找回点脸面，于是十余年没制成的宪法两三天内完成二读三读，在10月10日曹锟就任那天公布了。
握在手中的杯子
民国军政界要人多半有大宅，段祺瑞没有。府学胡同那套房子说是袁世凯送的，却并没有房契。老袁死后房主拿着房契找总理要房，段祺瑞只好搬家。
段祺瑞的部属、学生，想到自己都有房子，惟老段借住人家的，觉得说不过去。原拟集资代买，后来演变成了代建。房子建在吉兆胡同，建筑费用大超预算，差点成了烂尾楼。建成后，府学胡同的房子便物归原主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直系败北。张作霖和冯拥戴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秘书厅就设在吉兆胡同房子的前院。据说解放后周恩来出面以两套四合院加每月100斤小米的代价向段家置换了这套房子。这事后来成了糊涂账。当年的“老段府”成了今日的总参大院。《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夏雨演的马小军就住在那儿。
幕僚曾毓隽对局面始终不乐观，认为张、冯只因群龙无首暂时推段出面。一天，两人谈论局势，段说：“云沛（曾毓隽字云沛）！你不应当对国家事采取如此消极态度。”曾说：“并非消极。我认为老总在如此形势下急于上台，好比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一攻便倒。”段刚好手中有个茶杯，就说：“这杯子固然是锔在一起的，我握在手里暂时可以不碎，若我放手便落地碎了。”
为使杯子不碎，段祺瑞想了不少办法。
他尝试与国民党合作。可惜孙中山到京不久即病逝。开吊之日他正要亲往唁奠，有人来报告说国民党将在他致祭时“出以非常手段”。左右的人劝阻他。他就临时以脚痛旧疾发作、不能行动为由改为派代表。此后国民党无法合作了。
在此前后执政府召开善后会议。之后开始筹备国民代表会议和起草新的宪法。12月12日国宪起草委员会通过宪法草案。然而国民军和奉军之间的战事使这份草案永远失去了审议的机会。
1926年1月1日，受挫的冯玉祥被迫下野，把职权交给部属张之江。1925年底，冯设局邀请出国考察归来的徐树铮北上，段祺瑞未能阻止。张受冯之命于廊坊截火车枪杀徐树铮。据说，张信奉基督教已很狂热，事后频频祈祷，三句不离耶稣。
当时段祺瑞身边有人主张通电下野，有人则主张为国事忍辱负重，段犹豫数月，不幸又发生“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国民军与奉军在津沽一带混战，封锁海口，英美等国向执政府提出通牒，要求大沽口至天津停战，排除水雷地雷，不干涉外国船只过往。3月18日前得不到满意答复，将采取“必要手段”。
3月17日执政府称通牒内容“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希望各国能“从容妥商”，“勿取激烈之措置”。也就是说，段拒绝了。
但通牒已然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
就在那天，在李大钊倡议下，国民党（时国共已合作）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等近两百个团体开联席会议，决定第二天开国民大会。代表们还进行了一次游行，在执政府门前和军警发生冲突。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告诉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警备司令部指示与市民学生接触时，官兵要万般忍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说，士兵所受教育有限，简单率直，能做到这样忍耐吗？恐怕难免要酿成事故。段宏纲说，只有靠你们尽最大努力来维持防止。
3月18日，数千学生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了示威大会，提出八国如不收回通牒即驱逐公使等6项主张。而后一路游行向执政府而去。结果卫队开枪，47人死亡、两百余人重伤。
奇怪的是，之前几次游行，国民军都随行保护。但那天代理警备司令李鸣钟虽派人带去承诺派兵的消息，却并没有真的派兵。而最初3声枪响是来自“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而不是卫队。
