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North Korea’s Digital Underground – Magazine – The Atlantic查看原文推荐

原文链接: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1/04/north-korea-8217-s-digital-underground/8414/1/

原文作者:Robert S. Boynton

在朝鲜,将事实走私入境或偷运出境,都是冒着坐牢——甚至处死——的危险。然而今天,凭着国外五六家秘密媒体组织相助,公民记者们使用新老技术,对政权的信息铁腕发出了攻击。真相能为这个国家带来自由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个“封闭社会”的典型例子。“自由之家”的出版自由指数排名,朝鲜实打实地垫底——196个国家中位列196。突尼斯和埃及两国人民最近借社会媒体之力,推翻了现有的政治秩序,而朝鲜人民则不同,很少能上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实际上,除却极少数高层人士,朝鲜2500万居民都没有联网。电视机只能接收政府频道。国际广播信号通常都被干扰,电力也不稳定。拥有独立式收音机是非法行为。但每个朝鲜家庭和公司都配备政府控制、连接到中央电台的收音机。扬声器可以调节音量,但不能关闭。在这个新媒体时代中全球信息共享,世界范围内都已经达到信息即时接收,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坚决不让步,政权几乎完全控制国家口径。

2004年起,五六家独立媒体组织在亚洲东北部成立,与朝鲜进行通讯——将这里的消息传出去,同时也将可能推翻政府的信息引进来;朝鲜的与世隔绝,让这样的努力显得更加伟大。这些传媒起义者们双管齐下,将冷战策略(引入美国之音类似短波,输出地下出版物)和21世纪的硬件设施结合起来:SD卡,U盘,CD,电子书,微型录音设备和手机。和所有的情报收集工作相同,他们最宝贵的资产是人力:在朝鲜和中国建起记者网络,连续发送报道,内容大到金正日“选太子”的宫廷阴谋,小到元山面粉涨价。

这些组织凭借朝鲜叛逃者和日韩活动人士的微薄预算维系,半是新闻,半是鼓吹。朝韩战火未熄,两国也都脱不开审查、假情报和赤裸裸的宣传。韩国封锁朝鲜网站和广播,《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活动和材料,如政府认为亲朝,相关人士则面临长期监禁。去年11月,最高法院就裁决一位女性入狱,因为她手中有一部乐曲,曲目标题在颂扬朝鲜。如果认为这些独立新闻机构没有受到这些压力的影响,那未免太天真。但不论他们是韩国意识神态的拥趸,还是支持现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对朝鲜的强硬路线,这些新媒体组织都在帮助建立非常之物:一个朝鲜公民记者军团,在国内做真正的新闻。

他们的工作非法,极其危险,而有所成效。2009年12月,首尔网站Daily NK抢在朝鲜官方报纸《劳动新闻》前,截取了金正日年度演讲稿——这是一份奠定全年意识形态基调的关键文件——让平壤掩面丢尽。去年12月,“开放朝鲜广播”(Open Radio North Korea)爆料,一列满载中国送给朝鲜“太子”金正恩礼物的列车在驶向平壤途中遭毁脱轨,疑为未经报道的反对力量破坏;放在几年前,这根本无法想象。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国驻首尔大使唐纳德•格莱格(Donald Gregg)曾称朝鲜是世界上“为时最长的情报失败”,而突然能得到这样及时的消息,平壤观察人士不免为之一振。就在不久前,专家们还可以对朝鲜畅所欲言,因为没人能证明他们说的不对。大家看法、间谍情报和老套谣言,从来都是这个领域的筹码。

这样无根无据的专家看法后果有多严重,我们已有前车之鉴。2002年,朝鲜专家断言,政权“危在旦夕”,布什总统觉得和金正日会谈毫无必要,况且他本来就对金没有好感,不想理会。朝鲜政权非但没有崩溃,而且2006年10月,还进行了第一次核武器试爆。

这些新闻新组织具有划时代的影响。《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所发表的朝鲜新闻,几乎全部源自Daily NK和开放朝鲜电台这样的机构,抑或经其确认。“国际媒体大部分关于朝鲜的信息都是从他们这里获得,”韩国最古老的月刊《朝鲜月刊》编辑金泳三(Kim Young Sam)说;姊妹刊物《朝鲜日报》经常引用他们的报道。“其他报纸都没有这样的资源、线人,也没有他们那么专业。”就连韩国国家情报院(前KCIA)工作人员也时而联系Daily NK和类似机构,以获取信息。

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好事。今年春天,朝鲜政府就表达了其不悦:“我们已受托以共和国的名义,向那些组织发布了一条严格的警告,他们将成为我们严厉惩罚的首要目标。”该通告对机构点名道姓,平壤观察者认为,从“我们已受托”中可以看出,指示直接来自金正日。这可不是虚张声势。去年春天,两名朝鲜间谍冒充叛逃者,被遣暗杀黄长烨——叛逃入韩国的最高级朝鲜官员。(去年10月,黄长烨自然死于心脏病。)2010年1月,一为朝鲜工人因为在同韩国通电话时说到大米价格,而被行刑队公然处死。

Daily NK位于距首尔景福宫不远的一条蜿蜒小道上,在一栋破旧昏暗的办公楼二楼,非常好找,看起来更像电话中心,而不是繁忙的国际新闻机构。编辑们就坐在绕房间一圈的17个小隔间中。电话响起后,接线人员应答,然后挂掉转接——这是报纸与其记者交流的常规。

Daily NK创始人之一朴尹浩(Park In Ho)用了很多时间在朝中边界招募和训练记者。网站有韩、汉、英、日四种语言,每月访问量150,000。它和其他独立新闻机构一样,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等NGO和私人捐助。Daily NK与同行报纸类似,为朝鲜通讯员支付一小笔月薪(独家新闻会更多),而另外赞助基金,以通过行贿脱离险境。

朴尹浩向我讲述了招募记者的故事。“我通过一家NGO在中国见到他。他从金日成大学毕业,所以必定进入精英阶层。他要求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他搞些炸药,炸死金正日。他认为杀掉金正日,朝鲜的一切就会改变。”他们相处了三个月,就东北亚的历史进行交谈,阅读书籍。“我希望他理解地区形势,告诉他恐怖主义非但不正确,而且什么都改变不了。”现在他成了朝鲜的一名商人,因工作经常奔波,是Daily NK最有价值的通讯员之一。

很多次记者们都是命悬一线。2008年,一名Daily NK记者在越江进入中国时,被保安擒住。这名记者暗中录下了党内官员的谈话,还持有三张内有声音文档的内存卡。朝鲜最近进行了数次导弹发射测试,记者和他的联系人在文档中就国际反应进行了讨论。

他曾与朴尹浩预演过这样的场景,告诉官员自己不过是替人办事,把内存卡带给中国的亲戚,那边的人再把信息卖给记者,拿到好价钱。在朝鲜,有钱能使鬼推磨,除非有韩国或宗教内容卷入。如果这名官员发现记者是在为Daily NK做事,他就会被送进劳改营,甚至处死。记者对官员说,可以给中国的亲戚打电话,证明自己的清白。

朴尹浩严格按规章办事。他有几部手机,每个号码都接不同的记者,在特定日期特定时间通话。如果来电不在规定时间内,就有问题。电话铃声响起时,朴尹浩尽量用他带中国口音的朝鲜语作答。官员觉得自己在同记者的亲戚通话,要5,000美元放人。来来回回几通电话后,钱花了,记者也得到释放(尽管内存卡没拿回来)。然而,官员觉得从朴尹浩身上能得便宜,想拉他和自己做生意。“他有一个月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像跟踪似的。他想做朝鲜的毒品生意,把毒品给我,我卖出去,然后我俩分红。”朴尹浩说。

朴尹浩的另一个高层信息来源是一位高官遗孀,她认为丈夫含冤而死。她生活痛苦,去中国的时候便将从孩子们——许多都在政府工作——那里得到的消息告诉朴尹浩。她在黄海附近居住,有时搭乘当地渔民的船过海。有一次,渔船上来了一名朝鲜海军巡逻人员,老太太只能在渔船仓库里鱼和冰之间藏身。她最终全身而退,却害上了严重的冻疮。朴尹浩出钱让她在中国一家医院住了两个月,总算是恢复了。“不用担心我,”她安慰,“我这么老了,也嫁不出去了,伤成什么样,不打紧的。”