次日执政府通缉徐谦（中俄大学校长，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李大钊等群众领袖。据说事后徐谦去找冯玉祥，想说服他驱逐段祺瑞，但冯就在20日到外蒙古去了（据冯日记。奇怪的是，国内出版的冯氏日记“一月一日至三月十九日日记原稿缺”）。冯在日记中说获知“三·一八”是在库伦（乌兰巴托）。20日，执政府发布对死难者的抚恤令，并调查军警“正当防卫”是否超过必要程度。同日贾德耀内阁全体辞职。
事件的真实经过现在已很难还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段祺瑞不在现场，也未下令开枪。但他已成为众矢之的。当时的报纸报道，悼念“三·一八”死难同胞大会上段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直皖战争后开始食素，此事后更决然）以赎罪。
4月9日夜，国民军包围段祺瑞宅。因曾毓隽提前派人送来纸条告知国民军将有行动，段祺瑞事先去了学生崔子良家中。段宏纲则预先以机枪布防。对峙一夜，国民军退去。
段祺瑞先是在崔子良家中住了两天，11日去了东交民巷，通电政变消息。15日国民军撤出北京。段派人到天津去迎接张学良，张不理会。他知道执政之路到此为止了，在妻弟吴光新陪同下回到了天津。
据说，火车经过廊坊时，他打开车窗西望，历10分钟之久。这里正是徐树铮被杀之地。
许多年后段家后人祭祖时也要给徐上香。这是段祺瑞的遗训。
从事实业，勿问政治
黎元洪复任时，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为了巴结他，挑选40名警察组成卫队。黎去北京时就把这支卫队带去了，不再用军队担任警卫。郁闷或者无聊了，他会找几个熟识的卫士聊天，说后悔不应该出山。1923年6月13日凌晨，他亲自把卫士们推醒，说：“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回天津！”于是这40名警察又回到了天津。在总统身边他们呆了一年零三天。
黎元洪认为自己受胁迫离开北京，仍是合法的总统，就想在天津召集国会，组织政府。他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借了12万元，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凡由北京来的议员，都给500元“旅费”。钱很快告罄了，议员却来了又去。之后孙、段、张组反直同盟，不少议员南下，渐渐有了两百余人（浙江督军卢永祥拿了100万元）。一些议员请他前往上海参与新政府的组建。老友章太炎也催促他早日南下。最后卢永祥一道密电（是别人伪造的）使他下定了决心。
1923年9月，黎元洪来到上海。出乎他意料的是，卢永祥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都很冷淡。他在寓所召集各省代表谈话，广东代表汪精卫说，我对黎先生很敬佩，但对在上海组织政府不感兴趣。其他省的代表说要先请示本省长官。何丰林甚至发布告示：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
11月初，黎元洪乘船前往日本疗养。半年后回到天津，从此不问政治。第一次息隐天津时他就开始投资实业，此时更专注于此。据相关资料，他先后投资银行、厂矿七十余家，金额不少于三百万元，与此同时还广泛捐资助学。
1926年10月，他突发脑溢血，生病期间，所养的两只孔雀突然死了一只。
两年后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山东，要没收黎投资最多的中兴煤矿。他急忙找人向蒋疏通。蒋说：“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的我不能没收。”但他先是向中兴摊派了100万元的短期债券，之后又是100万元的军饷。为了凑钱，黎元洪身心俱疲。
1928年5月25日他在看赛马时突然昏倒。6月1日，让秘书起草遗嘱，告诫子女要从事实业，勿问政治。两天后65岁的黎元洪在寓所病逝。另一只孔雀也在这时死了。次日凌晨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北洋军阀的时代就要过去了。
黎元洪的遗嘱以通电方式发表，其中包括：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更；和平统一，利国富民。
开祭时，他当年的死敌、晚年的近邻（两人的居所相距不到两公里）段祺瑞也来到灵堂，“三鞠躬毕，喟然而叹，似有无限感慨者”。