1990年代末,一项大胆的策略又浮出水面:使用影像资料对朝鲜采访获得的信息进行补充。为了解相关背景,我来到日本大阪,找到了石丸次郎:一位48岁的男人,身材不高,神色严肃,留着修剪整齐的山羊胡。他为亚洲国际新闻社(Asia Press International)工作,这一组织中都是特约记者,对阿富汗、伊拉克和中东其他战争地带的报道颇为有名。12年来,亚洲国际新闻社的朝鲜记者们拍下了这个国家最引人注目的镜头。

石丸从90年代就开始访问中朝边界,采访难民,拍摄录像,记录文字。他曾两次合法进入朝鲜,还有一次伪造了中国护照。1998年的一天,经常往来边界的年轻人安澈(Ahn Chul)提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建议:“你干嘛要在这儿拍摄?这太危险了。”他说,“给我录像机,我从朝鲜内部给你拍。”

石丸教给他了一些基本摄影技巧,为他配置了一台藏在购物袋中的摄影机。两人约定三个月后见。安澈带回的影像让人震惊:满身污垢的孩子们赤着脚,从奶牛的粪便里找吃的,挑拣玉米粒。他们目光呆滞地告诉记者,自己的父母早就死了,他们没有家,也没有亲人。这段影像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这次实验非常成功,石丸于是开始训练其他有志向的记者,他在拥挤的中国市场教授他们如何秘密摄影。现在,石丸每几个月就在中国约见他的驻朝记者,帮他们挑选并编辑录影带。

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怎么会有这么多漏洞,滋养韩国观察者们获取新闻呢?这要追溯到1980年代末共产主义崩溃,朝鲜此前长久依赖东欧阵营为保证其人民的生活,此后便无法维系。1990年代中期,接二连三的洪水袭来,收成大受损害,造成了饥荒,最终饿死了100万朝鲜人——也就是全国5%的人口。政府的粮食分配体系失去支持,靠它吃了50年饭的人民不知所措。许多人都挨了饿。还有一些虽然深经苦难,却忍饥来到中国找吃的。1998到2002年间,经由中国逃到韩国的朝鲜人——从前通常每年不过几位——增加了10倍。

这些朝鲜叛逃者们一旦跨过鸭绿江或图们江,就会惊讶地发现,即便是最穷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也比他们高,至少食物是充足的。如果非要说,那中国人民越来越富裕。

因为饥荒,朝鲜的露天市场越来越多。1994年金日成死后,这样的市场就开始出现。人们如有幸能耕种一小片田地,就卖出他们多余的收成。警方试图清肃市场,就会发生骚乱,政府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市场愈发壮大,不止可以买卖大米,还可以搞到走私的韩国肥皂剧和二手电子产品。

随着这种交易的发展,石丸有了新想法。市场既然能得到信息,能不能将影像走私入境呢?他和同事们于是开始制作金日成时期的一段影像,思想性非常微妙:赞扬生活富足、食物丰盈的时代,就是含蓄批评当下的金正日时期,生活贫瘠,食物匮乏。这段录像在日本编辑,送往中国,刻录了几百份。边界上的商人们巴不得有免费商品,没过几天,录影碟便出售一空,在朝鲜上下市场流传开来。

而在另一边,中国人民越来越富裕,淘汰掉了他们的随身听和低价电脑,换上了iPod,为电脑配置了更大的硬盘和DVD刻录机。这10亿中国人的旧货怎么办呢?卖给穷光蛋邻居。(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58%朝鲜人拥有带收音机的录音机,21%从VCD播放机上观看录像。)这些发展为新闻业打开了重要豁口:越来越多的朝鲜叛逃者从国内带出消息,市场的发展和二手科技也为更多信息提供了渠道。朝鲜问题专家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和马库斯•诺兰(Marcus Noland)根据他们对难民的调查,在最近的一篇研究中写道:“不仅外国媒体能更广泛地被接收,而且买卖外媒的限制也越来越小。”

说起科技,朝鲜政府总是拿不定主意。虽然他们的指导思想是“自主”(juche),但仍依赖邻居才能进入信息时代。官方YouTube视频、Twitter和Facebook账号都是在中国注册。直到1990年代末,所有的国际电话都要经由北京或莫斯科接通。国内为数不多的网络连接,也需越境连接中国联通。

只有几千名朝鲜科学家和高官才能上网。大部分朝鲜民众则只能上“光明”局域网,阅读经由审查的新闻、官方文件,使用最基本的电邮服务。光明网2002年建立,是在日本版Windows系统上加以改造,可以在大学、政府办公室中登录,同样还有大城市里,青年人玩游戏看电影的一百家左右网吧中。

拥有计算机不违反法律,但必须在当地政府注册。大部分电脑都来自中国,运行的是盗版微软系统。朝鲜唯一的计算机制造公司——早安熊猫——每年仅产出10,000台。如果说计算机稀少,那打印机更甚。打印机受到严格监管,因为可能传播反政府文件。同样,朝鲜人民不得私藏传真机,只有国家邮政局和营业所才可拥有。发送传真需要高层管理人员许可。而手机——不管是行货还是水货——都是最近五年才出现。

广播是朝鲜政府同民众沟通的主要工具,由于历史使用模式、科技等种种原因,也成了流亡电台的选择。有一些是针对特殊听众。2007年成立的朝鲜改革电台(North Korea Reform Radio),向政府官僚传播自由市场信息(现在正在播放44集的中国经济改革系列);朝鲜知识分子团结电台(North Korea Intellectual Solidarity ,NKIS)既是智库,也是新闻机构,主要针对知识分子(“下层人民太无知愚昧,精英阶层又过于强硬。” 创建者金恒光说)。

一些节目具有鲜明的社会化媒体特征。自由朝鲜电台(Free North Korea Radio)的人民之声就播放对朝鲜人民的街头采访,他们的声音在朝鲜境内播出之前都会经过数字变音。朝鲜改革电台采访现居韩国的叛逃者,他们有些无法融入韩国社会,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对新家的矛盾心理——这本身就是他们刚刚获得的言论自由。

朝鲜人民最感兴趣的,还是本国的统治家族:国父金日成,其子金正日,还有“太子”金正恩。政府的臣民们对金氏家族所知,大部分仅是国家宣传机构炮制出来的闪光历史。他们很震惊地发现,原来金正日是在俄罗斯出生,而不是神一般的长白山;朝鲜人在社会问题上十分保守,听说金正日除了跟几位正妻生有孩子外,还有几个私生子,简直目瞪口呆。

编辑们加班赶点,制作了一系列金氏家族的节目。开放朝鲜电台推出了原创广播剧——2012,意指众所期冀的金日成百年诞辰。故事一开始便假设金正日第二次中风后无法继续执政,想象朝鲜在不远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朝鲜自由电台(Radio Free Chosun)将统治家庭的几部回忆录戏剧化,其中有一部还是金正日的厨师所撰。朝鲜改革电台也推出了自己的原创剧:金正日饥荒期间吃什么?

他们这样做,是认为娱乐和新闻结合,比单纯关注饥荒和人权侵犯(大部分朝鲜人都明白)更引人入胜。证据显示,节目颇有成效。在对朝鲜难民进行的调查中,哈格德和诺兰发现“消费外国媒体”和“负面评价朝鲜政权及其意图”之间存在明显关联。自由朝鲜电台创建者金盛民(Kim Seong Min)就称,自己在政治上的觉悟要归功于短波节目。他曾在朝鲜宣传部门任职,有时会收听自己没收的非法收音机。一天晚上,他听了一个韩国节目,叙述和金氏家族的许多神话截然相反。经过一番研究,他发现广播说的没错,于是开始怀疑,难道自己接受的教育都是一派谎言吗?没过多久,金盛民便叛逃了。

无疑,朝鲜知识分子团结电台是考虑科技作用最多的电台。他们的记者配备韩国手机——而不是中国货,因为他们的技术人员认为,韩国手机的编码协议,更不容易被朝鲜情报人员追踪。NKIS不仅仅满足于购买现成的录音机和摄像机,还使用定制设备,待机时间和录制次数都相当出色。我要求看下设备,被对方友好拒绝。