“八勿”的“复兴之道”
如今，北京和天津之间，每日往返城际列车一百多趟，单程只需30分钟。而90年前，往返京津的路途，往往意味着命运的折转。
民国政客在北京呆不下去，一个转身，就住进了天津租界的豪宅。在这里尺寸之地也藏龙卧虎：离任的大总统、前内阁总理、下野军阀……鞍山道38号段祺瑞公馆（又是借住）数年前还挂着“天津市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的牌子，今天终于成了“段祺瑞旧居”和“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对面的张（此“张”即黎元洪任协统时的上司张彪）园和不远处的静园，都曾是溥仪的“行在”。数百米外段祺瑞老部下靳云鹏的故居则成了天津市文物公司。敲了敲段公馆沉重的红漆大门，几乎听不到声音。不会有人来开门了吧？
因家中人口众多，平日又无积蓄，老段常要受部下、学生的接济。1928年秋，蒋介石第一次到北平–他在保定陆军学堂求学时，段是他校长，听说此事后，便派人送上两万元钱。此后三四年间又送了数万元。生活问题于是解决。
1932年，段的另一位学生、直皖战争中的对手吴佩孚来到北平。此时北洋政府被国民政府取代，他和段一样是失意军阀。直皖两系的旧人却还想借机撮合两人，于是决定利用班禅讲经的机会安排见面。
这一天，吴佩孚到得较早，过一会儿段祺瑞才从天津赶到。吴迎上去用他家乡的蓬莱话说了一声：“老西（师）来了！”恭恭敬敬鞠了个躬。不知是不是故意，段祺瑞用手指着自己的耳朵，说：“我耳背。”
段刚坐下，张学良就派人送来一张纸条，大意是：接蒋介石来电，法会别有作用，希望赶快离开。段说：“那我就走，叫打电话预备专车吧。”说罢就上车站去了。据说他没认出吴佩孚。送他到车站的人向他说：“那个长袍马褂向你打招呼的就是吴佩孚。”他才恍然：“那就是吴佩孚呀！”
蒋介石对段祺瑞在津闲住总放心不下。他认为段虽在野却有潜伏的力量。这时候中日关系复杂微妙，他很担心日本人把段推出来组织傀儡政权，就想卑礼厚币把段请到南方，就近监视行动。
1933年1月19日，蒋派人携亲笔信到天津，请老师南下颐养，以便随时就商国事。段对来人说，我老了，不中用了，介石如认为我南下对国事有益，我随时可以上路。于是1月22日到南京。蒋本人在下关码头等候。次日段乘夜车赴沪，蒋也送至车站。
在世界学院暂住一个多月后，段祺瑞搬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居住。1934年农历二月初九他七十大寿，沪上人士想为他庆祝，他拒绝了，只在玉佛寺以素宴招待各界。段祺瑞断荤茹素，多年来营养不良，继之又长期患胃病，医生劝他开荤增加营养。他说，人可死，荤不可开。侄子段宏纲令厨师把去油鸡汁加在菜或汤内。不久被他发觉，说，我自庚申年（1920年）吃素念经差不多二十年了。如今国难日深，我老了，效国无力，但求早日超脱，你们万不可再恶作剧，增加我的罪过。
1936年秋后，国事更恶化，段祺瑞伤感更甚，竟拒绝诊治和服药，亲拟遗嘱，因无财产，无一字提及家事。在遗嘱中他提出了“八勿”的“复兴之道”：
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存国粹；治家者勿忘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11月1日晚，段祺瑞陷入昏迷，2日晚逝世。南京政府下令以元首礼国葬。吴佩孚亲撰挽联，并请人赴段宅吊唁。他曾对人说：余对合肥之丧，一度任秘书，一度任帖写（衙门中抄写小吏），此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惟对段夫子一人而已。挽联联文为：“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另有一大匾，四个大字为“还我河山”。感慨系之，不只追悼段合肥而已。
1936年11月9日段祺瑞的灵柩运抵北平前门车站，吴亲自到车站迎接，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那已是宋哲元冀察政权的时代了。宋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大炮都没有，放几响土炮，就算是礼炮了。
（主要参考资料：陈志让《军绅政权》，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杜春和等《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程国安《黎元洪传》，侯杰《黎元洪》，鲁永成等《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周俊旗《段祺瑞》，李洁《文武北洋》，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感谢武汉发改委程涛平先生、南开大学侯杰先生、天津社科出版社周俊旗先生、中南民族大学程国安先生、武汉方志馆董玉梅女士接受采访或提供帮助）
性情与轶闻
辛亥革命时，黎元洪首先想到的是家人。清兵进攻汉口时，他托人在上海的公共租界租房子，把家人送去避难。黎家人在上海不随便外出，遇人问话，不说来自武昌，也不说姓黎，而说姓吴–用黎的妻子吴敬君的姓。
黎在天津时，每日8点吃早餐，餐后浏览报纸。看到中国的政局恶化，就用练习毛笔字来排遣烦闷。午饭后他会睡午觉。晚饭后和家人在客厅里聊天，除新闻外多是家长里短。他很喜欢在这时听留声机。9点回卧室就寝。
黎感到精神不振时，便在清晨骑马出游。黎家的花园里有个自建的网球场，他常在下午打上一小时网球，到了冬天便把网球场改为溜冰场，自娱自乐。在北京任大总统时，他常到北海去溜冰。
黎的另一个爱好是京剧。每逢春节，黎家总是邀请京剧名角和杂耍艺人到府演出。在北京时，他常到城南游艺园看戏，这是大众游乐的场所。黎出门看戏或看电影多不要人跟随，相当平民化。
黎下野后虽不过问政事，但对国庆节非常重视，常说，我作为民国的一个平民也应该庆祝。他会准备焰火和露天电影，让百姓在其寓所与他共度国庆。有时他会在私人戏院里举办舞会，戏院楼上有西式冷餐、果汁饮料供客人食用。
黎家在天津盖房时，曾买美国木材大王罗伯特·大来的木料。大来就此大肆宣传，说中国总统盖房都用他的木材。钢笔大王派克拜见黎时送了一支金笔给他并请他签名，之后将其签名制成广告四处宣传。
黎热心教育，屡屡助学。他捐2000元中国银行股票开办天津北塘第一所小学。南开创校他捐“七长公债”1万元。家乡黄陂创办前川中学他捐款3万。他还曾拨中兴煤矿10万元股票，筹备创办江汉大学。后学校未成，筹款被用来建了一座体育馆，即现在武汉大学的宋卿（黎元洪字）体育馆。
袁世凯女婿薛观澜说，段祺瑞与袁克定诸人，悉心揣摩袁世凯作风。袁克定学会不送客，段祺瑞学会不开口。袁的总统府机要处长唐在礼说，段“有主张，不轻于表示，但一经表示，如不采纳，他就不高兴”。
执政府成立后，湖北督军萧耀南派人去见段，说：“萧督军是执政任统制时的士兵，由当兵直到主持一省军政，都是执政培植的，他爱戴执政，犹如赤子之对慈母。”段答：“你告诉萧督军，他是一省的疆吏，他应该对国家对人民好，才是正当的；对我个人好有什么意义呢？”
段见围棋即笑逐颜开，某次和薛观澜对弈想悔棋，薛情急，“老段”二字脱口而出，段一笑置之。另一次，薛和参谋总长蒋雁行在执政府门房下棋，下到一半，忽然看见段执政（彼时国家元首）侧坐桌边，已观局多时。蒋总长抱头苦思，段大乐。
段对文人有礼貌，对武将不假词色。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到执政府，他常当着很多人的面，指着陆说，“这是我从前的兵。”曾任陕西督军的陈树藩说段有很多事误于妻弟吴光新，段说，“小学生（段任保定速成学堂总办时陈是学生）又在乱说，小学生又在乱说。”
吴清源11岁时和段下过棋。当时每个星期天一早，棋手们就会去段家跟他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吴清源赢了那盘棋。段输给一个孩子心情大坏，一个人进了屋，早饭也没和棋手们一起吃。之后他就不再和吴下棋，但如约以学费的名目赞助吴，每次100块大洋。
段从不吃滋补品，但烟瘾很大，下棋或办公时，纸烟决不离口。在北方时，长期吸红司令牌，当时每听8角。到上海后知道这牌子涨到1元以上，改吸国产白金龙牌，当时每听仅4角多。他常告诫晚辈不许奢侈浪费。亲戚眷属偶然穿时髦或艳丽衣服，都不敢去见他。
段与子对弈，子败，段大怒：“弈棋雕虫小技，而你犹不能出人头地！”次日复对弈，子胜，段又大怒：“像你这样无大志大才，也只有在消遣功夫上胜人一筹了！”段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对方，在对方的空里活上一块，美其名曰：公园里搭建小房子。后来他看到日军在东北张牙舞爪，说：“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据为己有。”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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