组织强调技术,是因为其创始人金恒光(Kim Heung Kwang)。金恒光是朝鲜陆军属下咸兴工业大学(Hamhu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计算机科学教授,51岁,看起来却是六十多岁的样子,面容憔悴,一看就知道曾经和政府过不去。他在朝鲜将学生培养成工程师和士兵,最优秀的学生被部队的精英黑客部队招募——据称这些部队2009年摧毁了韩国和美国的政府网站。他曾教过的两名学生最近刚刚叛逃,在NKIS和他共事。

由于携有高科技设备,金恒光曾在朝鲜遭遇麻烦。“我有几本从中国带来的电子书。国家安全部队就因此把我拘捕了。”他告诉我。其实这些书都完全没什么毒害,基本上书名都是激励人心的那种:如戴尔•卡内基的《如何获得朋友并影响他人》。“这不是什么反政府书籍,凭什么就是犯罪?”他苦涩地反问道,“我当时觉得朝鲜体系完全没有希望了,就开始梦想去一个自己能想什么说什么的地方。”金恒光2003年叛逃,一年后到达韩国。

金恒光团队的首批成果,就包括一本电子书,名为《世界村之窗》,是一本204页的入门读物,介绍了韩国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嵌有影像、音乐、照片和声音文件。U盘容量为3G,于是还留有空间,他又加入了一些面向孩子们的数学程序,面向成人的算命程序,还有游戏和一些其他计算机工具。

金恒光把手伸进口袋,向我展示了他特别编码的U盘。插入电脑后,U盘显示为“无内容”,以防落入边防之手。如用户精通计算机,或者没有嫌疑,只要双击图标,程序就会运行,在计算机上安装名为“Welcome World”的文件。(一些创立者反对使用这些隐秘的识别技术,害怕U盘可能会让无辜的人们陷入麻烦。)另外,还有自我摧毁程序。“我们将其设定为一月后,或者一定次数的下载后便自动清理。”金恒光拿着一张U盘解释道,“就算你被抓住阅读电子书,国家安全警察也没有证据。反正你可以说,自己拿到的时候以为是空盘嘛。”

朝鲜政权对信息严格控制之下,这样的颠覆性组织可能会显得有些狂妄——这不但是新闻,也是信念之举。在这些坚持面向朝鲜的小范围广播中,范围最小的要数“可能与朝鲜相关的失踪日籍人士调查委员会”(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on Missing Japanese Probably Related to North Korea ,简称COMJAN)创立的广播站,“潮风放送”。1970年代末,朝鲜开始任意从海滩和公园中绑架日本公民,然后关在平壤25年左右。家人们觉得他们是离家出走,不然就已经命丧九泉。他们究竟为什么被绑架,现在还不甚清楚,尽管很可能与间谍训练有关。甚至确切有多少人被绑,也是个未知数。2002年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峰会上,金正日承认绑架了13名日本人,其中五个还活着(随后被送回日本)。日本政府坚持认为至少有17人被绑架,也拒绝相信其他人都已死亡。COMJAN坐落在东京饭田桥车站一幢不算漂亮的公寓三楼,代表那些没有被日本政府承认的被捕者发出呼吁,希望能通过广播联系到他们。

我去拜访的那天,朝鲜学教授及COMJAN主席荒木弘(Araki Kazuhiro)正坐在小小的临时胶合板播音室中,为“潮风放送”一日两次的短波播读最近核武器谈判的新闻。播音结束后,我们在一张会议桌上坐下喝茶。荒木说,他认为有400多名日本公民被绑架,而且这样的事情今天还在发生。朝鲜经常会干扰“潮风放送”的信号,和对待其他短波一样。而“潮风放送”也经常转换频率,但朝鲜会马上锁定新频率,继续干扰。

Daily NK和其他广播机构时而会同听众交流,而“潮风放送”则基本是真空操作。除了2002年释放的五位日本人,再没有其他被绑者的音讯。我尴尬地问起:荒木有没有证据证明,朝鲜有人能够——不管他是不是被绑架者——听到这个频道的广播呢?

荒木及其出品人相互商量了一下。“我们曾经听说一名高中生能够在平壤收到我们的节目,但我们也不确定。”他说。茶点过后, 荒木告辞,又回到了播音室。这时候已经快要中午,他还要录完一个朝鲜语片段,下午播往海那一边的朝鲜。

来源:东西  译者:rhine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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